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

关于”穷而后工”穷而后工的理论大体上是指文人愈加穷困潦倒，就愈能创作出惊世之作。

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人是北宋时期的欧阳修。

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

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淮之外，见虫鱼鸟兽风云草木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沉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该愈穷而愈工。

然则非诗者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便道出了“穷而后工”的原因所在。

穷而后工的例子在历史中可以说十分普遍了,我个人认为很正常,因为这是人的天性,只有在苦难的时候才能激发内在的情感,也会对身边的事物关注起来,引发多愁善感,写出出色的文章,想必这就是悲剧的力量吧.苦难固然使人难过伤心,可事物毕竟双面的,同时又带来写作灵感,写出优美的诗篇,垂名史册.可见上天是公平的,只要隐忍过黑暗,光明就在前方!柳宗元从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事迹和理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

[4]贤哲在当代不得志，不被容于世，然后就把这种不得志的穷困和痛苦发泄到文学作品中去。

其作品在当代也必不得志，难行于世。

但是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永远将真金埋没。

综观古今文学史上的佳作大多是因不得志而激发起创作兴趣而终成千古流传之文的。

就是从唐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穷而后工”的影子。

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

大家所熟知“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

《孟子·告子下》“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8]孟子的说法是从非常宽泛的意义讲了人之所以成就大事必先经受一番磨难，基本上属于“逆境出人才”之类的道理。

但是放到文学上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可以说“工”的文学，能够传世的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文学作品，能够深深感动人、打动人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穷而后工”的，其创作者几乎都经历了一个极其穷困的过程。

完全可以这样讲，人如果没有穷困的经历就不会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穷困中来的。

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然而“穷”却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东西。

“穷而后工”中的“穷”是指“穷困”，但这个“穷困”不仅仅限于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创作者原来就很贫困，可以说一生穷困潦倒，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富达的时候。

但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创作者对于文学创作的爱好却始终如一，他们把对于生路的理解融进了作品中去，从而创作出了好的文学，“工”的文学。

典型代表是孟郊和贾岛。

孟郊一生运途多舛，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成进士，然一生沉于下僚，终贫寒至死。

孟郊的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

裘竭悬结，未尝免眉为可怜之色”。

[13]因此，他的许多诗歌本身就是对那种穷困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如《秋怀》：“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

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

席上印病纹，肠中转愁盘。

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

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

老病多异虑，朝夕非一心。

”[14]这些诗，不仅写出他贫病交加的凄凉晚景，也写出了冷酷无情的世道人心。

其他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

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15]“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16]“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赠炭》)，[17]都能用精练的言语写出他难以想象的愁苦心情。

他的诗歌就是他的穷困生活的真实记录。

贾岛的经历与孟郊比较相似。

早年为僧。

后来到京洛认识了韩愈，遂还俗，举进士。

但一生仕途坎坷，只曾做过长江主簿一类的小官。

贾岛的诗歌里有求仕不遇的苦闷，“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

”(《下第》)[18]但多的是安于自己荒凉寂寞的生活境遇。

他把作诗代替生活，“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

[19]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本身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但在文人的心目中自然可以找到寄托或言解脱的凭借。

贾岛的诗歌创作成就虽然不是非常大，但是他却是把它当作了人生的第一要务，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孟郊、贾岛二人生活境遇相似，创作风格相近，前人评价为“郊寒岛瘦”。

他们的这种基于穷困生活的创作以及与穷困生活密切联系的创作的风格不是最典型的“穷而后工”的例子吗？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孟郊、贾岛的生活一帆风顺，文学史上还会有这类如此真实细致的描绘穷困生活以及反映穷困生活心理的诗歌吗？第二种情况创作者原本生活极为优裕，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人间荣华富贵享尽。

而由于外在的内在的原因，一下子一败涂地，好比摩天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

原来的富家子一夜间变成了穷光蛋、流浪汉。

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也非常多见。

典型的例子像李煜、曹雪芹。

他们曾经一个是国王，一个是贵族子弟，原来就有过文学创作，但当时之作多为浮光掠影的应景之作。

但一朝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人间的各种苦楚尝尽，在这样有如霄壤的巨大的反差下，激发起了他们的内在的创作潜力，从而创作出了绝佳的文学作品。

李煜在961年他继中主即位的时候，宋已代周建国，南唐形势更岌岌可危。

他在对宋委曲求全中过了十几年苟且偷安的生活，还纵情声色，侈陈游宴。

他前期许多词就是写他的宫庭里的豪华生活，可谓写得纸醉金迷，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22]南唐为宋所灭后，他被俘到汴京，被封“违命侯”，实际上被当作囚徒看待，一直是抑郁寡欢。

终于在978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派人毒死。

李煜从南唐国主降为囚徒的巨大变化，明显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李煜创作出了最能代表他的成就最能奠定他在词坛地位的的词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因为短暂所以才更显得珍贵。

最后这两年的词是他用他的血、泪甚至生命浇灌出来的，因之才最美丽。

如大家所熟知的〈虞美人〉、〈浪淘沙〉等等都是这时期写的传诵人口之作。

所以笔者认为南唐亡国后，李煜虽然成了阶下囚，但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却又使得他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词中皇帝”。

如果说南唐不亡国，可以肯定的讲，李煜的创作就只能是晚唐词风的延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造发展。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用他自己的话讲“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短诗不正是作者在经历了大富大贵而又穷困潦倒之后而发出的极富内涵的慨叹吗？如果他一直生活在温柔乡里、富贵场中，没有穷困潦倒的生活体验，又怎么会创作出这样一部世界闻名的超级巨著－－《红楼梦》来呢？，严格地讲只是大半部，可只是这大半部就已经如此伟大，实在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了。

辩证地看，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如果仅仅有穷困生活的体验，同样也创造不出好的文学作品来。

以前的生活是一种角色的表演，多的是一种置身其中的糊涂与迷茫，以后的生活使得创作者回过头来审视，多的是一种置身其外的清醒与犀利。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痛苦的不是梦，而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

只有有了这两种极端的生活体验，有了惊天动地的反差，才有了创作者的对于人生、社会的深刻地理解与体悟，然后才可以出现惊天动地的极美的作品从总体而言，第一种情况多一些，但就文学创作的成就而言，真正的佳作少。

第二种情况少一些，但往往能够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万古流传的传奇作品。

他们一个显得单纯而直接，一个显得复杂而深刻。

因为第二种情形的作家比第一种情形的作家多了一种体验，在巨大的强烈地反差下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多了一种更为痛苦更为深刻的体悟。

这在第一种情形的作家里边，是很难达到这种深度的，因为只靠一种单纯或单调的生活是熏染不出那种可怕的深刻的。

除开物质层面的“穷”的理论分析，下面谈一谈精神层面的“穷困”的理解。

有一些创作者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物质方面并未有任何影响，生活水平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经过一番变化，可谓由“穷”变“达”了。

从精神方面而言，却没有任何的欢欣愉悦之情，多得是种种难以预料的难以言说的痛苦。

就作家个体而言，这类情况的典型代表是司马迁、蔡琰、庾信等。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可以说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

司马迁的创作有三个有利条件：出身于一个史官家庭，青年时期三次大的漫游，遭李陵之祸。

如果去掉第三个条件，他一定也能写出《史记》来，但是绝对写不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史记》。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惨受宫刑。

出狱之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官位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23]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一直是愤愤难平，隐忍苟活，将满腔的郁愤浇注到这部史书中。

《自卑与超越》中有这样一段话：“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在另一方面，它还能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

”书中还说，“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造就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

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

”[24]正是因为这一次巨大的变故，使得他对于最高统治者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刻的体悟，支持他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

他将自己的生活遭际，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自己的孤愤难言的情绪倾注到这部书中，这样《史记》就成了一部抒情之书。

正因此鲁迅先生才称其为“无韵之离骚”。

穷困是作家的不幸，但这又是文学的万幸。

从文学创作心理来讲，恰恰是因为物质精神上的“穷困”，往往能够激发了人的心灵，激活人内在的隐藏的潜能，从而爆发出激昂悲慨的创作的动力，变成千古传诵的奇文。

因为物质精神方面的“穷困”，而使得创作者体验到种种难言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于作家来说是至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