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结构的转喻认知理据

2005年第6期 外 国 语 总第160期 No.6, November 2005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60 40

文章编号：1004-5139（2005）06-0040-07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语言结构的转喻认知理据

李勇忠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7）

摘 要: 理想化认知模型在转喻的理解和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转喻的运作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由一概念实体向另一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操作。从类属程度和认知域的本体特征出发，转喻可分为高阶转喻与低阶转喻，高阶转喻直接利用类属ICM 进行映射，影响语言结构，具有语法转喻的特性。祈使句、词类的再范畴化和述谓结构以及what 特殊疑问构式，无不体现了语法转喻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 理想化认知模型；语法转喻；转喻定义；语言结构

Metonymic Motivatio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LI Yong-zho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FSU, Beijing 100089;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 China)

Abstract: ICM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oduction of metonymy. Metonymy is a cognitive process in which one conceptual entity provides mental access to another conceptual entity within the sam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Based on the degree of genericity and the ontological nature of domains, metonym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kinds, high-level metonymies and low-level metonymies. High-level metonymies directly make use of generic ICMs, an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linguistic structure, thus boasting grammaticality. It is easy to find the impact of grammatical metonymies on linguistic structures via analyzing imperative structure, the recategorization of words and predica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What”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CM; grammatical metonymy; metonymy’s definition; linguistic structure

一、引 言

以Lakoff & Johnson [1]的“Metaphors we live by ”的出版为标志的隐喻研究，无疑是一场针对传统修辞学的巨大革命，隐喻作为认知机制一度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作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基本的转喻，学界却关注不够。回顾转喻的研究历史，我们发现，上个世纪末，学者们更多地是关注转喻的定义和分类[2][3][4][5][6]，转喻图式的语用推理[7][8][9][10][11]以及隐喻的转喻理据[12][13]。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从概念层面研究转喻，很少关注语言结构与转喻的关系。迄今为止，只

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现象。Panther 和Thornburg[14] 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我们[15]已就语法转喻对语言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旨在进一步揭示语言结构背后的认知机制。 二、转喻的定义

对转喻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传统研究一直把转喻视为词语之间的相互借代，认为是借用与本体事物有着现实联系的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本体事物。Lakoff [16：78]把转喻看作是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

（ICM）中的代替关系。如果说隐喻是在两个不同的概念域之间的映射，那么转喻则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运作。Langacker[4]把转喻定义为“一种参照点现象，是一个实体通过转喻表达以参照点的方式为目标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过程。”Radden & Kövecses [17：21]在借鉴他人的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广为人们接受的新定义：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一个概念实体（即源域）为另一概念实体（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操作过程。

笔者认为，这些定义揭示的只是转喻的某些常见特征，并未揭示其全貌。Lakoff & Johnson [1]认为转喻的主要功能是指称，如：Bush attacked Iraq（布什攻打伊拉克）。但我们发现，转喻并不只局限于指称，如在Mary is just a pretty face（Mary只不过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中，转喻并不用于指称，而用于述谓；只不过转喻用于指称的频率要比用于述谓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关系和指称功能不仅仅只限于转喻中，某些隐喻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如There is the pig waiting! 此处pig 指称“行为像猪一样的那个人”，行使指称功能，试比较：John is a pig, 此处pig行使述谓功能。为此，我们认为对转喻进行定义必须考虑两个参数：（1）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互关系；（2）两域间映射的类型。转喻的运作总是发生在主域与次域之间，主域是一个矩阵域（matrix domain），由诸多的次域组成。主域是一个完形，它与次域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主域与次域的关系确定了两种转喻：一是源域为目标域的次域的转喻，如：The sax won’t come today, “the sax”是“the sax player”的次域；另一种是目标域为源域的次域的转喻，如：他爱读鲁迅，此处“鲁迅”转喻指称其作品，作品为次域。我们可以把第一类转喻称为目标域内包源域的转喻（source-in-target metonymies），第二类为源域内包目标域的转喻（target-in-source metonymies）。这种分类的长处在于摒弃了传统转喻局限于“部分代部分”的不足，能更好地解释语言交际，从语言的回指现象可见一斑。例如，当目标域内包源域的转喻为一个回指代词提供前指项（antecedent）时，其时的指称对象总是指向转喻的目标域，因为目标域是转喻的矩阵域，如：

（1）a. 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 and he is getting restless.

b. *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 and it looks rather stale.

对于源域内包目标域的转喻，回指对象是作为矩阵域的源域，如：

（2）小李非常爱鲁迅，常读他/*它（们）。

通常，在转喻中，回指的对象总是主域而不是次域。因为人们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选择明晰的、不易产生歧义的认知域来表达，主域作为易感知的完形，正是首选的对象。

Langacker[4]认为转喻的实质是在心理上通过一个概念实体把握另一个概念实体，他把其中的一个概念实体（即源域）看成是观照和理解另一概念实体（即目标域）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我们认为，Langacker只是从认知角度对转喻进行定义，并未考虑语言使用的语用因素，因而缺陷是明显的。激活（activation）在解释转喻的认知语用特点时，比映射（mapping）或突显（highlighting）更具阐释力。Croft [2]从体现在同一认知框架即矩阵域的百科知识出发来考察转喻的邻近性，他认为转喻的运作实际上是次域与主域之间的相互突显，而不是像隐喻那样在两个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我们支持Croft的观点，我们提出的定义是：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出于交际需要，语用者用一个认知域激活另一认知域的操作过程。

三、转喻的分类

转喻的分类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它关涉到对转喻本质的理解。P & T [10]把转喻分为三类：指称转喻、述谓转喻和言语行为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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