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的现实主义选择

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的现实主义选择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的政治、经济著作著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观点不重要。它所包含的内容也超出了西方所谓的“文学社会学”。中国革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前30年当代文学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这两者结合时，中国的当代前30年文学表现出了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继承又区别的特点。

关键词：文艺政治化；政治美学化；典型；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中国前30年的当代文学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是由中国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所决定的。首先，中国当代前30年的文学是对之前的解放区文学的自然继承和发展；其次，它服从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因此，现实主义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的基本主题。

一、文艺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学化

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意味着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地再现”。[1]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准备时期的文学理论，着眼于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以它认同普遍的现实主义原则。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文学的使命也就相应地发生了转换，即它把重心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转换到了歌颂和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因此前苏联作协把“现实主义”界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以此作为社

会主义文学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2]

这种界定包含了两个转化：一是文艺的政治化，另一个是政治的美学化。文艺的政治化，指把文艺纳入政治体制之内，从题材、主题到手法、形式都必须遵循政治的要求。政治的美学化，即政治以理想化的形态通过文艺形象来表现、实施。[3]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美学化有双重目标，第一，把社会主义的理想转化为文艺形象或典型，从而给广大群众以直观感性的教育；第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普遍内容和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的紧密结合。这样就以政治性统一了真实性，又以真实性的政治性统一了艺术性。[4]

二、典型：集体化的理想个性

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前30年文学发展的一个前提。没有典型的塑造，就不能构成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卢卡契称这样的艺术为“现实主义”。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富于表现人、自然、历史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他用“典型的”一词表明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最有历史意义和最进步的潜在力量，它们显示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动力。他把个人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使社会生活的每一具体细节充满“世界历史的”即历史本身的重大运动的力量。[5]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使用了“典型性”这一概念。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说，真实的人物性格必须结合典型性和个性。一个“典型的”人物体现了历史力量，但并不因此而不具备丰富的个性。在卢卡契看来，一个将那些历史力量戏剧化的作家，他在他的艺术

中必定是“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透过社会生活的偶然现象，揭示出某种状况下的本质或要素，将它们结合在一种完整的形式中，用具体的经验赋予它们血肉。[6]

在卢卡契看来，一个作家能否做到这一点，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技巧，而是取决于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现在一个明显地正在形成的历史时期。莎士比亚、司各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能产生重要的现实主义艺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历史时代诞生前的动荡之中，得以戏剧性地参与他们社会中充分暴露出来的“典型的”冲突和动力。正是这种历史“内容”为他们的形式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典型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代表——英雄榜样。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在把写典型规定为基本认同的前提下，进一步规定以写正面典型为主，反面典型只是正面人物的陪衬。这也与黑格尔的思想相一致。黑格尔认为纯粹反面的人物是没有真实性的，只有本身是正面的有实体性的力量才能成为理想动作的真正内容。[7]

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塑造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大公无私、立场坚定的英雄人物，就成了文学的基本任务。例如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的主人公梁生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不仅具有树立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的意义，而且具有代表和表达集体中心意志的特殊意义。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和个人感情，不断被削减和压抑，或者他们成为从里到外完全政治化的生命，或者把个人生

活、个人感情放在了陪衬政治的次要地位。

三、典型化手法与民族化风格的结合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戈德曼考察文学作品的结构时指出作品越是表现这个社会阶级完整一贯的“世界观”，它就越具有艺术的生命力。他认为，我们不能首先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个人的创造，而应当是他所谓的一个社会集团的“超越个人的精神结构”的创造——意思是那个集团共有的观念、价值、理想的结构。戈德曼称自己的这一批评方法为“遗传结构主义”。他寻求的是文学作品、世界观和历史本身之间的一整套结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运用一种辨证的批评方法，在作品、世界观和历史之间不断地取得联络，调整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30年中发展以民间形式为基础的民族化风格，是配合塑造政治上的理想人物的需要。因此，典型与民俗的结合，也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条独特道路。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为例，这部小说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化手法和民间文化风格结合的样板。小说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一方面小说在情节的叙述中充满了对清溪乡农民日常生活的生动

描写；另一方面则来自小说塑造的以亭面糊为代表的几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农民形象。正是这些人物在具体的生活中展现出浓郁的乡土风格，才使得作品获得了特殊的生命力。

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中，描写民俗为时代变革提供了生活氛围，也增加了小说叙述的真实感。而作为载体的如亭面糊这样的中间形

象，也如他们的政治属性一样，处于正面典型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中间，这就出现了典型与民俗并没有结合的现象，塑造这样的中间人物比塑造典型人物更为成功。[8]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无论是直接描写民俗，还是塑造中间的人物，都要受到政治主题的限定和抑制，不能自由的展开和深入。

四、总结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被纳入到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与民族化风格结合的单一创作模式之中，也形成了当时的创作主流。文学是可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斗争需要运用这一工具。但在运用的同时也应同时考虑两者的差异，尊重文学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总之，应在社会生活多层次的丰富内容中充分肯定个人存在的特殊价值，在创作中肯定作家的个性价值、鼓励从内容到形式的个人自由。

参考文献：

[1] tbid.p.114.

[2] 谢冕，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38.

[3] 洪子城.《1956：百花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64.

[4] 谢冕，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0，31.

[5] [匈]卢卡奇.《艺术与客观真实》，范大灿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