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之乐

钟鼓之乐(一)

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以编钟和建鼓为主要乐器的乐队，史称"钟鼓之乐"。还盛行笙、瑟等丝竹乐器组合在一起的乐器演奏形式。曾侯乙墓曾出土这两类乐队所用的各种乐器。这批乐器品种之多、制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其中很多乐器系首次发现，是研究战国早期音乐发展的重要资料。

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的战国初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及其它乐器，是迄今所见最庞大的钟鼓之乐的乐队配制。墓主是曾国的一位君主，名乙；侯是爵位。棺椁在东室，室内有殉葬的女性青少年八人。此室乐器有十弦琴、五弦琴、瑟、笙、小鼓等，可组成一个小型的丝竹乐队。殉葬者可能是演奏这些乐器或表演歌舞的女乐。中室有墓主举行盛大宴乐场面所用的乐队，即"钟鼓"乐队的乐器。如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笛、篪、笙、鼓、瑟等。西室又有殉葬的女性青少年十三人。

这套编钟最为世人瞩目。它由六十四件钟组成，分三层悬挂在矩形钟架上。上层钮钟三组，共十九件；中下层各有甬钟三组，共四十五件。编钟的音域跨越达五组，且其中间约三组十二音齐全。所有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无不制作精致，性能良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有些甚至连今人都无法企及。

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地遗址中，发现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双角钮形钟和筒形钟，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乐器。

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

秦汉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先秦钟磐之乐的繁荣局面也结束了，双音编钟的制作随之消失。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铸钟架的立柱"金人十二"，又建"千石之钟"。

这种巨大的钟应指朝钟。它是历代皇权君威的象征。随着佛教、道教的兴起，东汉之后，寺庙、道观使用佛钟（又称梵钟）和道钟。现存年代最早的佛钟铸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太建七年（575），现存日本东京井上源太郎处。唐代以后，巨型佛、道钟常由皇帝铸造，如唐长安城（今西安）景龙观内的"景云钟"、北京大钟寺内，明永乐（1403-1424）年间铸造的"永乐

大钟"。它们的实际用途是报时打点。永乐大钟高6.94米、下口直径3.3米。重量达46.5吨。至今音响圆润宏亮，可传至数十里。钟体内外用工整楷书铸佛经十七种，计二十二万七千余字。此钟以其宏亮的声响、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驰名中外，有古代"钟王"之誉。

秦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为恢复周礼古制，也铸造雅乐所用的钟，如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所用钟磐达二十六架，五百零四件，均十二律俱备。宋代复古之风尤盛，宋徽宗

（1101-1125）时，设置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编钟十二套，约三百余件，至今，见于著录和流传于世的尚有十余件，其形制仿自当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宋国的宋公戌钟。

清代宫廷所用编钟为十六件一组。悬于两层钟架上，每层各悬八件。从倍夷则到应钟，共十二律加四倍律。

鼓

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按《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在很早的传说中，"伊耆氏"之时就已有"士鼓"，即陶器的鼓。由于鼓有良好的共鸣作用，声音机越雄壮而传声很远，所以很早就被华夏祖先作为军队上助威之用。相传黄帝征服蚩尤的鹿之战中，"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

到了周代，据《周礼-地官司徒》之载，已专门设置了"鼓人"来管理鼓制、击鼓等事。鼓人所管理的有各种用途的鼓，如寂祠用的雷鼓、灵鼓、乐队中的晋鼓等。其中，专门用于军事的叫"汾（音）鼓"，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长八尺，鼓面四尺，两面蒙革的大鼓。此外，路鼓、晋鼓、等也用于军旅，这些鼓以后发展为各种规格的战鼓，在军事上得到普遍地运用。

钟鼓之乐(二)

【名称】钟鼓之乐

【解释】钟鼓；钟与鼓，乐器。指钟鼓一类的音乐

【出处】汉·贾谊《论时政疏》：“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用法】作宾语；用于书面语

【解释】钟鼓；钟与鼓，乐器。指钟鼓一类的音乐

历史概述

宫廷或庙堂的音乐或乐舞。《墨子.三辩》：“昔诸矦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可见它是诸矦、王以上享用的乐”（前16世纪—前221）这一段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年左右，跨越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统一中国。它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商代，西周以后则属后期。这两个时期既有共同之处，即以“钟鼓之乐”为主，又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商代

商代活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商代的另一个社会特点恰恰是崇尚乐舞。商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商代乐舞，流行于后代并见于古代史书的有《桑林》和《濩》。“桑林”本是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祀活动，性质与祭“社”（土地神）同。直到春秋的墨子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桑林”仍是万人瞩目的盛大祭祀活动。“桑林”之祭所用的乐舞，也就沿用其祭名，称为《桑林》了。《庄子•养生主第三》曾用十分流畅的笔调描写过庖丁解牛时的动作、节奏、音响“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据其间接描述我们不难知道，《桑林》乐舞既强而有力，又轻捷灵巧，而且音乐震撼人心。《濩》在周代被用来祭祀周的先母姜，其内容应与这一祭祀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商也有一位先母，名叫简狄，传说简狄在水边洗浴时，遇见玄鸟下蛋，简狄吞下了玄鸟蛋，便生下了商的祖先契。所以《诗经•商颂》说：“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看来玄鸟是商的图腾。“濩”字的甲骨文字形即是一短尾鸟（隹），两边加上水滴，与玄鸟翔于水上正相符合。推断《濩》的内容应与简狄和玄鸟的故事有关。惟其如此，周代才会用它来祭先母姜。除传世文献外，甲骨文中也记录有一些祭祀乐舞，但过于简略，很难详考。例如《雩》，我们只知道它是求雨的祭祀性乐舞，而且从古代汉字的结构规律可推断，它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乐舞，因为古代汉字中凡是以“于”这个符号表示读音的字，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