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及三国格局演变—以博弈论视角分析

【学术】襄樊之战及三国格局演变——以博

弈论视角分析

襄樊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一次关键战役，确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魏蜀吴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断进行博弈，外交政策屡次更迭。本文以博弈论的视角探讨襄樊之战及战后各国政治策略的合理性。

一、赤壁之战后魏蜀吴势力变迁

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一心想统一全国的曹操惨败而归，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南征，仍为实力最强的军阀；孙权经历大战洗礼，巩固了江东霸主的地位；而一直寄人篱下的刘备时来运转，获得荆州多数州郡，随即占领益州全境，夺取汉中，实力扩张之迅速，令曹操、孙权倍感威胁，三国形势及政治策略悄然发生转变。

1、荆州战略的意义

荆州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关乎三政权生存发展。荆州毗邻曹操统治的核心区域许昌，是进入中原的咽喉。曹操北征柳城时，刘备曾劝刘表偷袭许都，刘表不听，等曹操率军回归后，刘表深感后悔。汉晋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谓备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荆州扼守汉江与峡口，位居东吴政权上游，如一把利剑悬在其上，严重威胁其安全，孙吴三代视之

为争霸的根本，孙坚甚至死于与刘表的交战中。“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同时，荆州是刘备政权北伐的基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两路北伐的设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因此，荆州的战略意义对魏蜀吴三家都非常重要，是争夺的焦点。

襄樊之战发生前，荆州七郡为三家瓜分。曹操控制北面的南阳郡，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江夏为孙权控制，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关羽镇守，面临双线作战。

2、孙刘战略形势发生转变

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据了江夏、南郡，刘备占据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南郡频临曹操控制的南阳郡，将刘备与曹操实际控制地区割裂。鲁肃劝孙权把南郡“借”给刘备，“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一是壮大刘备实力，使之充当东吴抵御曹操的前哨；二是为了维系孙刘联盟。可是，刘备势力的迅速膨胀远远超出了孙权君臣的预料，夺取益州后，刘备独霸西南，版图大有超越东吴之势，成为孙吴政权的最大威胁，孙刘联盟随着实力的不均衡增长而产生裂痕，双方矛盾与日俱增。占领益州后，孙权曾讨要南郡，刘备不许，“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派兵强夺

数郡，刘备率军来夺，战斗一触即发，恰逢曹操平定汉中，益州受到威胁，刘备做出让步，割长沙、桂阳给孙权，算是偿还了南郡。在这次博弈中，刘备、孙权都做出了最优策略，孙权获得2郡，版图有所扩展；刘备表面上维持了孙刘联盟，确保单线作战，随后攻占汉中，双方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217年，鲁肃之死成为孙刘联盟破裂的导火索。鲁肃生前认为曹操势力强大竭力维系联盟，“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接替他的吕蒙则是主战派，主张武力夺取荆州消除刘备对东吴政权的威胁，“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认同吕蒙的观点，为偷袭荆州做准备。

二、襄樊之战中的三方博弈

219年，刘备大败曹操，夺取汉中，版图进入顶峰，曹操进入守势。同年，镇守荆州的关羽北伐襄阳、樊城，先胜后败，前期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随后曹操、孙权形成联盟，关羽两线作战，兵败身死，丧失荆州，蜀汉政权元气大伤。

1、关羽出兵的合理性

本文运用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对三方策略合理性进行分析，假定三方策略皆为理性选择，都能根据对手的策略制定下一步计划，保证利益的最大化。

关羽拥有镇守、出兵两种策略选择。不主动出兵可以固守三郡，出兵可能陷入双线作战，面临孙权、曹操夹击，风险性大，但是他选择了出兵。

曹操面临抵抗与放弃两种选择。放弃襄樊意味着中原门户大开，曹魏核心统治区域不保，曹操选择了坚守襄樊。虽然被水淹七军，“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但是城池始终没有失守，成功拖住了关羽主力，为孙权偷袭创造了条件。

孙权有三种选择，攻曹、攻刘、中立。攻打曹操是最差策略，孙权在多次合肥之战中皆惨败而归，攻打曹操也不会使版图扩张，只能减少关羽的军事压力；

中立不出兵是中策，两不相帮虽然没有损失，也错失奇袭荆州的良机；所以孙权选择了结束孙刘联盟，“袭其空虚”，偷袭刘备控制的荆州另外三郡。

我们根据襄樊之战的最终结果逆向推测，探究各方策略合理性，实现最佳收益的一方既策略合理，损失惨重、得不偿失的一方则是策略不合理。孙权奇袭荆州得手，将刘备版图遏制在峡口上游，消除了来自上游的威胁，实现了预期目标，偷袭荆州是最优策略。曹操坚守襄樊，度过了统治危机，瓦解了孙刘联盟，严重削弱了蜀汉的实力，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坚守是上策。关羽兵败人亡，荆州沦陷，蜀汉失去了东面出兵的基地，“隆中对”两路北伐的设想彻底化为泡影，上升势头彻底被遏制，只能固守一隅。荆州丢失使蜀国在三国战略上陷入被动，出兵襄樊是最差策略。

2.孙权、曹操之间的博弈

水淹七军后，关羽声势达到了顶峰，成为曹操、孙权共同的敌人，两位死敌结成了同盟，达成共识，曹操在正面战场拖住关羽，孙权背

后偷袭。三国志的记载自相矛盾，关羽传记载，曹操“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曹操寻求与孙权联盟，孙权掌握主动权；董昭传记载如下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曹操占据主导权。总而言之，面对声势滔天的关羽，曹操、孙权决定夹攻关羽。为了减少损失，曹操还是暗中把孙权偷袭信息透露给关羽，引导其与孙权主力激战。“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东吴早已为奇袭荆州做了充足准备，逢此良机，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三郡。

乍看之下，曹操、孙权的收益与付出不成正比，曹操消耗了大量

人力、财力，给孙权做嫁衣，让其占据长江以南的荆州全境。但在宏观战略上，曹操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第一，直接削弱了主要敌对势力刘备政权的实力。刘备丧失了东路北伐的基地，只能程序化的出兵陇右，诸葛亮、姜维先后十几次北伐，规模一次比一次小，威胁越来越小，从大规模出征逐渐变为边境骚扰的局部战争。襄樊之战后，刘备政权再也没有对曹魏造成实质性威胁。

第二，巩固了中原地区的统治。孙权占据荆州大部分后，为曹操阻断了刘备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东吴固守荆州尚可，缺乏北伐的能力，曹操中原地区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原因如下：一是东吴擅长水战，陆战能力奇差，自守尚可，不具备北伐的能力。二是东吴军事组织依靠世家大族，顾、陆、朱、张四大家族控制着政权与军权，世袭领兵，盛行私兵。“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吴军战斗力与士族利益息息相关，当外敌来犯或是攻打山越等少数民族时，东吴将领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增加私人财产，积极迎战，战斗力极强；反之，北伐远离故土，家族获益不大，故消极迎战，北伐屡次失败。

第三，孙刘联盟解体。孙权的偷袭令刘备愤恨不已，“汉主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随即发动了夷陵之战，蜀汉政权再次惨败，东吴亦有所损失，各国此消彼长，曹魏一家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