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舒芜谈论历史问题的一封信

评舒芜谈论历史问题的一封信

简要评介了舒芜写给他的朋友彭拜的一封信。舒芜在这封信里，谈到了自己的几种学术代表作，也谈到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思考，对于研究1955年的胡风事件及其改革开放以后舒芜的思想特征，从而加深我们对于20世纪后五十年政治史与文化史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掌握与理解，都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标签：现代史；舒芜；胡风

我收藏了舒芜于1999年10月16日写给他的朋友彭拜的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彭拜兄：

十月十二日长信及尊作《我多想有一身好武艺》收到，谢谢。

路见不平，恨不得有一身好武艺，我也时有同感，尊作发之至畅，这可说明从来武侠小说流行的原因，它有一个极黑暗的社会背景。但李大哥之“派头砍去”，想来也觉可怕。那些拥着挤着看杀头的观众，被排头砍去，固不足惜，但李大哥并非为此，而是以杀为乐，“杀得快活”，这就太可怕了，我还是千万不要遇到他才好。

您对《论主观》等等，现在重看，一定会失望。我若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不会把这样幼稚的东西重新发表的。您说整个“一局棋”，尚无人说清楚，甚是甚是。就已发之文而言，林贤治长文，似乎比较近之。至于我的《后序及附记、又附记》，当然无力说明全局，也未作此想，我想说的只是“我这一份”，只是我这一颗棋子，在这一局之中，走过（和被走过）的那几步，当时我自己的主观心态如何，直接遇到哪几颗别的棋子，直接“走”我的是哪只手，只限于这些。而且只限于现在拿得出文字资料证据的范围；此外虽有确凿回忆，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无文字证据的，概不写入；至于我可以推想、推测、推导出来的人、物、事……，当然更不写入。“这一局”恐怕还会有一些人谈论许多年，让“全局”逐渐清楚，逐渐接近“中心点”吧，非一人一文所能谈完，而且也许永远到不了那个中心点，只能不断接近它吧。我还觉得，今后直接对此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太过，而且越来越少，这也没有办法，连“文革”那么大的事，不也是日益被后代人所漠视所淡忘了吗？造物主的怯，不敢永远保留血痕，人类的怯，什么都善于忘却，这是鲁迅毕生所痛恨的。而鲁迅也自食其报，他不也是日益被后之青年所淡忘了吗？他自己本来愿与他所攻击的时弊一同“速朽”，可叹的是时弊不朽，鲁迅不免于被忘却，胜利的终于不是他！

《我思，谁在？》是别人帮我编的，与《回归五四》多有重复，无甚可观。过些时再奉上。《黄河》双月刊（太原出）今年第六期将有祝勇一长文，谈到我，如见到，请看一看，略有新意。

舍弟方敏（堂弟），是我们“丁酉同年”中最年轻的一辈，现已从安徽科技出版社退休，听我谈到您的平生学行，非常景仰，将要登门求教，先此为介。

次叩复，顺颂

文祺

舒芜上

1999.10.16

舒芜（1922—2009）是现代中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学者。然而，舒芜比较高的知名度，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在胡风事件中的反戈一击，从而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舒芜在历史上受到过著名左翼作家胡风的帮助与提携。他早期的学术名篇《论主观》一文，就是于1945年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的。长期以来，胡风一直把舒芜作为自己的一个亲信，人们也普遍把舒芜视作胡风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是在1949年以后，在中国文学艺术界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周扬集团，而周扬与胡风在历史上的矛盾极深。因此，一个有趣的情况出现了，尽管当时把鲁迅捧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文坛上的唯一圣人，但是与他晚年关系十分密切的胡风，在50年代却始终陷入一种被排挤与被打压的状态。胡风的一帮人，也受到了牵连跟着倒霉。舒芜见势不妙，就想另找出路。早在1952年的5月和6月，他就先后发表了《从头学习》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两文，表明了公开与胡风分道扬镳的决心，从而惹恼了胡风。到了1955年，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又主动地把胡风多年来给他写的信件交了出去，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成为投向胡风的一颗最致命的炮弹。当然，胡风性质的根本改变，不仅让舒芜目瞪口呆，就是连周扬做梦也没有想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胡风冤案的平反，胡风的形象突然之间高大起来，成为一个反抗专制的悲剧性的英雄人物。他本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则被许多人忽略甚至被一些人有意地加以掩盖。作家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胡风妻子梅志的《胡风沉冤录》、胡风之子晓风的《我的父亲胡风》等书都十分畅销，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舒芜的那种卖友求荣的恶劣行为，则受到了人们的严厉谴责。特别是《后序》发表之后，引起的非议不少。《回归五四》一书，汇集了舒芜一生里最为重要的几十篇文章，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心得结晶，从中可以看得出舒芜几十年来研究的历程与特色。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后序》，其实就是一篇思想与创作的自传，先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上发表，以后又收入《回归五四》一书中，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舒芜撰写《后序》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20世纪50年代他上交胡风信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明白。舒芜的确是十分聪明的，但他的种种说明甚至某些辩解，似乎还是让许多比较敏锐的读者感到有些失望，认为他并没有体现出承担历史责任的诚实与勇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逐渐退去，理性开始显现，事情的复杂与微妙显得出乎意料。人们慢慢地发现，其实胡风与周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两人同样拉帮结伙，文艺理论同样“左”得出奇，只不过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受宠、一个受压而已。通过已经公开的某些文献资料，特别是胡风与其心腹之间的若干通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胡风在中国文艺界拥有了与周扬一样的权力，他干的缺德事情绝对不会比周扬少。早在舒芜上交胡风信件之前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试图通过上纲上线的政治手段打击周扬一伙，希望最高领导能够用党内斗争的残酷办法来解决所谓的宗派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的第四节之中，一共引用了舒芜的十封信，再加上平时的谈心材料，从中分析舒芜的所谓反党心思，进而揭露舒芜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还说舒芜是打进党里的内奸，是一个叛党分子。因此，胡风将私人信件用于公共事务特别是用来打击对手，居然还早于舒芜一年。难怪在舒芜逝世之后，周筱分别在《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悼念舒芜：胡风才是真正的告密者》、《舒芜：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两文，呼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矫枉过正的倾向，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反过来把舒芜当成纯粹的受害者，往他脸上贴金，说他引用胡风信件“只是为了证明胡风的宗派主义，希望他改正宗派主义错误，一同前进”[1]，这就距离历史事实太远，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可笑了。舒芜致彭拜的这封信写于1999年10月，其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舒芜试图说明，尽管自传性的长文《后序》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或者改变。他在信中“至于我的《后序及附记、又附记》……”那一段话非常重要，隐含着多种复杂而微妙的意思，流露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与无力，颇有史料价值，很值得人们细细地体味。

第二，舒芜在信中表示，在他看过的与胡风事件有关的研究论著当中，他比较欣赏或者比较认可的是林贤治与祝勇的文章。林贤治的文章指的是《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发表在《黄河》1998年第1期上。祝勇的文章指的是《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发表在《黄河》1999年第6期上。这两篇长文都是胡风事件研究史上重要而且绕不开的论著，尽管其中的某些观点也引起过某些争论。舒芜对它们的欣赏与认可，无疑表明了他自己的某些倾向性。

第三，舒芜的著述很多，其中《回归五四》与《我思，谁在？》是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论著选集。在这两部论著选集中，舒芜比较看重的，还是他自己选编的《回归五四》一书。他认为《我思，谁在？》一书是别人编辑的，与《回归五四》多有重复，价值不大。

第四，舒芜在信里谈到自己早期撰写的一些学术研究论著时，还是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冷静和清楚的思想认识。像崇尚个人主义的《论主观》等文，在发表之初在左翼文人圈内的确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并因此而受到一些“左”倾僵化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