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活着》的死亡设置和命运主题

电影《活着》的死亡设置和命运主题

目前，文学文本改编成电影的模式已经成为常见的艺术转换方式。电影将文学文本转变为直观、立体的对象，通过画面、声音、色彩等元素协调配置，形成一部生动的视听影像。本篇将探究原著小说《活着》与改编电影之间的联系，分别从死亡设置个数、场景、故事线索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揭示二者在“死亡设置”和“命运主题”上的异同。

标签：死亡设置；命运主题；活着；死亡；改编电影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走向顶峰的时代，文学与电影成了更加亲密的朋友。文学改编作品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将一个个故事搬上大荧幕，给予读者和观众不同的审美感受，也获得了崭新的视觉体验。改编电影往往会根据小说的实质内涵、时代背景，在尊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编，利用现代社会技术，结合文学创新要求发展影视文化。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文学也迫切需要一个新形式融入群众的视野，而影视改编正是这样一个平台。

文学作品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将会摒弃部分叙述方式，凭借色彩、声音、场景转换等方式，将文字转化成有声的画面，串联成一部具有故事性的影片。此外，由于改编者的主观意识的不同，改编的风格的方式也会千差万别，文本的叙述方式必然也会发生新变化。

一、《活着》小说和电影中死亡设置的对比

（一）死亡设置的数量对比

注定的悲剧收尾，或许是原著小说《活着》营造着压抑氛围的所在，而电影改编也对小说进行了全新的解读，给观众带来了另一番的体验感受。余华在小说《活着》中安排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死亡设置，死亡气息笼罩着福贵及其家人的一生，嗜赌如命导致家族败落，选择重新振作，却又被充军牵制在硝烟战场，与亲人生死离别，世事变迁的滋味，悲惨的遭遇让福贵算是尝尽了人生在世所能尝到的各种滋味，而小说中的字里行间也无不彰显着悲剧的命运主题。福贵因赌博败光了家里的财产，气得老爷子病发，最终在蹲了半辈子的粪缸上结束了生命。死亡的气息弥漫在福贵的身边，挥之不去，随之有庆为救区长的夫人，被医生抽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女婿二喜被工地的水泥板压死，就连自己唯一的孙子苦根也被豆子撑死。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连续不断地死亡设置，促成了小说浓烈的悲剧色彩，自然地揭示了悲剧的命运主题。到头来，只剩下福贵和一头老牛做伴，相守垂暮之年。这样的死亡设置不仅揭露了大跃进、“文化革命”时期的麻木的人性，而且也影射了难以言说的政治问题，成功提升了小说的现实意义。

相比小說，改编电影《活着》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尤其在死亡设置方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命运主题。电影选择大量减少死亡数量，并且以温情的结局收尾。电影中家珍虽然重病在身，但是并没有因为凤霞的死而抑郁而

终，二喜和馒头（苦根）父子也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与福贵、家珍过上了平凡的幸福生活。

（二）叙述方式与命运主题紧密联系

余华的小说大多数都是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充满了悲剧和痛苦的元素，《鲜血梅花》《战栗》等多部作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小说《活着》也更多体现的是麻木、无奈和悲剧意识。小说里的痛苦是深刻的，悲剧是注定的。福贵，眼看着身边的人，死亡一个接一个，却无能为力，最后选择活下来，过完自己的一生。小说以局外人“我”的身份进行叙述，采用倒叙和插叙结合的方式，客观、冷静的讲述了福贵面对死亡的冷静的态度。苦难是一生的，求生意识是微弱的，福贵的存活也只是“向死而生”的摆设，没有意义。不管读者发出怎样的悲悯之情，悲剧的命运已经成为早已安排的结局。

电影是以直接叙述方式，交代前因后果，死亡设置的过程脉络清晰。龙二、有庆和凤霞的死，电影在制作上起承转合，衔接和谐。龙二的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庆的死，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戏剧性的偶然和冲突需要；而凤霞的死，是历经困苦生活、年幼失声等系列坎坷后，注定走向悲剧命运的句点。让观众从时间的流逝中，去感悟和体会影片的命运主题。此外，电影风格除去了一些阴暗、沉闷的色调，增添了象征生机、希望的元素，为小说悲剧的命运主题打上了温情的色彩。在电影开头，张艺谋就使用了他喜欢的红色调，在茶馆高挂的灯笼，红灯星光熠熠，增加了很多亮色系的元素，在画面上形成了美好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削弱了悲剧的命运主题。

二、有庆和凤霞死亡设置的细节对比

（一）凤霞死亡设置尊于原著的改编

凤霞的死，在《活着》小说和电影中都是因难产而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但是电影在尊于原著的同时，进行了死亡原因上的改编。小说中，凤霞的死，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电影在凤霞的死亡设置上，将原因更多的归结为时代的悲哀，以一种黑色的幽默葬送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张艺谋将凤霞的死设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当权，将全部学术知识分子抓进了牛棚。在凤霞待产之际，为了保证凤霞母子平安，二喜在福贵的劝说下去牛棚“偷”了一个老医生到医院。福贵了解到老医生多日未进食，好心买了几个馒头，老医生却被噎着动弹不得，导致凤霞在沉默中凄惨死去。这是一种戏剧性的死亡，与凤霞的悲剧命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观众不得不在黑色的幽默中接受死亡。

（二）有庆死亡设置颠覆原著的改编

《活着》电影中有庆的死亡设置完全颠覆原著，展示了一种更加适应电影中矛盾冲突的直接爆发性。小说里有庆为救区长春生的夫人抽血过多而亡，但是在电影里却是因为被春生倒车撞倒的墙压死。恰巧的是，相同的矛盾人物都有春生的存在，而这也引发了家珍对春生心存芥蒂，始终难以接受春生的道歉和弥补。

小说中有庆死亡设置的安排充满了人性的冷漠与社会的黑暗。区长的夫人因大出血急需血液，而有庆恰好是当时唯一符合要求的人。当有庆说到头晕，嘴唇都青了，医生却直至有庆失去力气摔倒在地才停止“嗜血”的针管。抽血的过程充满了时间的紧迫感，更是展现了血淋淋的真实感，有庆就这样一步一步掉进了死亡的深渊。有庆死后的模样更是令人心寒，细致的描写，不禁让人痛惜这个年幼的孩子，“看到有庆的小身体躺在上面，又瘦又小”“有庆的脸像是冻坏了，冷冰冰地压在我脖子上”字字句句，都在影射当事医务人员令人发指的行为，冷漠的人性，就连一个小孩都没放过。有庆在小说里的死亡设置让故事发展的矛盾更加尖锐，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大跃进背景下的阴暗一面。三、《活着》文学与电影对命运主题的阐释

（一）原著作家和电影导演对命运主题的理解

原著作家余華曾对“活着”这样解释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而福贵就是忍受一切悲剧的主人公，面对运无可奈何，面对亲人的离去，悲伤后苟延残喘地活着。小说的笔触是最令人震撼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窒息的氛围。众多的死亡，给予读者深刻的印象，种种不留情的政治影射，是对人性的拷问，也为命运主题蒙上了一层社会的阴影。

承受人类生存的苦难，是余华《活着》的主旨。余华在国内出版的作品简介中提到过：《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无法抱怨对方。这也说明小说中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命运主题，福贵虽未死，但是已经成为被死亡包围的中心，个体之间的命运纠葛达到了极点，只能接受，用生命的重量去承受。就像原著中写的那样：人们纷纷在这个叫作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

电影《活着》展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写照，是麻痹、无知的一种状态。相较于文学依赖文字构想整个故事，电影的独特魅力就在于能够通过立体的人物形象、真实的观景设置来勾起故事情节的点滴，更能走进观众的内心，触及内心，感知电影艺术的审美价值。

张艺谋在改编《活着》时跳出了揭露时代伤疤的固定圈子，按照自由创作的方式，选择了适用于时代发展的东西，那就是用人性的光辉去扭转个体的命运，拉开个体之间的命运联系，将个体的命运更多的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强求忠实原著是不现实的，从实际出发，重新审视文本，从人物境遇看时代的变革。张艺谋在电影的每次时间跨越上都做了字幕的提示，随着时间的流逝，场景的转换，人物命运发生变化，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小说中对社会提出尖锐的控诉和批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方向，进行了有意识的“禁止”。不可否认，其实这类暗讽历史问题的作品数不胜数，但是在影视作品的审核限制框架里是不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