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以个案访谈为例

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以个案访谈为例

作者：韩克庆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摘要]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地位获得；向上流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作者简介]韩克庆（1968-），山东淄博人，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和社会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阶级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调整。以两大阶级为基本单元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板块逐步瓦解。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1]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非常关注。李培林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2]李强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认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和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 [3]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4]国外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和固定的研究领域。在有关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中，边燕杰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1980年以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状况，认为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使得过去以城乡分割、 工作单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类这些制度化区分得以瓦解，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几百万农民现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和生活在城镇。[5]赵耀辉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考察了移民网络（migrant networks）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角色，通过回归分析证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经验的移民对于后来的移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影响。[6]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一般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根据社会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我们认为，从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代内流动；从流动方向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带有向上流动的意义。概括起来，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自发性流动逐步向制度化流动过渡。从整体来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最初是纯粹自发性流动，近年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流动。（2）就业状态的不稳定性。流动农民工主要是在城镇的 第三部门就业和流动就业。（3）不受地域和户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工与城镇体制内的职工相比，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的流动往往不受户籍和身份档案关系的制约。

本文以描述研究为主，试图通过对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城市地位获得等方面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课题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间，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4

个城市的26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109个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调查的个案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定性分析。

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地位获得

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韦伯

（M.Weber）强调了阶级、地位和党派（或者权力）这些维度。地位维度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对于这一点，韦伯强调，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7]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农民工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①[据调查，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寻求自身地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这个圆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排斥，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

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社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首先表现在户籍身份歧视上。

[案例1]男，30岁，未婚，四川省白沙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进城务工。

问：实际上，他们还是看不起你们，对吗？

答：其他的人对我们还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对你打工仔，对你这个农民哪，不是看成一样的人，是分成两样人，你是打工的始终是打工的，你是农民始终是农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还以下。

[案例2]女，34岁，已婚，甘肃省泾川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进城打工。理发店女工。

问：你觉得农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吗？

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觉得你是农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视的。

在社会群体的构成关系中，地缘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地域认同是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

[案例3]男，42岁，已婚，陕西省咸阳市乾县薛录乡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开始外出务工。物业管理员。

问：您在广东也呆过，现在又在苏州，您与当地人打交道多吗？

答：唉！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广东人有一种排外的心理。为什么说他排外呢？因为很多企业在招人的时候，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讲白话的优先，或者有的企业干脆就只要会讲白话的。

这个条款就使很多外来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认为广东是有歧视的。现在正在推广普通话，您广东人学普通话学不会，反过来要其他人去适应你，这是没有办法的。

[案例4]男，30岁，已婚，江苏省盐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军人。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已累计在外打工7年。

问：上海您去过吗？

答：去过，我去过一次。排外的。打个电话，明明一个市话，公用电话，我不知道，你就客气一点儿跟我说这个是市话，讲话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

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农民工对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排斥反应强烈，而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排斥则没有太多的怨言。当然，这并不表明没有经济排斥，而是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农民工进城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与城镇劳动力“抢饭碗”，他们所从事的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城镇劳动力宁肯享受国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保”）也不愿就业，而农民工则更多从事着劳动力市场上那些不被人们看好的职业。

三、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