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谢舒婷20120201160

【摘要】1949年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的中国，逐步建成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期间，商人阶层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从被取缔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再到改革开放的空前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以及揭示了中国不断谋求发展的决心。

1949年，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工人阶级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使商人阶层的地位在建国之初被取缔，而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被抬高，达到空前的高度。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导致商人的社会始终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这一社会现状，即便是“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得到改观，近代工商业的开路者李鸿章就曾言“与其病农, 莫如病商, 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而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这一道理看似简单，但在我国，其先后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改革，才最终被确定。而随着这种观念改变的，便是商人阶层的地位。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里，商人阶层既有最艰难的时期，但也最终因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背景，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利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商人阶层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一定的重视，反而由于阶级矛盾的根深蒂固，商人阶层处于被取缔的状态。1949年3月，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中国阶级力量和由此决定的新中国的建设道路作了进一步阐明。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地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这是一个完整的分清敌、友、我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纲领，而商人阶层则是明确地被视为“敌”。毛泽东同志作这样的规定，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状况的。他注意到“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而资产阶级，作为个体

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中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商业产值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对于刚刚成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而言，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成为了最重要的任务。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将个体经济、手工业经济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等语义取缔。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商人阶层真正陷入了社会结构的最底层。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无产阶级认为中国已经通过革命与专政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要解决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问题，即“左倾”，以防止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革命就不是一次所能完成，而是要长期、不断进行的。而这场革命的重点，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需要发动群众，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来进行的原因。但是，文化大革命逐渐被江青和林彪集团利用，以致出现的一些做法如“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导致了整个党和国家的大混乱。在这场革命中，不仅商人阶层遭到了无情的批斗，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这长时间的社会动乱造成了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商人阶层地位的空前低下，使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整个国家的发展呈现退步趋势。

整体而言，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新中国搞土改斗地主，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大肆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反对地、富、反、坏、“右”的自私自利，不断地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这个历史时期在我国商人逐渐销声匿迹。

1975年，第四届人大闭幕之后，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千疮百孔的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使中国的商人阶层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也使中国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轨道，逐渐摆脱贫困，日益强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大国”。这一改革，就是“改革开放”政策。而在经济领域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过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允许市场作为杠杆调节经济，同时也借助政府的力量保持经济的稳定。这一经济改革在70年代之后逐步取得成果，中国的经济日渐发展，因此在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六大精神，把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来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在宪法内，具体而言，在“……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后边加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第十一条第二款把“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十三条把“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不发达的中国经济领域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抵。“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 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人成了中国经济最重要、最必不可少的角色。

而今，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95%以上的商品资源已由市场来配置，商人阶层的地位因此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然而，这种市场经济下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是具有争议性的。有言论称这是一种拜金主义的体现，使得社会风气日趋浮躁，人们逐利心理让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带有越来越浓重的资本主义滋味。商人的地位固然提高，但是商人地位提高的背后，是否也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位的日趋低下？如此，我们的工农联盟是否已经名不副实？种种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