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的秋写作背景

《故都的秋》写作背景

据郁达夫日记记载，《故都的秋》这篇散文作于1934年8月17日，是他到北京的第四天。郁达夫第一次到北京还是在他1913年去日本留学之前。年届不惑的郁达夫在经过21年的奔波后再次回到这物易人也非的故都，必然会感慨万千，就像是多年后邂逅一位一起长大的好友，眼睛里写满的除了亲切与兴奋，还有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沉重。

郁达夫和北京的感情深而且浓，就像故都的秋色一样。他此次到京第二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卖旧书之伙计某，还记得我十年前旧事，相见欣然，股股道故，像是他乡遇见了故知。”

1923年秋，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不得不为了生计打算应聘到北大讲授会计学，度过了一年多孤独而苦闷的生活。这在去北京半路上写的《海上通讯》里就做了预言：“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这期间的心情在他的作品里充分表现了出来。像他自己在1927年所写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认同的观点一样，“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其中还说，“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忙碌，在1924年中间，心里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这“不多”的作品包括散文《零余者的自觉》《一封信》《北国的微音》《小春天气》，以及短篇小说《薄奠》等。这些作品，尤其是散文，像作者生活的镜子一样，反射出孤独苦闷的寒光。

在孤独苦闷的日子里，他经常出入旧书铺，难怪十年后卖书伙计还记得他。而这也一定就会触动他陈旧而脆弱的心弦，拨动起当年浓浓的忧郁。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但过去并不等于消失。往事已不再清晰，而当时的情绪却像生存中永不消散的雾霭一直笼罩着他，成为心灵的底色。而我们也只有穿过历史的层层迷雾，才能准确地为文章把脉，探寻出一条通往作者心灵的小路。

从字面看，“故都的秋”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这里，“故都”是指北京无疑，而“秋”又是哪一年的秋天？1923年，郁达夫到北京已是10月10日，只赶上秋的尾巴。而这也确实是个多事之“秋”，正赶上新总统曹锟晋京。1924年，他才在北京度过完整的一年。否则也就不会有另一篇散文《北平的四季》了。

而文章说“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却与事实不符，恐怕是作者有意遮掩。因为在1926年6月19日，因其子龙儿在京患脑膜炎夭折，郁达夫从广州回到北京一直住到10月初才离开，恰好将1923年不得全顾的“秋”补上了。

那三个多月，“完全沉浸在悲哀里”，甚至“当微凉的早晚，我们俩（指作者夫妇）都想换上几件夹衣，然而因为怕见到他（指龙儿）旧时的夹衣袍袜，我们却尽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谁也不说出口来”，还哪有心思去品味故都的秋色呢？但是，这样的秋天，作者又怎能从记忆中抹去呢？恐怕是另有原因。这需要我们对文章写作的具体过程及场景进行分析。

据当天日记记载：“晨起，为王余杞写了二千字，题名为《故都的秋》。”前一天的日记中还谈到：“接人间世社快信，王余杞来信，都系为催稿的事情，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坐索”，作为着名作家，这样的事情自然是家常便饭。王余杞和郁达夫素有往来，这次到北京

之前，远在天津的王余杞还提出要为郁达夫及其家人办理“胶济津浦路免票”手续。

如此看来，接到王的催稿信后，郁达夫就不得不提笔了。然而，郁达夫又为什么单单去写故都的“秋”呢？可能是“应物斯感”吧？因为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说道，“晨起上厕所，从槐树阴之中看见了半角云天，竟悠然感到了秋意，确是北平的新秋”。可是，即使对于北京的秋，他也是怀着深刻超常的感情，甚至如文章结尾所言，“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如此深刻的眷恋区区二千字岂能道尽？我们还可以算一下速度账。1932年写《迟桂花》时，他连续三天的上午各写了四千字，午后还能写上一二千字，这当然要考虑到文体的不同，而舒适安然的写作环境也很重要。

写《迟桂花》时，他独自一人住在杭州西湖医院的睡明楼上，除了安心养病，没有多余的烦恼。创作力旺盛的那三天都是凉爽的雨天，而且他“早睡”“睡得快适无比”，之前又经过数日的酝酿，原计划能写一万五六千的文章，结果写出了二万一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