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晚期帝国文化

中国文化史
生活的相对安定，消蚀了士
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 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精神上贫乏的知
识分子在追求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心态中，欣赏一种
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美。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 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 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 化、御用化而滑入了低谷。

一是以科举为诱饵，特设博学鸿词科，搜罗 人才； 二是帝王标榜右文，组织大批学者编纂各种 庞大的辞书、类书，将文人引向故纸堆； 三是迭兴文字狱，剿灭异端。


清代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不同于明代之处，在于它多因镇压汉
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发难。这显然是由于身为少 数民族的清廷统治者，对数量巨大、文化悠久的

自秦汉以降，总的趋势是专制主义君主集权 政治愈演愈烈，至明清则达到登峰造极程度。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沿袭千余年的丞相制

在中国文化史上，存在一个突出现象，即专 制君主监视和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唯 恐扰乱了统治秩序。这种情形到明清时期发 展到苛酷的程度。
一方面，朝廷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 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并将科举制度进 一步完善化，以收罗广大士人； 另一方面，又推行迫害政策，屡兴文字狱，对 于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予以 无情打击。明清时期的文网之密、搜求之细、 惩办之酷，为前代所未见。
古今图书集成

编纂始于清康熙年间。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
分6编、32典、6109部。详言之，历象编，分乾象、 岁功、历法、庶征四典；方舆编，分坤舆、职方、 山川、边裔四典；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 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博物编，分
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理学编，分经藉、

李贽

以更加尖锐泼辣的风 格，对程朱著述特别 是《四书集注》所阐 发的礼教展开空前激 烈的批判，甚至提出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 非。因此，李贽被理 学家斥为“异端之 尤”。

阳明学说以“修治心术”为目标的学说确乎 一度焕发了士子的意志，并因与程朱理学教 条有若干相违之处，遂被新起的市民阶层所 利用，发展成一种异端思潮。 同时，由于王守仁晚年抛弃了早年和中年的 “事功”思想，日益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 这种倾向被王畿、王艮等后学加以发展，造 成虚无主义和清谈学风的泛滥。鉴于此，自
明代心学：王守仁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心外无理，心外无义， 心外无善。 知行合一 良知良能： “诚意”— —“致知”——“格物”


致良知的方法有动、静两种工夫，“静”即静坐澄 心，“动”即“须在事上磨练”，二者相为表里， 最后达到“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此作圣之功也”。可见，王守仁“致良知”的终极 目标，仍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别无二致。 就此而言，王学与朱学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殊途同 归。

二、古典文化的集成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 其突出表现，就是朝廷调动大量的人力物 力，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 成》、《四库全书》等类书、丛书，将古 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加以荟萃，规模之宏大， 编制之精密，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 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永乐大典

顾炎武

他明确提出“经学即理学” 的口号，以《日知录》中的 经学研究及《音学五书》等 著作，为纯粹化的考据学提 供了方法论的范本。

应该说，经学考证在顾炎武 的努力下，在规模和结构上 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发展 成为完善的考据学，以故顾 氏被称之为朴学的开山大师。
三、理学的嬗变

初明时期，是理学的“述朱期”。


上述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具有明显的总结古典 文化的意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清代学术出现两 种倾向： 一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钦定学术，士人 的思想被理学教条所束缚，“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 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 二是出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 出现，固然与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进程相关，它是注 重训诂的汉学取代注重义理的宋学的结果，但与清 代文化专制主义的病态发展不无关系。

然而，王学强调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有良知，这就带 有某种反传统和人性觉醒的意味，为后来追求平等 的市民思想家所利用和发展。
显学：心学

自从王守仁高张“心学”旗帜后，明代学术 界发生了朱学让位于王学的大转变，王学风 靡天下，王门弟子遍于国中。按《明儒学案》 所作的人文地理分类，王学有浙中、江右、 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大系统。 继朱学之后，王学极一时之盛，成为明代中 后期的“显学”。
经部有 10 类，包括易、书、诗、礼、春秋、 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有 15 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 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 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有 14 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 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谱录、杂家、类书、 小说、释家、道家。 集部有 5类，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 词曲。


丛书，是指由很多书汇编成集的一套书，按一定的目的，在 一个总名之下，将各种著作汇编于一体的一种集群式图书， 又称丛刊、丛刻或汇刻等。形式有综合型、专门型两类。
文化价值

第一，穷搜博征各种著作，汇成庞大的书籍世 界，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具有重大意义。由于 《永乐大典》后遭破坏，《古今图书集成》遂 成为现存的搜罗最博、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 《四库全书》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是空前 规模的大型丛书。


考据学
清代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主导学术。理学家们 转向诠释经典。 程朱一派的罗钦顺从中悟出“取证于经书”的 道理。王阳明据古本《大学》立论，指出朱子 的今本《大学》背离了孔学真义。清初学者更 倾注全部精力从事经学考证。 总之，理学两派的争斗从义理转到考证，合乎 逻辑地推出了蔚为大观的清代考据学。

明代政治经过洪武—永乐的鼎盛阶段，自宣德以后， 逐渐步入中衰，到明武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国 家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宦官干政劣迹昭彰，流民问 题有增无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地方王侯的叛乱 也接踵而来。忧国之士对此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一 种力图抛弃朱学、另寻新义的要求在学术界酝酿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正心”挽救衰世为目标的 王守仁心学（通称“王学”）应运而生。

明成祖登基后，指示解缙等人开馆于南京文 渊阁，博采众书，分门别类，依韵编纂一部 大型类书。这项庞大的图书工程始于永乐元 年（ 1403 年），成于永乐六年（ 1408 年）， 初名《文献大成》，后定名《永乐大典》， 广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22877卷，凡例、 目录60卷。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辑录经、史、 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无所不 包。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
王学左派和王学右派

左派包括以钱德洪、王畿为首的浙中学派和 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主张本体即是工夫， 近于“顿悟”。 右派是指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为首的 江右学派，主张由工夫达到本体，倡导“渐 修”。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够吸引各阶层人士，原因 在于该学派将王守仁学说中“人皆可为圣人” 这一层意蕴大加发挥，把程朱玄渺的“天理” 拉回到人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 肯定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反对程朱将人 欲说成罪恶的僧侣主义。 这一切，都使泰州学派具有与理学教条相抗 衡的平民色彩。



鲁迅犀利指出：“清的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 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 于‘文艺政策’或说得 较大一点的‘文化统 制’，却真尽了很大的 努力的。 鲁迅将明清时期的文字 狱喻为“脍炙人口的虐 政”。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 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 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 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 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直接干预，表 明中国专制主义已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

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 把“陛下”的“陛”字写成 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 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 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 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 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 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 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 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 死刑。
文字狱的危害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2、败坏了官场风气。 3、狱销毁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

那些以“学而优则仕”为正途的儒生也不愿入朝为 官。入朝做官者，慑于皇权淫威，苟且因循，无所 作为。大量士人不敢发挥己见，陷入僵化呆滞状态。 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士人几乎一书不读，学 术界患上贫血症。
一、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

中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度 早成而又晚退的国度，自 秦汉至明清，专制君主政 治一以贯之，长达2000余 年，而西欧诸国只在中世 纪晚期才确立君主专制， 历时不过300年。 明太祖· 朱元璋

中国专制帝制的历史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曾 经发挥过维系国家统一，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政治从诞生之日起，便有 压抑人民基本权益（包括精神自由）的罪孽，许多 帝王都有“暴君”恶名。

八股文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
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 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

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 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
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八股文就成
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
汉民族的恐惧。清代帝王认为，汉人的民族意识
一日不消灭殆尽，清廷的统治一日不得巩固。而 汉人民族意识的传播者，主要是江浙士人，必须 加以特别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