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的分析：好

01这是一个情节凄悲的电影：二战时，一个城市贫民，里奇，终于得到一份贴海报的工作。

工作的必要条件：自行车，是用全部家当换来，却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偷走。

里奇带着六七岁的儿子满城乱找。

最后，狂乱之中，偷了另一辆就跑，却当场被捉，被打骂，儿子扯着父亲衣服哭。

车主决定不追究。

绝望的里奇牵着儿子的手，缓缓隐没于人海之中。

它是凄伤的，但不是哀怨的，也不是压抑的、幽闭的，或哭诉式的，更不因世道险恶人性粗劣而有意强化某种报复心理，来渲泄对人生的恨意，打击所有的观众或潜在观众。

我非常喜欢如下的情节：里奇让朋友帮着找车，于是一帮人出发到自行车批发市场。

我原以为那时自行车一定很少的，否则为什么会答应。

但这市场竟似一望无际。

有趣的是，无论领头的怎么分工，这五个人却始终走在一块，好像在取暖，又像在小孩玩过家家。

里奇让儿子在河岸边等，他自己下去寻找偷车贼，忽然听到数人大叫：孩子落水了！他慌忙往回冲，喊儿子名字。

落水儿童被救上来时，他刚好看到那个小身影出现在梯级尽头，抱了衣服坐下，孤独地，高远地。

此刻，自行车忽然轻如鸿毛。

于是里奇带儿子到餐厅吃饭，两瓶酒！两个干酪面包！这在以前大约是没有的事情，何况在自行车刚被偷，难得的工作即使失去的时刻！小男孩纯真的惊喜在屏幕绽放。

父亲说，喝酒！男子汉就该这样！别让你妈妈知道。

还有一个情节是：最后，自行车主人凝视着里奇，决定放过他。

里奇回家。

我愿意将这个70年前的黑白片看作人生的隐喻。

如果人生惨淡，这也许是上帝安排。

我们注定找不到那辆自行车，无论它多么珍贵，寄托了多少希望。

假如人生注定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带那个疲惫的孩子上餐馆，用仅有的生活费为他要两瓶酒，两个干酪面包，让他在失望中也有光辉有自豪，知道人生艰辛，但有报偿。

无论自行车有多么珍贵，人生也始终有比它更珍贵的东西。

中国也有一部《十七岁的自行车》，也讲偷车与被偷。

我已经忘了大部分情节，但是，记得在看的过程中，是如何的难受。

那种无处可逃的压抑阴暗追逐着所有的人。

我甚至想跳起来大喊。

这样的观影经历，是可怕的。

我不知道导演到底想要批判什么暗示什么，如果他用了这么多精力，只为了告诉大家关于仇恨与绝望的存在，这真的太可怕了。

这部电影获得了许多的奖。

对西方人来说，它对时代的意义也许是丰富得多的。

为了跟踪偷车贼，里奇闯入正在做弥撒的教堂，引起众人怒目，秩序混乱。

是的，他不在意什么弥撒，因为知道这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他随后却去找算命婆，想从旁门左道得到上帝的指示，但却只得到了几句胡说。

是看完这两段我才注意到，对二战时的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不寻常的。

无论是把持教堂的虚拟的上帝，还是那个算命婆，上帝的民间代言人，都无法拯救里奇的巨大损失，不能让他黑暗的明天变得光明。

上帝已死。

这一声大喊可能真是极端震撼的，但在从无信仰的我们看来，好像西方人挺装的。

大概，没有信仰的人始终也无法真正了解信仰沦丧的痛苦吧。

002影片从人群中开始，在人流中结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立意：从芸芸大众里随手捞出一个蚂蚁一般毫不起眼的个体，用眼睛跟随他度过了戏剧性的几天，然后再重新把他掷还进人群里。

而这个戏剧性的全部起源和中心，就是一辆自行车，但在自行车以外，乃是Antonio背负着的生活的压力，对妻儿的职责。

所以真正的戏剧性，是压力、职责与贫穷、挨饿这两大力量在自行车这个决定性力量身上的交汇，这种交汇是可笑的，因为自行车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但同时这种交汇是确实的，因此这种交汇是辛酸的。

比较喜欢的是这样两个段落。

其一是Antonio和心爱的儿子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突然兴起，来到一家饭馆吃了顿简单的午饭。

在这里，有一双投射自装扮考究、奶油气四溢的富家子弟眼中的扭曲的骄傲的光，这神情令人难忘，想必也深深刺到了小Bruno。

如果古旧的电影史对意大利电影传统的描述属实，那么如果没有阶级冲突在餐馆中的碰撞，这样的左派电影在效果上将是绝对乏力的。

但是我更欣赏的是至少有那么一刹那，连日来被自行车问题折磨得要死的Antonio恢复了底层人民平素的快乐状态，毫不保留地微笑着享受生活，享受味觉。

当然，随后他看到钱包，重新陷入到无望的思绪中去了。

其二，是结末，Antonio选择了去偷车。

这是个戏剧场面，但经过渲染，已经去除了主要的唐突，显得甚为自然。

偷车当然没有成功，失主也看在他儿子的面上原谅了此举，但毕竟丢失的自行车并没有找到。

Antonio只能与自己的儿子举步维艰地融进人流，在前面等待他的，是失业和挨饿。

这是真实的人生，无所谓喜剧结尾，也无所谓悲剧，只是从头到尾透着艰难。

我熟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感到亲切。

手法是古旧的，结尾也还是古典的“留白”手段，但整个气氛、情节，甚至音乐，我都不觉得隔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生活在这种为了一辆车为了一袋米都要全盘修改生活计划的家庭里。

00003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就从已经失业两年的安东尼奥•里奇刚找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讲起。

二战后的意大利正是满目疮痍，举步维艰，高失业率让整个罗马陷入了贫困与恐慌，每份卑微的工作都有无数人争先恐后。

里奇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贴海报的工作必须要骑车代步，而雇主却并不提供自行车。

为了做这份工，里奇的老婆玛丽娅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陪嫁床单拿去当了，一家人只好睡光床垫，才赎回了先前为了吃饭而当掉的旧自行车。

对里奇来说，这辆破车可是全家生计的重大命脉，也是唯一可赖以改变命运的寄托与希望。

里奇六岁的小儿子布鲁诺对爸爸这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视若珍宝，每天把车擦得光光亮，连多了个小小的坑洼都铭记于心，像个小男子汉子似的挥着手抱怨当铺伙计们对车子不够上心。

他把对爸爸的崇拜全写在脸上，大清早父子两个都穿着粗布连身工装裤去上班，每人上身口袋里都插一个妈妈做的蛋饼卷当午饭，笑容灿烂，朝气蓬勃——崭新的一天，有工作、有收入的一天，就要开始。

相对于小布鲁诺的天真可爱，影片中里奇这个人物则具有多个层次。

他在刚找到工作时兴奋异常，可一听必须要有自行车便马上抓狂，像个小孩似的在老婆面前唉声叹气，等玛丽娅给他想办法。

车子被抢之后他惊惶失措，也是找了当清洁车司机的朋友帮忙才稍做安定。

随着希望越走越远渐渐消逝，他的焦虑与绝望也越来越强，直到最后，能否找到自行车已不仅仅是生计问题的必须，更是一个父亲在孩子眼中的尊严与形象。

而当这份尊严在无情的生活面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之时，他的沮丧直接演化为焦躁，无辜的小布鲁诺便成为了出气筒。

可一旦布鲁诺的安危成为了眼前的头等大事，父爱之情则又立刻战胜一切，这个高大的男人手忙脚乱，几乎是在百般讨好身边那依然气鼓鼓的小家伙了。

饰演里奇的业余演员朗培尔拖•马奇奥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在成名前的确是个蓝领车工，他微微凹陷的脸颊和说话时聚作一团的抬头纹都让人对他有种无言的叹息，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的眼睛，那里面蓄积了某种看似平缓却又默默暗涌的忧伤，浸泡着很多欲言又止的隐忍与酝酿，仿佛两口苦水井，深不见底。

这样一个里奇十分令人难忘——他那种独特的忧伤绝不是风花雪月伤情感怀的产物，那是经历了生活最严厉打压磨砺后由内向外渗透出的疲惫，与之相应的还有下意识的肢体倦怠。

马奇奥拉尼的里奇动作总是很慢，车子被偷后他并没立刻去追，而是站在原地错愕发呆，这几秒钟的时差刚好帮助了小偷及其同伙的逃脱；他追一个讨粥的老头，慌慌张张带着小布鲁诺闯进教堂，却总是迟一步，慢半拍；他迈腿的动作异常沉重，好像必须挣脱什么无形的阻碍之后才能终于迈出那一步似的。

这样一个人物瘦、高、迟缓、忧郁，在与命运疲惫对抗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维系一个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所不能形象的幻影，这使得一系列愈来愈恶化的事件中他与小布鲁诺在餐馆里那一瞬间的快乐更加明亮而珍贵，同时又强化了后面突发事件的严重度与毁灭性。

除了里奇与小布鲁诺寻找自行车的主线，电影也非常巧妙的把现实批判融于辅助人物与场景安排中。

偷车小贼的可怜母亲是位很典型的下层妇女，她护子心切，面对里奇的质问能张牙舞爪，可一面对代表了国家权力的警察便立刻软下去，虽怒目相向，但总归要放任人家搜自己破破烂烂的家。

与小贼合伙销赃的老头衣衫褴褛，一方面胆小怕事，里奇随便威胁两句就把什么都招了；另一方面又是老奸巨猾，像条滑溜溜的鳗鱼似的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

里奇丢车后报警引出了政府的不作为，老头讨粥则引出了上帝之名面对巨大社会贫困的无能为力，在政府与宗教救赎两条道路都堵死了的情况下，战后意大利的底层贫民们，除了偷与抢，在罗马这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大城市里，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偷自行车的人》原著由意大利画家、作家兼诗人的路易基•巴托里尼（Luigi Bartolini）创作于1946年，电影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48年搬上银幕。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整个世界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电子技术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奇迹，但与此同时，就业状况并未得到质的改善。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尔德曼国家政策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新书《余震》（Aftershock）中指出，造成经济增长泡沫、高失业及经济恢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及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

莱克教授将新世纪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社会财富的份额与历史情况作比，发现只有1928年及2007年中，1%的社会最高收入人群占据了超过23%的社会财富，而这两个极值年，刚好分别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前一年。

莱克教授认为，只要社会财富继续集中，贫富分化的不公现象得不到根本性、制度性的改善，美国的复兴之望便遥遥无期。

从这个角度来看，1948年的《偷自行车的人》在现实意义上绝不遥远，它为所有的失业与贫困塑造出了最生动的具体形象，它永远提醒着我们，国家与政府必须致力于社会的公正与制度的公平，必须致力于财富的合理与公平分配，而不是相反。

电影最揪心的一幕是结束前五十秒钟，里奇与小布鲁诺随着人潮被推搡着无目的地前进。

德•西卡对这一幕的布光把握实在令人惊叹，小巷口的夕阳先是很快地掠过里奇的右脸，在明暗交织的那一瞬间，里奇还在竭尽全力努力维系着他的镇定。

镜头切换，是满脸泪汗的小布鲁诺瞪大双眼，抬起头来看着身边高大的爸爸。

下一秒钟，阳光消失了，里奇低下头看走在身边紧握他手的儿子，所有的委屈、艰辛、绝望、愧疚、无奈、悔恨全纠集到一起，瞬间冲上眉头。

就在那一霎那，里奇哭了，这个高大、强壮、奔波了一整天的男人终于在自己六岁的小儿子面前哭了。

镜头再次移到小布鲁诺身上，他不停地抬头看爸爸，与此同时，里奇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布鲁诺的小手，紧紧地，父子俩什么都没说，只是向前走，向前走，漫无目标。

什么是失业的滋味？这就是失业的滋味，是被生活推搡、挤压，在彻骨的黑暗中毫无目的地滚、爬；是踩着耻辱、压力与彷徨的尖刀依然必须扛起家庭与责任的决绝；是遭遇不断的创伤、打击、否定与绝望后石块一样的沉默；是里奇脸上终于没能忍住的眼泪与小布鲁诺眼里不见未来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