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严复

戊戌变法与严复

中国近现代史06级郑斌孙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绅士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戊戌变法时期(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至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的三年时间中,严复正在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对他来说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可以说是他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三年里,他翻译了多部西方资本主义的名著,并发表了许多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论文,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在维新运动中，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早已对清廷的腐朽统治深感不满，在遭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后,便毅然奋笔疾书,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促进维新运动的发展。

1895年2月到5月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四篇重要的政治论文。严复在这四篇精辟的论文里,提出了一个“东西文明的比较观”。其中以《原强》为最主要,它全面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其它三篇,都是对《原强》的补充,终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救国。严复通过发表四篇政治论文,来表达自己的救国主张,他强烈要求学习西学和创立议院,他的理想境界是希望经过缓进的办法,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

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最大贡献是《天演论》一书的发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挽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救亡图存是近代人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正是在这民族危难之际，严复把进化论既“天演论”作为唤醒民众意识的真理介绍给国人。“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①希望可以唤醒人们起来保国保种,激发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而《天演论》在中国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也是无可估量的。严复所译《天演论》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全集(共十二册)第九册《进化与伦理》中序论与本论两篇,只及《进化与伦理》的二分之一。严复翻译此书

始于1894年,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全书正文前由古文大师吴汝纶作序,还有自序和译例言,每章节后加译者按语,共计29条。②《天演论》使严复根据赫青黎的思想，结合中国的传统构筑了具有时代精神、科学内容的“人定胜天”说。一方面宣传自然进化规律的普遍性、必然性，另一方面号召自强、自立、予以自信，只要团结奋起，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民族富强翘首可盼。他的天演哲学的现实意义即在此。《天演论》出版后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一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成为知识分子文章中的常用语,于是向西方学习,主张维新变法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在维新派中，严复的基本思想虽然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大致相同,但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康、梁、谭从小接受的全是封建儒学教育,他们没有出过国门,未亲眼看见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又不懂外文,不能直接阅读西方的理论著作,只能浏览一些西洋传教士或江南制造局等翻译的若干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通俗书籍,加上在香港、上海等地所见的市政管理。由于知识面有限,只好附会原有的孔孟旧学,牵强阐释。而严复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问家,留学英国，对西学有较深的学习，连当时最负盛名的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也十分佩服,他给严复写信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身。……窃以为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③

而在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虽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维新运动思想家,但他因为是过于谨慎的缘故,却停留在思想言论上,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因此,他受时人指责为“内惧”,甚至谓“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而行”者。自甲午战败至戊戌政变的三年中,他一直呆在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位置上,主要活动在天津,仅偶尔去过几次北京。显然,严复与康、梁、谭等人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他不急于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立即实现君主立宪制度,而主张从“开民智”的教育方法慢慢地达到目的。康、梁以“保教”的观念认为中国须要全面的“改制”;而严复则认为“教不可保”,“改制”须审慎的判断，同时也要有客观的环境配合才行。他认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之论”④,过于急躁应该是同时做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等各方面的工作,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其关键,知识分子努力求知尤为重要,因中国民智的开启,实赖于此。

所以,在这三年内,他只做了下面几件事:

(一)创办学堂。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一家俄文馆。同年他又帮助维新派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这是一所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士的机构,学生有四五十人,其中一部分还是京官,严复为这所学堂出了不少力气。堂名“通艺”便是他所取,堂内教员两名,讲授英语和数学,其中之一便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该堂于1898年曾两次约聘严复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听众都甚感满意。

(二)开办《国闻报》。1897年,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不断发表政见。1897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严复又联合友人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共出版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报》；旬报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用三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汇编》”。⑤它分别刊登国内外新闻和各种维新言论,与上海的《时务报》南北呼应,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该报在《缘起》中说明办报的目的在于“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它出版至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为止,在一年内共发表42篇社论,其中过半数是严复所写。

(三) 觐见光绪帝。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一度掌权,他们推荐严复出山,光绪皇帝召严复入京觐见,他于是进京,住在通艺学堂内。这次召对,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国闻报》上有详文记载: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复)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馆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对曰：‘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于该馆登报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大意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闻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上紧修缮，以备进呈，想日内已经御览矣。”⑥虽然严复在《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已明确表示:“国与民不支持的话,即无道统”。但是,严复这份《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