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_赖正和

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

赖正和

（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四川乐山614000）

摘要：文章从苏东坡政治主张的提出、苏东坡先后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争、苏东坡践行他的政治主张的作为等几方面，论述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和谐追求。

关键词：苏东坡；政治主张；和谐追求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2）02-0005-05

一

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建立和谐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人民生活才能改善。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的方方

面面共同努力，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但首要的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要建立和维系和谐关系。《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

载舟，水则履舟。’”[1]79

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表明了统洽者与人民建立和维系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建立和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关键则是恰当而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如果统治者大肆聚敛，超过人民承受的极限，就会破坏和谐关系，为求生存的人民就会揭竿反抗，最终推翻统治者。纵观中外历史，无一能够逃脱这一社会法则。

我们明智的前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社会真理。孔子回答子张“何谓惠而不费”的问题时说：“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2]170

（把人民应有的利益赐给他们，这不就是施恩而不浪费么？）可见孔子是主张利民的。赵国武灵王告诫公

子成

“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他把“利民”强调为治国之本。荀子批评成侯、嗣公是“聚敛计数之君”，指出聚敛者“筐筐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谧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

则倾覆灭亡可立而侍也”，“王者富民”[1]80

。荀子把富不富民提高到亡不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认定聚敛者“亡”，富民者“王”。唐太宗告诫待臣“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制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费广而赋重，赋重则民愁，

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3]431

唐太宗用“制肉充饥”这样生动形象的比喻讲明了统治者不能“刻民”的深刻道理。苏东坡“初好贾谊、陆贄书，论古今治乱不为

空言”，“比冠，学通经史”[4]1126，1117

。贾谊、陆贽分别为西汉、唐代政论家，都曾联系现实提出治国安邦之大计，陆贽在担任宰相期间，明确主张废除两税以外的一切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在经史及贾、陆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苏东坡，深知“民者，国

之本”[5]133

，自然懂得建立和维系统治者与人民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懂得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关键

收稿日期：2011-09-07

作者简介：赖正和（1937-）男，四川眉山人，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第27卷第2期2012年2月

Vol．27,No．2Feb ．2012

在于利民，而切忌刻民。

二

苏东坡22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作了《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政论文虽然仅有六七百字，却阐明了他终身坚持不渝至死也不放弃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和根本。这核心和根本是什么？就是“爱民”“忧民”“广恩”“慎刑”这八个字。爱民、忧民是其政治主张的发源点，广恩、慎刑则是其政治主张的大原则总框架。这八个字就是苏东坡为建立、维系统治者与人民和谐关系的制胜法宝。苏东坡后来提出并坚持践行的政治主张，就都是由这八个字生发开来的。

苏东坡26岁时参加制科考试，进了《策》《论》各25篇，作了《御试制科策》，后来在凤翔签判任上又作了《思政论》，这些策、论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和主张，内容十分广泛全面，涵盖经济、财政、吏制、民政、军事、外事、高层统治集团的整顿等诸多方面。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他认为最高统治者富有四海，不应该与人民“净于锥刀之末”，应该“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他说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向人民索取，也“时有所置”（置：搁置，停下来）。他批评现实说:“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本来征收赋税有固定的时间，现在却要提前征收；本来有固定的征收数量，官吏却以多征收为能。天地之间有可取之利，无不留给官府而禁止小民去取。现在是“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5]255。“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5]255他主张：“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而把利让给人民[5]135。他严厉地指出：“毒莫深于夺民利。”[5]286

因此可以断言：真正按照苏东坡让利于民的主张去做，无疑完全可以在赵宋王朝统治下，建立和维系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和谐关系。

三

苏东坡34岁时服父丧满回到京师，正遇王安石在宋神宗强有力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变法。

对于王安石变法，自宋至今褒贬不一。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是极其推崇、赞赏王

安石的，曾经“三写王安石”。他说:“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规模宏阔，所涉及范围，既广且深，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6]110邵先生一语中的！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问题原来就是理财。何谓理财？拿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7]406。用现代语来说，就是统治者依靠天下的劳动力生产天下的财富；统治者攫取天下的财富供给治理天下的统治者花费。王安石认为前世统治者理财就是如此，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竭力推行的新法便多以理财为目的。邓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专谈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第四章中，就认定王安石推行的几项主要新法——

—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祛、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是理财的新法。由于这些新法的施行，天下财富滚滚而来，涌入朝廷。神宗朝有两笔原来没有的巨额支出：1.熙宁三年（1070）开始给原本没有薪金的“吏”发薪金，仅熙宁六年（1073）发给吏的薪金就多达110.32余万缗①。2.元丰四年组织五路兵马进攻西夏，耗去巨额军费。这两笔巨额费用支出后，北宋政府还积累了巨额钱粮。元丰八年（1085），苏东坡说，施行免役法十六七年后，光免役宽剩钱一项就积累了“三千余万贯石”[5]768。元祐元年（1086），全国各州县积累的钱粮多达“数十百万巨”，如全归户部作为经费，够支用20年②。该年任户部尚书的李常报告说：光常平、坊场、免役积剩钱，就有5 000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知枢密院事的安熹回忆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④由此看，王安石通过变法富国的目的确实实现了。

然而人民富没富呢？没有!不仅没有富，反而更穷了。元祐四年（1089）至六年（1091），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向朝廷反映的种种情况足可说明这一点。他在《缴进应诏所论四事状》中说:“浙中州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5]903为什么二十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多？除了饿死（因灾荒）、病死，多半是为了躲避官府催收积欠，不得不举家逃亡了。何谓积欠？就是一年一年积累下来的百姓欠官府的钱。苏东坡在《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中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税之债，田宅在官（已折价纳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5]1402后来他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中也说：昔日号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