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简介及其思想分析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 成《仁学》2卷。（①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②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③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④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政变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年33岁。临刑绝命词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生平遗著编入《谭嗣同全集》。留有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众所周知，梁启超和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两位先驱。其中，梁是变法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并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和自己的维新式君主立宪制观点；谭则是变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组织者，在变法失败后作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义，召起了人们爱国的热潮，点燃了日后革命的火种。无需置疑，他们都为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两个人，结局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西太后决定兵变之前，康、梁、谭等变法领导人都已从光绪的衣带密诏和民众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泄。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康、梁风行雷厉，迅速逃往日本，准备往后死灰复燃。谭嗣同在他们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作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来。他坚决地说，“各国变

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就这样地去了，而梁启超却继续主持变法。当我们现在看到那时的风云，该怎样评价谭和梁的行径呢？谭的话是否有矛盾呢？

和谭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梁贪生怕死；和梁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谭木讷不化。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变法需要谭嗣同这样舍己为公，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民心的；也需要有梁启超这样的人，以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如果没有谭嗣同，变法行动必将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无流血者，国之所以不昌也。变法失败时，就是需要这样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的死，来唤起人们对变法需求和信任。没有谭，那么梁启超就是上天入地，也无力阻止变法的早早草草地收场。要进步就是需要有所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谭的另一句话说得更有道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梁启超就是此“行者”。要使变法再次成功，就必须要保存实力。因此，梁启超无可厚非地作为“保留品种”留了下来。虽说梁最后还是没有力挽狂澜，再次发动变法，但是，谭嗣同的眼光是相当有远见的。全像他那样就义了，当然不可能“图将来”。但是，他选择了自己留了下来以酬民心，梁启超去继续他们的事业。这，都显出了他舍己为公的精神。

在知道了梁和谭的事迹后，我们的同学不是笑谭“愚鲁”就是骂梁“怕死”，但是，宏观上来看，变法有谭嗣同，又不能缺梁启超。历史也就是这样，既要歌功“舍己为公”的壮烈，又要发扬“东山再起”的魄力。但是，两者不可兼得而不可缺一，不是吗？

谭嗣同选择英勇就义，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变法的决心，这无疑是对顽固派的有力冲击，而且坚定了仁人志士的变法救亡的决心，但是，谭嗣同把变法失败归结为中国历来没有为变法流血牺牲者是片面的，但他的死，正表现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英勇斗志，他死得其所。

如果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一起逃跑，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一来可以为变法保存有生力量，有望他日东山再起，为中国尽力，又可以减少牺牲。

但是，不管谭嗣同的选择如何，都已经成为历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仍然视他为英雄，戊戌变法的流血牺牲者。

其父为湖北巡抚谭继洵，5岁读书，15岁学诗，20岁学文。钻研儒家典籍，广泛涉猎文史百科，对中国国学有较深造诣。同时其又致力自然科学之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谭嗣同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

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1896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1897年，协助湖南

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谭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援，杀荣禄、囚慈禧，不料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谭嗣同谭曾著《仁学》一书，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通为第一义”。

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并且认为儒学“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专制网罗。对秦汉以来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

《仁学》一书还有惊人之议：“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原诗应为“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现在所见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应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此说在史学界并未得到公认。

北京的谭嗣同故居谭嗣同故居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号。谭嗣同还被称为清末维新四公子，另外三人是湖南巡抚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之子吴保初。

^ 两昆仑是指何物？一直是历史学家好奇之处。梁启超认为“两昆仑”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也有人认为“两昆仑”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亦有人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的两个仆人，《唐人传奇》中指仆人为“昆仑奴”。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几十年来，研究谭氏生平及思想者不乏其人，在大陆是热门课题，在海外亦非冷门。而在众多的论著中，分析谭氏思想的似又占了多数。最近有幸拜读了张灏先生的新著《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