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
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
金圆券——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货币——1948年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正在热映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描写了国共之间在经济战线的斗争，电视剧的描写较过去更为深刻而细腻，从而对国民党政权统治在大陆的崩溃，给出了合理而逻辑的解读。
电视剧中以较多篇幅写到了19 48年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前因后果，那么，金圆券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合法货币——法币的价值即日渐下跌，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国民党当局不能不关注的严重问题。
抗战胜利后，因内战再起，军费开支剧增，法币的过量发行问题无法解决，导致经济风潮的不断爆发。
蒋介石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并未反思这是打内战的必然结果，却寄希望于通过币制改革解决问题。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达到了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数字。
如此过量的发行，自然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
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1000万比1，法币几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蒋介石极为忧虑，认为“经济险恶，物价飞涨，以通货膨胀不能压阻为最可虑”；“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
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出版家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王云五虽然对于经济经管不能说是完全外行，但他既非财政金融专家，也与财政金融界本无多少瓜葛。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表现自己干实事的形象，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奉蒋的旨意，推动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除了极少数人接触并审议过此议案外，外界并没有研讨过”。
但即便如此，在事先知晓的国民党高官中仍不乏反对派。
上海市长吴国桢认为，“只在城市控制价格，注定要失败。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文汇报李婷2015-01-24 08:49[摘要]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前期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1948年的币制改革为背景，艺术地呈现了国民党金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剧中，代号“建丰同志”的蒋经国很是神秘，虽未正面出现过，却不时亮一嗓宁波普通话，仿佛在各方势力的较量中他说话最管用。
日前，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做客上海市档案馆，以“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从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说起”为题举办讲座。
在吴景平看来，作为艺术创作，《北平无战事》在剧本、人物塑造等方面可圈可点，但不能将剧中的内容和历史对号入座。
事实上，1948年主导币制改革的不是蒋经国，那时的他还远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被人津津乐道的“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和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也没有太大关联。
法币破产，金圆券仓促出笼吴景平说，当时的币制改革跟蒋经国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真正的主导者是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到1945年已达5500多亿，而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达1795倍，上海86000多倍。
因此，1945年抗战结束后，意识到法币不行了的蒋介石便要求当时的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来。
但当时主掌行政院的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社会和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彼时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
蒋介石没有因行政部门的审慎立场而停止推行币制改革的准备。
1948年5月“行宪”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找来王云五担任财政部长。
建国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
建国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发行的，1949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首次公布人民币汇率。
从此以后到现在，人民币汇率经过了不断变化的历程。
如一、改革开放前1.第一阶段（1950~1952）这个时期由于人民币没有规定的含金量，所以人民币与西方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并不是按照两国货币之间的黄金平价来折算的，而是用物价对比法为基础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它的依据是物价水平。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民党留下来的一副烂摊子导致物价飞涨，仅仅从1949年1月18日到1950年3月13日的13个月中，上海市场批发价格指数就上涨了21.43倍，同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共调整了49次，从80（旧币）贬值到42000（旧币），据此套算出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汇率。
1950年3月到1952年末，物价从上涨转向下跌，以及因为抗美援朝遭遇美国及其盟国一系列的物质封锁禁运，这时候政府需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推动本国进口，所以把汇率调高到了26170（旧币）。
2.第二阶段（1953~1972）这个时期由于国内物价稳定，对外贸易也从私人手里转为国营公司统一经营，并且主要产品全都纳入国家计划，所以人民币汇率非常稳定。
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这是建国后第一次进行的币制改革，1万元旧人民币兑换1元新人民币，从此直到1971年12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是 2.4618。
1971年12月18日美元兑换黄金的官方价格全部贬值7.89%，人民币汇率则相应调整为1 2.2673。
3.第三阶段（1973~1978）这个时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石油危机导致全球物价上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所以我国也开始频繁调整人民币汇率，并且也参考西方国家货币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办法，以避免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
其调整依据主要是，以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比重较大的货币品种进行加权平均。
198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1973年的2.46逐步升值到1.50，反过来可以说，美元兑人民币贬值了39.2%。
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
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一）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静波（家淦）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
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其间，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
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八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
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的机会。
不料，战后仅十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
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十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则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经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处理得也是一团糟。
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二百元对一兑换法币。
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二百分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2)
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陈新余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持久不懈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我国完善的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并逐步实现了对国内流通货币的集中发行和管理。
与此同时，国家制定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日渐成为调控国内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有力传导工具，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然而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即以国家政权的信用与稳定为基础和保证，国家制定和执行的货币金融政策已经成为利弊相关的一把双刃剑，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好坏的晴雨表，直接和真实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权安危与存亡的社会现实。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币流通濒临崩溃之际，再一次企图通过币制改革以挽救险恶的国内局势，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未能救得燃眉之急，反而是雪上加霜，更进一步加快了自己的覆亡。
一、币制改革的复杂社会背景造成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也很复杂。
但是，与其币制改革方案制定和执行之初、复杂而又险恶的国内现实社会环境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
（一）政治方面：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遂成为饱受战争蹂躏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最大民意。
为此，国共双方展开了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
商定停止军事冲突，召开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由此，在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的参与和调停下，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并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12时起正式生效。
与此同时，也是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陪都重庆开幕，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五项议题，从而让关注中国未来命运与走向的各界人土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然而事与愿违，双方积怨甚深，针锋相对，“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直至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关系再次彻底破裂。
同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制宪国大”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
民国币制改革始末：国家信用的重建与破产
民国币制改革始末：国家信用的重建与破产作者：江寒秋来源：《齐鲁周刊》2015年第46期废两改元：从袁世凯到宋子文尽管秦始皇时期，中国就提出了统一铸币权的经济手段，但实际上，此后的各个王朝不断在货币统一上反复折腾，一直未形成真正稳定的货币体系，连铸币权也是一直被官家和民间同时拥有。
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各地仍是诸侯割据。
大清龙洋和墨西哥鹰洋混用，汇票、外钞、黄金、碎银、珠宝甚至烟土等也成为流通货币。
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这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
混乱的货币品种和兑换体系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支付中的大部分银两也是兑换成英镑，直接存入日本在海外的账户，后者大大推动了日本向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
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
无论是出于军事统治、外部压力的需要，这三位用果敢手段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从这个角度，他们都是值得后人铭念的。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为应付财政危机、国库亏空和充实军费，除了对外借债和提高税金外，袁世凯将大清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立即推行币制改革，同时公布《国币条例》，设立币制局，垄断铸币权。
1914年12月，天津造币厂首先开铸新银元，印有袁世凯头像。
南京、武昌等造币厂跟进，“袁大头”银元大受民众欢迎。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面临一个经济规模急剧增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市场容量、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规模、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需求等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阶段。
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资产货币化迅速提升，除了外资银行外，本土银行也有数百家，证券和股票交易非常活跃，上海成为远东重要的金融中心，黄金交易量甚至超过法国和日本。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美国留学归来，对西方社会的金本位制度非常熟悉，极力主张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强力主导推进改革。
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
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4亿金圆券才买一石大米2013年11月06日02:47来源：人民网作者：文亭211月初，美国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引发了世界各国对通涨的担忧。
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4.4%，创25个月新高，而且突破了4%的警戒线。
通货膨胀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网络出现了夸张的帖子形容物价上涨——“蒜你狠”、“豆你玩”、“唐（糖）高宗”、“煤超疯”、“姜你军”、“油不得”、“棉里针”、“苹什么”。
物价的快速上涨使中低收入者倍感压力。
中央也下定决心，接连出台措施控制物价的稳定。
不过，说起恶性通货膨胀还要数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前那几年，物价不仅是一天一个变化，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通胀奇观。
陈立夫：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
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国民党政府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当时，上海物资奇缺，同时由于道路破坏，法币也奇缺，导致暂时性的通货紧缩。
市场上出现了1法币兑换200储备券（汪伪政权的货币）的情况。
上海官方乘机建议将法币和储备券的兑换比率定为1:200，当时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极力反对。
何廉指出货币兑换应该以各地的物价指数为基础，以局部市场的价格来定官方货币比率，实际会造成货币贬值，使沦陷区人民一夜之间破财丢产。
结果是何廉的意见最后没有人搭理。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还是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
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实际上，这一经济政策也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
【近代历史】民国币制改革泄密案：谁率先进行了相关内幕交易
【近代历史】民国币制改革泄密案：谁率先进行了相关内幕交易？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当局颁布了币制改革方案，用金圆券代替发行多年的法币，但由于事先被泄了密，有神秘人物在头一天抛出了手中大批股票，利用币改大发横财。
一经报端披露，引起全国舆论大哗。
这事件又是怎么发生和了结的呢?1948年，国民党军事力量同人民解放军相比已渐处劣势，而维系国民政府命脉的经济体系由于法币的破产亦渐趋崩溃。
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由于滥发法币，到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六百四十万亿元，是1937年6月流通量的四十五万倍，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
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
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一点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
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然而，一桩惊天大案已经发生了。
第二天，《大公报》上一条消息震惊了全国。
在大标题“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下，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消息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有关消息。
风声传开，王云五坐立不安。
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和刚到上海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蒋经国震怒不已。
南京政府亦深感事态严重，任凭谣传发展下去，刚发行的金圆券信誉岂不毁于一旦?财政部给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接连下了几道密电：事关行政纪律，无论是否事实，均应彻查查究。
该案报载既有具体日期、地点、种类、数量，根据此项线索严密追究，并从多方彻查，必可求得真相。
合行电仰该局长、该监理员克日严密查究，务将事实真相于电到三日内详细报部，不得稍有隐纵为要，并加派周德伟参事赴沪，会同侦查。
8月26日，南京检察院也签发了“宪机字第五六七五号通知”，委派唐鸿烈、孙玉琳两委员火速赶赴上海，急查《大公报》所载“隐名之人”真相，以正视听。
1948年金圆券的真实历史
1948年“金圆券”的真实历史2014年11月15日星期六北京青年报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最近热播，其中涉及1948年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那段历史。
尽管电视剧不免有创作的成分，故事情节有虚构的内容，但真实的历史却与电视剧一样精彩。
1948年国民党当局决定发行“金圆券”，一个突出的考虑就是解决财政困难。
据与会者后来的回忆，当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发行“金圆券”问题。
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认为，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要求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
与会的大多数委员则表示，如无实体经济或硬通货作为基础支撑，光在票面上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危机。
但蒋介石最后发话：“目前财政上的困难，王部长已作了报告，这次改革币制，已同外国朋友商量好了。
”然后站起来，双手徐徐托起说：“大家起立，表示表示赞成。
”于是，第二天“金圆券”出笼。
但很快，没有任何支撑的“金圆券”暴跌，一捆“金圆券”换不回相同重量的大米，上海等地不少商家干脆拒收这种没有任何信用的纸币，国统区内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实际上，这不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以财政困难为由进行币制改革。
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发行纸币即法币并回收与禁用银元，此举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结果同样导致纸币过量发行，至抗战结束，法币贬值数千倍。
《巴蜀述闻》里曾记载了一个故事，把国民政府几次发行纸币失信状况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0年四川宜宾县为修建自来水厂筹集银元13万余，后工程因故未上马，银元以自来水工程专款名义存入银行。
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纸币即法币，以法币回收银元并禁用银元，按当时兑换，13万银元换成了200万法币再存入银行，孰料法币自抗战以来一路贬值，通币无限膨胀。
至1948年国民政府再度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规定“以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比价回收法币”，此时存在宜宾银行中的当年用13万银元换回的两百多万法币连本带息只换回了不到一元“金圆券”。
国民党时期金圆券疯狂贬值 物价上涨千万倍
国民党时期金圆券疯狂贬值物价上涨千万倍2008-05-13 08:42:51来源: 同舟共进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
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金圆券风潮与国民党的沉沦□范泓（文史学者）司徒雷登：“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
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其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½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
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8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
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¾济、休养生息的机会。
不料，战后仅10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
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10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
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¾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也处理得一团糟。
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总崩溃
• 1948年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了王云五 起草的币改方案。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也 给予此方认可。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 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由行政院 送交电台全文播放。各大报纸也都在次日 刊发了蒋介石的命令，同时公布了《金圆 券发行办法》。
• 有关金圆券发行的命令与办法主要有四项内容： • 一、每1元金圆券合纯金0.22217克，由中心银行 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 五种。总额不超过20亿元。每1元金圆券折合法 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 • 二、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 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更具有欺骗性。因为它规定了含 金量，但黄金即已收归国有，不许私人持有，所 谓含金量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金圆券既不能兑 换黄金白银，又不能购买外汇，它不代表任何价 值，仅仅是一文不值的废纸。
• 金圆券的发行实质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又一 次掠夺。它用严法重刑强迫收兑金银和外币。据 统计，从1948年8月23日到10月31日的两个多月 的时间里，就搜刮到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 两，银元2300万枚，美钞、港币各数千万元，共 计总值2亿元法币。同时在发行之时，国民党政府 规定金圆券的最高发行额为就已经规定为20亿元。 也就等于发行开始，金圆券就要膨胀10倍。
• 三、外汇资产包括在国外的存款、外币、金块、 外币证券及一切流通票据，限于12月31日前向中 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申报登记。以监督其使用、 迁移或转让。 • 四、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非经行政 院核准，不得复业。 • 上述四方面措施，其实就是在强迫私人交出金条、 白银、银元与各种外币的同时，强制冻结商品价 格，以防商界囤积居奇。这些措施可谓双管齐下， 也可谓蛮横无理。
141029档案揭秘：1948年国民党币制改革内幕（上）
141029档案揭秘：1948年国民党币制改革内幕（上）众所周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于1948年8月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缴金银、外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
这场史无前例，事实上搜刮民脂民膏的币制改革短短10个月便彻底失败。
它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后也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和在大陆政权的覆灭。
这场荒唐短命的币制改革与当时的财政部长、社会名流王云五紧密相关，它的出笼前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逸事秘闻。
那么，1948年的币制改革方案是如何炮制出台的？国民党政权为什么要在国共内战正酣时突然发行金圆券？这场席卷全国的金融风暴因何失败？金圆券的发行，为国民党政权搜刮了多少财富？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1948年国民党币制改革内幕（上）。
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休养生息的意愿，很快就发动了对中共解放区的全面内战。
然而这场战争仅开战头两年就损兵折将达264万人，占全年总开支75%的战争支出，消耗了大量的金钱与物资，致使生产萎缩，物资匮乏，整个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国民党政府1935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所发行的法币，到1948年初，发行额已高达战前的47万倍，而物价却比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内战要继续打下去，没有金钱支撑万万不行，美国援助虽好，可山姆大叔也不愿赔本把金钱扔进蒋介石毫无成果的无底洞。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只得自己想办法“挖潜”补洞。
为挽救日益恶化的财政经济危机，强力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戡乱战争”，国民党政府相继采取抛售黄金回笼法币和管制外汇等措施，力图挽救经济颓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行政院宋子文、张群内阁相继被迫下台，由学者从政的翁文灏继任行政院长。
1948年5月，经翁文灏等人推荐和蒋介石首肯，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历来操纵在宋子文和孔祥熙之手。
金圆券的发行及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遏制法币极度膨胀失败，为了挽救恶化的财政经济局面，进行了币制改革。
金圆券发行于1948年8月20日，仅十个多月，就迅速贬值，引发了空前的通货膨胀。
战后的国民政府重燃战火，造成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随之剧增，1948年8月，法币的发行额达到战前的30多万倍。
法币发行量的膨胀引起了物价的飞涨，更加速了法币的贬值速度。
国民政府行政院宋子文内阁，采取了抛售黄金、回笼法币的措施，企图抑制法币的膨胀，控制金融。
至1947年2月，虽然抛售了库存60%的黄金，但法币还是增发了3万多亿元，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
不久，更是爆发了黄金风潮案，一些权贵大量抢购黄金，做投机的生意，以致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黄金价格暴涨，市场大乱。
最终，宋内阁倒台。
随之继任行政院长的是张群，副院长是王云五。
张群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的措施来压制黄金风潮和法币膨胀，同时以抛售敌伪物资、发行短期公债库券来回笼法币。
王云五则提出改革币制，但因通货膨胀继续加速，物价继续上涨，不久，张内阁也以倒台告终。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就职总统，翁文灏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币制改革拉开了帷幕。
王云五原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商，他的上台曾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惊异，立法院对其持不信任的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要求俞鸿钧和王云五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币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俞鸿钧认为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携同不改变法币本位的改革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不料立即遭到否决。
而王云五则整理历年币制改革的资料，草拟了发行金圆券的方案，蒋介石表示同意，指定各专家与王云五一起研究具体实施方法。
8月19日，行政院通过了王云五的币改方案，次日，《中央日报》刊发了蒋介石关于财经的紧急处分令，公布了金圆券的发行办法，包括金圆券的面额、发行额、折合法币的数额，限于9月30日前收兑黄金、白银、外币，违者没收，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以前的水平。
超越时代的货币一体化实践——1948年冀南钞与北海币统一过程研究
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8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29. ⑫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8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42. ⑬薛暮桥.2海币回忆录.2海银行五十周年T念文集[C],济南：山东省金融学会，1988:10. ⑭中国人民银行金（研究所冲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8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8.
（三）调节市场比价实现局部统一 津浦铁路沧州至德州段的两侧为两币 混合流通区，也是重点调节区域，调节对象 为三地重点交流的货品，即盐、棉、布、粮几 大类的物价，目标是使冀钞计价商品价格与 北币计价商品价格达成设定比价即1：1。 9月25日，华北财务会紧急指示立即展 开两币统一工作，即迅速调整物价差异以实 现市价达成官定牌价水平。此时混合区市场 各地比价大致为1冀钞兑换0.78北币，要想 在一周之内要将市场汇价调整至1：1水平， 难度可想而知。联办具体做法就是：“一、两 区贸易上皆抛售物资收北币，使北币物价下 跌10%，华北区抛出一部冀钞，提高冀钞物 价。二、银行用冀钞大量兑换北币，使比价迅 速上提。三、自然比价接近一比一时，再张贴 布告，不必限于十月一日。四、津浦路北段之 物资出售、比价调整，何时张贴布告由华北
1948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国内动因探析
1948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国内动因探析
陈建成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
【年(卷),期】2014(000)013
【摘要】1948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动机和原因是复杂多面的.币制改革是稳定国民党政权的需要;是国民党高层解救财政危机,稳定经济的需要;是挽救资金逃避的需要;是法币已经失去货币基本职能的无奈选择.
【总页数】2页(P44-45)
【作者】陈建成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政教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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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8年货币改革的书
关于1948年货币改革的书一、引言1948年货币改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此次改革对于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货币改革的背景、具体措施、影响、局限性与不足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以期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全面而客观的剖析。
二、1948年货币改革的背景1.战时经济状况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生产设备损坏严重，基础设施破败，国民经济整体实力大幅下滑。
2.通货膨胀问题长期战争导致国家财政吃紧，国民政府采取了大量发行货币的手段来筹集战争经费，导致通货膨胀严重。
物价上涨，民众生活困苦，社会动荡。
3.国民政府财政困境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财政状况并未得到改善，财政赤字高企，债务累累。
为了填补财政漏洞，继续维持国家运转，国民政府决定进行货币改革。
三、货币改革的具体措施1.发行新货币194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发行了新货币——金圆券，以取代原先的法定货币。
金圆券与黄金挂钩，规定每金圆券含纯金0.22255克。
2.实行货币改革政策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实现货币改革的目标，包括实行货币贬值、兑换旧货币、征收金银外汇等。
3.消除恶性通货膨胀国民政府通过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打击黑市交易、整顿财政金融等措施，逐步消除恶性通货膨胀。
四、货币改革的影响1.经济恢复与发展货币改革后，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经济逐渐恢复。
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
2.社会稳定货币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得社会物价趋于稳定，民众生活得到保障，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
3.国民政府统治地位巩固货币改革的成功，使得国民政府在短时间内赢得了民心，巩固了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
五、货币改革的局限性与不足1.改革措施的不彻底性虽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货币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并未彻底解决问题。
例如，货币发行量过大，导致通货膨胀再次出现。
2.官僚资本的膨胀货币改革过程中，官僚资本趁机膨胀，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
1948年财政部金融泄密案史料选
1948年财政部金融泄密案史料选
李琴芳
【期刊名称】《民国档案》
【年(卷),期】1998()4
【摘要】1948年8月21日上海大公报以“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一文揭示:有人在“币改”前夕利用内部消息,大量抛售股票。
财政部的金融泄密事件被揭露,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有关消息。
因此案影响甚大,警察局、监察院均参与侦查。
最终直接涉案人财政部资料室秘书陶启明和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各被处刑7年,李国兰被处刑10个月,杜维屏被处刑8个月,杨淑瑶判刑7个月,而上交所监理员王鳌堂亦被撤职。
本组史料选自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基本反映了该案的经过,对研究国民政府的金融崩溃历史具有一定参考作用,现予公布。
【总页数】10页(P32-41)
【关键词】经纪人;监理员;财政部;讯问笔录;场外交易;金融管理局;上海证券交易所;币制改革;1948年;抛空
【作者】李琴芳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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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
金圆券——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货币
——1948年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
正在热映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描写了国共之间在经济战线的斗争，电视剧的描写较过去更为深刻而细腻，从而对国民党政权统治在大陆的崩溃，给出了合理而逻辑的解读。
电视剧中以较多篇幅写到了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前因后果，那么，金圆券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
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合法货币——法币的价值即日渐下跌，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国民党当局不能不关注的严重问题。
抗战胜利后，因内战再起，军费开支剧增，法币的过量发行问题无法解决，导致经济风潮的不断爆发。
蒋介石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并未反思这是打内战的必然结果，却寄希望于通过币制改革解决问题。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达到了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
数字。
如此过量的发行，自然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
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1000万比1，法币几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蒋介石极为忧虑，认为“经济险恶，物价飞涨，以通货膨胀不能压阻为最可虑”；“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
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出版家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王云五虽然对于经济管理不能说是完全外行，但他既非财政金融专家，也与财政金融界本无多少瓜葛。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表现自己干实事的形象，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奉蒋的旨意，推动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除了极少数人接触并审议过此议案外，外界并没有研讨过”。
但即便如此，在事先知晓的国民党高官中仍不乏反对派。
上海市长吴国桢认为，“只在城市控制价格，注定要失败。
”行政院长翁文灏也心存犹豫。
只是当时的经济形势已到了不改则难以为继的地步。
7月底，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审议币改方案，在蒋介石询问前央行总裁、著名金融家张嘉璈的意见时，张告诫蒋，“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
巨。
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
”张认为，“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
但张嘉璈的反对意见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策。
改革之初，运行还算顺利，这与蒋经国在上海的“督导”有关
8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项规定，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
1、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
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兑换为金圆券；
3、国人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申报登记并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
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惩处囤积居奇者。
与之相配合，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蒋介石同时电令各省
市政府，强调“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
金圆券改革之初，运行似乎还算顺利，这与蒋经国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督导”有关。
蒋经国身负在上海“督导”之任，认为“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所以，他在上海发动“打虎”运动，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起初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面对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蒋经国颇为恼怒，他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二儿子）等人，同时对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
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谈话，不假词色，以至使他们“垂头丧气，情绪紧张万分”。
这些人过去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如今却遭此待遇，不能不惹起他们内心里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强烈
不满。
蒋经国在上海实施严格的经济管制，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并在币改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问题在于，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
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发生抢购，动摇限价。
虽然有严格的限价，上海还是“人心惶惶，拼命抢购物资。
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
”北平“抢购之风弥漫全市。
……闹市百货店顾客激增，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抢购。
”
扬子公司舞弊案，使蒋经国的“打虎”遭遇重挫，币制改革的颓势遂不可逆转
面对经管顿挫的困境，蒋经国“进退两难”，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舞弊案发而使蒋经国的“打虎”遭遇重挫，币制改革与经济管制的颓势遂不可逆转。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以其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
币改开始后，蒋经国起初有意处理扬子公司，但是孔令侃先是搬出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情，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
此时正
值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自北平直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
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忆说：“经国先生原本要法办经营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令侃，因而搁置，仅将货品充公。
”蒋经国不能不承认：“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
经济管制失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随后又取消了发行限额。
蒋经国则公开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经济管制的工作尤其是其“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
11月26日，行政院改组，翁文灏下台，孙科出任院长收拾残局。
短短的七八十天，各个阶级和阶层，除了官僚豪门外，都是币改的牺牲者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
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涨幅
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
“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但是，在币改中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 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
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惟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各个阶级和阶层，除了那些官僚豪门之外，都是这次币改的牺牲者。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
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
更有何人愿守法？”
著名时评家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
包里去。
”“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国民党对于当时沸腾的民怨当然也是心知肚明。
吴国桢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
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
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
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
金圆券币制改革完全没有达到其推出时最初的预想，却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莫大之失败。
（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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