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履行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精)

债权履行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一、案情和处理意见

1996年8月，王某借给陈某50万元。陈某出具借条如下：“今从王某处借到人民币50万元。陈某，1996年8月10日立。”2000年3月5日，王某向陈某催还借款，陈某以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拒不返还。王某于2000年5月8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陈某返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对于此案的处理，法院在审理中有不同意见。其中多数意见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王某是在2000年3月5日请求债务人履行未果时，方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该时启动。王某于同年5月8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债权应予保护。少数意见则认为，就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来说，债权人可以随时请求履行，故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成立之时起算。本案即从1996年8月10日起算。王某截止到2000年3月5日，从未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其债权不应再受保护。

二、笔者意见

本案的法律问题是：未定履行期限之债，其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起算?这一问题关涉诉讼时效的基本理论。

诉讼时效是债权请求权因可归责事由而持续地不行使，从而限制其行使的法定期间，其要义在于权利能够行使却不行使，使之承担不利后果，其法律根据即在此。准此以解，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是权利人能够行使权利之时。权利能够行使却不行使，此一状

态持续地达到法定期间届满，权利人就丧失公力救济权。可见，诉讼时效所针对之点，始终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所关注之点则是权利行使而不是义务违反。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就未定履行期限之债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作一探讨。

履行期限是指债权人能够行使其权利所必须经过的时间区段，至于其单位则无限制，分秒也好，年月日也好，皆无不可。本质上，履行期限是权利能够行使的障碍期间，在该期限之内，权利的行使遭到阻碍，直到期限届满，权利方可行使。例如约定“10日之内返还借款”，假使债权人在该期限之内请求债务人返还，后者便可以以期限尚未届至的理由相抗辩。

一项债权定有履行期限，是指在事实层面上存在债务的履行期限。至于该期限究竟源于约定、法定还是其他条件，在所不问。问题的本质在于，权利何时能够行使，其期限在客观上是存在的。至于期限何时届至或者届满，则无关紧要。例如约定“从我考上大学起到大学毕业止”，这里的始期和终期虽然都不确定，却不等于不存在期限，而是属于定有履行期限的情形。该期限一旦届满，权利人即可行使权利，这时，诉讼时效即应开始起算。

一项债权未定履行期限，则指在事实层面上不存在履行期限，无论依约定、法定还是其他条件，都无法确定其存在。其本质在于履行期限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于是，逻辑便成为：没有履行期限，权利行使的障碍不存在，权利自成立时起便能行使，诉讼时效期间相应地就从权利成立之时起算。这一点，也为德国等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定所证实。

本案便属未定履行期限的情形。1996年8月10日，债权成立;从此日起，债权即处于可行使状态，诉讼时效期间相应地也从此日(实际操作上往往是从次日)起算。到2000

年3月5日，债权人王某方对债务人陈某主张权利，此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债权人的权利不应再予保护。

如此一来，法律为保护债务人利益而规定的必要的履行准备时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合理期间又作何解释呢?本质上，合理期限就是履行期限，在该期限之内，权利受到抑制，处于不能行使的状态，惟待期限届满，方能行使。因此，依上文的讨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合理期限届满之时起算。这与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其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成立之时起算，两者并不矛盾。合理期限是不确定的，之所以不确定，原因之一在于该项期限不是从权利成立之时就存在的，相反，惟有权利实际上行使了，合理期限才会产生，才给债务人以必要的准备时间。须知，债务人做履行准备，须以债权人的给付请求为条件。如果权利根本不曾行使，则合理期限从何谈起?可见，合理期限隐含着一项不可或缺的前提，这就是：此前权利人必定主张过权利。对于这一点，不妨作如下表述：①权利成立→②权利行使→③确定合理期限→④权利能够行使。诉讼时效期间从①时起算。在①→②期间，如果权利人实际行使了权利，则使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点是③届满、④开始。如果①→②期间便已罹于诉讼时效，则其后各阶段也就无从出现。从上示各阶段不难看出，所谓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所指的阶段不同而已。①→②，是未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③→④，则是定有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这与上文的结论正相吻合。同时，在不同阶段，均贯彻了“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是权利能够行使之时”的标准。

三、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评析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有论者认为，依照该条规定，认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先须确定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次再确定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如果权利并未受到侵害，即无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换言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归结为“权利被侵害”。其逻辑推演结果，就是所谓“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为违约行为成立之时”。法院处理意见中的多数意见就是这种推理的结果。

上述理解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是权利被侵害之时，那么，判断标准就是义务人何时违反义务。因为权利被侵害，终究表现为义务违反。换言之，诉讼时效期间便不是从权利能够行使之时起算，而是被偷换为义务违反之时了，从而与诉讼时效的本质不合。上文说过，诉讼时效的本质特征在于所针对的对象始终是权利而非义务，所关注的焦点是权利行使而非义务违反。即使讨论义务违反，也是作为判断权利能否行使的标准而已。其次，只有权利能够行使，才是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抽象和普适标准。至于具体到每一种具体权利时，不过是这一标准的贯彻和体现，而不是这一标准的否定。权利被侵害的标准，在有些权利类型中，比如侵权行为之债中，当然有其适用余地。但是，这一具体标准，却不能反过来取代“权利能够行使”的抽象和普适标准，因为它只是后者的具体化。总之，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以具体标准代替抽象标准，造成了主次混淆、位阶颠倒的后果，最终走向了诉讼时效本质的反面。具体到本案，便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如果债权人永不行使权利，债务人也永不主动履行，即使权利人在20年之后才第一次行使权利，仍不受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四、对本案的处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