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因此30年代他的文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根基于人性。

2：文学家必须保持自由的人格。

3：提倡文学的节制与理性，用理性和节制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一种标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与周作人等五四文学先行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相类，但对如何表现人性的看法上，又有不同。他一再强调：“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以人性作为文学的核心与唯一标准。梁实秋认为，人性是超阶级的，资本家与工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地人性的艺术。”

梁实秋的人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概念，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陈述自己的人生观：“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包括的是几样成分）。为其因复杂，所以才有条理可说，情感与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

他的人性是二元的，一是以想象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一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他认为后者是健康的，前者是病态的。因此他主张文艺上的“合于理性的束缚”。理性是人性的中心，“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理性的纪律为基础”。他对五四时期流行的人道主义学说不能接受，把它看作情感泛滥的结果。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以理智欲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