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2208230

[作者简介]敖恩(19542),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002年10月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Oct.,2002

第31卷　第5期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 Vol.31　No.5

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敖恩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　要]　社会是人的社会,时代精神也是人的精神,人的艺术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进行,因而各种风

格个性都会打上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尚等的烙印,社会与时代最终体现的也是人的精神。因此,天生的气质不可能决定一切艺术风格。

[关键词]　

时代精神;社会生活;艺术风格;影响[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7623(2002)0520070204

艺术风格问题,对于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理论研究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外美术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杰出的艺术家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这一位艺术家的全部创作之中,体现在他的作品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对于艺术家来说,探讨艺术风格,可以认识自己的所长与所短,从而发扬长处、补其不足,更好地发挥其艺术才能。可以说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家成熟的标志。

每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由于其生活经历、审美理想以及艺术修养和艺术个性特征等的不同,在艺术创作中对题材的处理、形象的塑造、艺术语言的运用和艺术传达、表现的手段等诸方面亦不同,从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艺术家的艺术风格。换句话说,所谓艺术风格,就是艺术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并通过一系列作品显示出来的,在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统一中的独特艺术个性标志和比较稳定的一种总体美学风貌。它与艺术家的生活个性、修养特色紧密相关。事实上,艺术风格是非常复杂的,它

既与艺术家主观方面的特点有关,也与题材的客观方面的特点分不开,它涉及艺术作品的各个层面,更是从艺术作品的整体上呈现出来。

艺术风格的形成,有艺术家个人的性格、气质等内在心理特征和独特的人生道路、生活阅历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又蕴藏着深刻的客观社会原因。艺术家总是处在一定的时代、民族、文化、地域之中,那么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就不能不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制约。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对艺术风格影响是非常大的。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性的。作为社会性的艺术,不可能不受到社会环境和时代风尚的影响。艺术家作为一定社会的成员,他的创作活动总自然地与一定范围的社会生活密切关联,总是体现着一定范围内社会生活中广大群众或集体的愿望与艺术审美趣味。所以艺术家的个性,也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并参与一定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离开社会与历史,孤立地谈艺术家的个性是毫无意义的。人的理性思维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成熟和发展的,甚至连先天的气质,也可以说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艺术家个性的千差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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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形成艺术风格多样性现象的内在原因。一位生活豁达、为人豪放的艺术家,他的艺术风格就可能豁达、豪放。相反,在生活中严谨持重、心细入微的作者,在艺术作品中很可能形成细腻、柔美的风格追求。

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伦勃郎,在其铜版画名作《基督传道》中,构图严整,人物众多且个性显著。画中多数人是处在饥饿忧伤中的穷苦人。他们的神态,或动作、或沉思、或悲愤、或怀疑、或鄙夷、或麻木,生动入微。这是作者从经常接触到的附近犹太人中观察、摄取而来,这里经过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个性的提炼和取舍。作者通过这样的图式,揭示了标榜“人道”的宗教自身的矛盾。

另外,不同的艺术家面对同样的生活而创做出来的作品也有迥然相异的情况。同样以黄山为表现对象,清初画家渐江的《黄山四景册页》笔墨苍劲整洁,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高雅之感;同为清初画家的石涛所画的黄山笔意恣纵、淋漓洒脱、奇险中兼绕秀润之美。而现代著名书画家刘海粟,则又是一派风光,“在北京画的泼彩黄山天海,用复杂的笔调,画出阔大境界。色度很强,以浓郁深厚的石青石绿朱砂入画,使色彩和墨对照起来,色感更感觉丰富。有时是色彩和水墨淋漓的大泼色,峰峦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闪动。表现出黄山的峻拨雄浑、浑涵汪茫、千态万状的奇观”[1]。

以上例子说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来自于艺术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生活的丰富多样性。艺术风格是在主观的创作个性中蕴藏着客观的社会历史必然性。由于艺术家自身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阅历、性格气质、文化修养等多种多样的主观原因造成他们千差万别的艺术风格。社会生活本身无比丰富的内容给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时代精神是指同一时代的艺术作品常常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体现出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追求。我国秦汉雕刻艺术呈现出淳厚质朴、深沉雄浑之感,如河南、山东等地出土的画像石和陕西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雕塑,都展现出当时的艺术风格。而到了唐代,则显示出豪华壮丽、旷达奔放的丰腴饱满的特色。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又表现出了淡雅清秀和苍润的艺术风格。应该说,它们都是当时社会与时代精神的一种折

射和反映。

传统的艺术史学大都比较注重时代与社会的影响。瑞士著名艺术史家沃尔夫林是第一个通过艺术形式研究艺术史的史学家。他认为不同的时代和民族拥有不同的视觉方式,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看方法。他具体分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16世纪和巴洛克时代的17世纪艺术风格的不同。认为前者产生于一种“线描”式的视觉方式,较客观地寻找事物形体轮廓的美,形成有塑形感的清晰性的风格;而后者是一种“图绘”式的视觉方式,不太受事物真实面目的束缚,并通过轮廓的模糊而产生运动感。线描风格还同时具有“平面”、“封闭”等特征,涂绘风格则具有“纵深”和“开放”等特征。可以明显地看出,文艺复兴艺术与巴洛克艺术在风格上、视觉方式上都有显著的不同。文艺复兴时代的线描风格具有较强的构成性,巴洛克时代的涂绘风格则具有显著的表现性。显然,沃尔夫林把艺术史的发展看成是视觉方式的变迁,却没有说清楚不同的视觉方式是怎样产生的[2](P17)。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却正是个人的、独特的东西。美术史的发展不但能够证明时代、社会对艺术的影响,同样也能证明真正的艺术家超越时代时尚,追求个人风格的成功和一味追逐时尚,失去个人风格的失败。

整个17世纪艺术,虽然有沃尔夫林所说的“涂绘”的特征,但事实上每个艺术家的风格都是不同的。鲁本斯丰满、颤动的人体及鲜艳的色彩与荷兰艺术家伦勃朗的深沉、厚重的风格相比,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两种风格倾向;同样是荷兰画家,哈尔斯、维米尔和伦勃朗的风格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尤其是哈尔斯和维米尔之间,区别非常明显;前者的肖像画热情奔放,可与鲁本斯并称最早的表现性艺术大师;后者则是非常自觉的构成性风格的追求者和创造者。维米尔虽然也采用了沃尔夫林所说的“涂绘”方式,但他概括出的色块感觉比“线描”式的形体构成更富有构成感,如维米尔的《在窗前读信的妇女》,气氛明朗而平静,写实性的纵深感与构成性的平面感非常微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堪称构成性艺术的杰作。

法国著名艺术史家、美学家丹纳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32)并强调时代精神和风俗“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3](P7)。他列举的例子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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