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和边缘城市与大都市区空间发展

新城和边缘城市与大都市区空间发展

新城的概念源于19世纪规划鼻祖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后先在英国兴起，目的是疏散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防止大城市郊区无计划向外蔓延的有效引导手段。要弄清边缘城市的概念，首先要知道城市群的概念。所谓城市群或城镇集群，是指在一定规模的地域范围内，以一定的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众多中小城镇为依托，以多个都市区为基础，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城镇密度的城市功能地域。而边缘城市，是指离省会城市或者非省会副省级城市以及城市群(圈)较远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城市的规模较小，很多是老少边穷地区。边缘城市的经济多数较为落后，每年在全省的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边缘城市的教育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因为全国的高校大都分布在城市群内，这也是促进城市群发展的一支有利力量。但边缘城市正是因为其边缘位置，自然人文环境往往很好，很适合人群居住，是人们旅游休闲的理想去处。除此之外，边缘城市的农业多数较为发达，在全省中常常充当着菜篮子、粮仓和后花园的角色。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日趋明朗化。北京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相继“亮相”，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新的动力。在都市圈的构建和区域整合过程中, 核心城市是最主动、最具前途的大“赢家”，而大量处于都市圈边缘地带的城市. 简称边缘城市则面临着如何应对的新问题。因此, 调整发展思路、寻求新的发展, 是边缘城市面临的急迫课题。由于多种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 边缘城市一般不会被列为区域发展重点, 在起点上就与中心或副中心城市差了一步. 另一方面, 都市圈合作协调机制的本质是竞争协调机制, 它在规范竞争秩序的同时, 也使得竞争更为激烈, 并且这种竞争在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 特别是对边缘城市不利。因为, 边缘城市不仅在接受核心城市辐射方面处于较低的能级, 而且还面对着由于核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的吸引而产生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失。对此, 边缘城市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切实增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边缘城市的发展战略一一积极融入都市圈之中。因而, 研究城市发展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区划, 而应该从区域经济、交流地位分析发展策略, 认识发展优势和制约因素。作为边缘城市，“都市圈”背景下的发展战略, 应该是以区域发展为前提, 以接受核心城市辐射为途径, 以创优环境为手段,吸引周边地区生产要素, 增强综合实力和发展后劲。要把依托区域整体优势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重点, 进一步强化与核心城市及其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协作与联合, 有效地利用区域教育、科研资源, 为自己培养所需人才、孵化科技成果。要辩证看待边缘城市的区位劣势。表面上看, 边缘城市离核心城市较远, 在接受辐射方面处于较低的能级。而正是这种“劣势”，才使得边缘城市比那些与核心城市距离更近的城市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更有可能形成特色化的产业优势和相对超脱的发展环境。因为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区域, 边缘城市更便于建立独特的吸纳、传导、协调和发展机制, 更便于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有可能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彰显个性, 尽显其能, 获得较快的发展。因此, 不能把区位劣势绝对化, 而应该正视现实、创新思路, 借助都市圈形成机遇寻求更快的发展。在区域整合的过程中, 边缘城市面临的不仅仅是发展机遇,同样也要面对圈内各市之间的竞争。一方面, 由于经济基础，边缘城市不论发达与否, 都应该正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及时地从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上调整思路, 主动应对都市圈日

益明朗化的新形势,以便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赢得主动。

受工业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影响，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工业化带来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问题成为各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而信息化时代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比尔·斯科特根据美国大都市地理、经济和社会空间结构的演进，将大都市区空间的演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单中心(中心城市为主导的阶段)、多中心(中心城市和郊区相互竞争阶段)和网络化阶段(复杂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关系)。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开展了研究。西方国家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始终是和人口、产业等的郊区化、中心商务区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郊区增长主要有三种形式：制造业棚户区、工人阶级住区和商业阶层住区。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在郊区化过程中承担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这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起的中产阶级郊迁，大都市区的郊区人口形成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大都市区人口在空间地域上呈现不平衡增长趋势，郊区的增长快于市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仅居住郊区化，而且工作机会也逐步向郊区转移，主要的通勤模式从郊区向中心城市、郊区向郊区转移；在郊区化过程中，大都市区核心区、近郊、远郊形成了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德国等西欧国家也相继出现郊区人口和就业增长快于中心区的状况，居住分布的变化类似于沙丘的状况，居住分布的变化类似于沙丘的移动，从中心城市逐渐向周边城镇和郊区转移。

空间结构的演变源于生产要素的时空作用。为此，一些学者从产业空间分布的区位变动和要素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研究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学者从批发、服务业的区位动向入手对东京、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结构变化研究认为，城市核心地区中心性降低，集中分布相对减少，都市圈逐渐走向均衡发展，多中心成为普遍现象。戈登分析了美国1969-1994年之间的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的劳动力就业趋势，确认了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和就业由大都市区中心到郊区、外围地区直到乡村地区的离心化趋势。韩国学者对汉城大都市区及其它几个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研究认为，大都市区发展的历史背景奠定了今天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框架，汉城大都市区内部在不同结节点之间及均质区域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由不同等级结节地域和均质区域构成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工业化时代，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单核心的大都市区和多核心的大都市区。单核心的大都市区只有一个明显的核心城市，如欧洲的巴黎、伦敦、马德里、奥斯陆、莫斯科等。这些地区除了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和管理决策中心外，还同时具备商业中心、研究与革新活动和总部所在地的功能。单核心的都市区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心区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如种族隔离、贫富分化、就业问题等)。

长期以来，大多数城市形成了以单中心(一个主要节点或单中心结构)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形式，交通围绕一个中心区业组织，而不是按不同等级的区域来组织。这是造成城市空间组织混乱，交通、人口拥挤、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都市圈”背景下, 城市不再是独立的单元, 而是处于区域循环的交流圈甚至更大的范围。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势力范围” , 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否则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这是新城和边缘城市在都市圈背景下进行城市定位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