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一五_期间武汉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反思_周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年第2期

“一五”期间武汉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反思

周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因素，武汉依靠国家政策资金的投入，在“一五”期间形成了重工业化结构，建国初期的经济落后面貌得以大幅度改善。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国家大力实行“两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反思武汉“一五”期间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对武汉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而言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一五”计划；重工业化结构；工业布局

湖北武汉地处我国中部，其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这与建国初期武汉工业化的起步不无关系。在“一五”期间，大量工业项目落户武汉，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但不可否认，由于建设项目大多为重工业，也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型化存量结构调整难度大，重工业内部自殖机制差，工业发展粗放型趋势明显等负面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武汉的经济发展。

武汉地区重工业化结构的形成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探讨该地区因何优先选择重工业化道路，有利于我们在建设武汉“两型”社会过程中寻找切入点，为武汉工业化提供借鉴。

一、20世纪初期以来武汉重工业的奠基

20世纪初期以来，湖北武汉优先选择了重工业化道路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历来就是湖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武汉的经济功能的体现凭借其地理位置、交通，广大的农业腹地及辐射市场的优势。明末清初即成为四大商业名镇之一。近代以后，湖北省官僚资本先后开办的一些近代工业，也主要是集中在武汉的钢铁、军火、和轻纺工业。特别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师夷人之长”，利用来自大冶的铁矿，先后采用武昌马鞍山煤碳、江西萍乡煤矿，选择水运便利，有利于控制的汉阳龟山北麓而建的汉阳钢铁厂，以及同时兴建的汉阳兵工厂；开办不久改官办为商办，总名汉冶萍公司，[1](P47)为我国当时规模最大、发展最早的钢铁企业。

到20世纪30年代，为抵抗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居湖北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事实上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大量工业企业也选择落户武汉，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汉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长期历史的积淀和自身的优势为武汉的重工业化道路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认知在武汉的实现

（一）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共识的形成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P108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明确指出，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业化建设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并且只能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作者简介：周瑾（1985—），男，湖北仙桃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党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就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3](P24)

周恩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之所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4](P133)

具体主管经济的领导人陈云也明确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的原因。“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环节，因此重工业应该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重点，我们必须有国防上的考虑，大家知道，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之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大战。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包含各个技术兵种的人民解放军，以便收复台湾，保卫我国领土，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5](P591-593)经历了抗美援朝，建立和发展壮大新中国的军事工业及其相关的重工业显得更为急迫。195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发挥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非常形象地叹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6](P130)这些讲话和现实情况都明确地表明了，在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要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举全国之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和资源，大力发展重工业，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必然选择。

为此，在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以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的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项目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中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武汉地区投资15.01亿元，其中工业5.33亿元，占35.51%。新建企业32个，投产29个，重点工程有武汉钢铁公司、青山热电站、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加工厂、长江大桥、中苏友好宫（今武汉展览馆）、国棉一长和五一印染厂（迁建，今武汉印染厂）。这些项目的确定和落实，也进一步加强了武汉重工业的发展和壮大。

（二）东北老工业区经验的示范效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作用

在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三个月，高岗在莫斯科签订了东北人民政府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协定。苏联在这个地区的作用早在1949年至1950年时期就加强了。这里有许多高度熟练的工人、有经验的工业管理人员和多种规模的经济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处于内陆地区与沿海相距较远，减少投资的外流。这些与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较为相似。并且当时苏联专家开始来到鞍山和本溪等主要钢铁企业，帮助东北制定了相关发展计划。在东北使用的制订计划的技术也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被采用，并确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战略：是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原则的信条为坚实的基础，即确定生产资料的工业为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些原则和计划的确定都为国家将“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项目布局武汉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当然苏联在其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援助。在这期间苏联提供了我国优惠的贷款，供应了大部分设备，派来了大批的优秀专家，并且给了其他方面的许多技术援助；各人民民主国家在设备、材料和科技力量等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国防指导下的武汉重工业化

从整个国家情况及周边环境来看，1950年冬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到1953年7月底才实现了停战。此时的蒋介石集团还在反攻大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包围、封锁，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迫使我们不得不将一些工业项目，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摆在敌人飞机轰炸不到的内陆地区。当时，国家建委负责审批大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初步设计，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7](P210)这样也使得武汉的经济发展朝重工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