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答疑三

《中国现代文学》答疑三三十九、简述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

这是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与国民党政客及御用文人之间进行的一次文艺论争。

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便着手建立所谓“党治文化”阵营，以抵制革命文学动。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反动政客便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口号，他们以武力抵制、排斥革命文学作品，强迫书店出版发行他们的报刊，并于1930年6月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宣言运用西方的艺术流派作例证，说明任何艺术都是民族意识的产物，提出：“文学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提出文艺要有一个“中心意识”，取消文艺民主；他们企图借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

后来他们还发表大量文章，散布反苏媚日，歌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的言论，为他们极力宣扬的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实质作了明确的注脚，面对反动政客的猖狂进攻，当时左翼作家联盟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进行了坚决反击。

他们具体分析了西方艺术流派的特征，指出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人面兽雕塑艺术，还是欧洲的表现主义，无一不带着明显的阶级性质，反映了当时同一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

反动文人党棍依据泰纳的文艺三要素提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口号，而泰纳的理论本身就有错误的一面，左翼作家还通过分析御用文人的作品，揭露了他们反苏反共、媚日投降的险恶目的。

提出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绅商阶级的国家主义”即法西斯主义。

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国民党变相的文化“围剿”，是国民党指令走卒破坏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把戏。

在左翼作家的严正有力的驳斥下，御用文人、政客党棍原形毕露，失败告退。

四十、怎样认识左翼文学与“新月派”的论争？这是20年代末，新文化队伍分化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人的一场激烈论战。

1928年3月，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始倡导之时，“新月社”成立，他们的《新月》发刊词认为当时的文坛全是“功利派”、“狂热派”、“标语派”、“主义派”。

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中说“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根本不能成立，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革命文学阵营特别是创造社的成员对“新月派”的进攻进行了反击，只是当时革命作家忙于内部的论争，没有更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斗争，给“新月”派造成了进攻的机会.1929年9月，梁实秋写了《文学具有阶级性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十余篇文章，老调重弹，宣扬陈腐的人性论,攻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

当时，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结束，革命作家日趋团结，而且逐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他们以此为武器，给新月派以有力的回击。

鲁迅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用严密的逻辑和通俗的事理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文学的阶级性。

通过论争，革命文学运动进一步发展。

四十一、简述四十年代抗战进步文学与“战国策”派的论争。

40年代初，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陈铨、林同济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形成“战国策”派，他们宣扬当前的抗战时期是“战国时代的回复”，宣扬强权政治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及“超人”哲学，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主张个人奋斗，崇拜英雄气概。

在文艺理论方面，他们主张以恐怖、狂欢和虔恪作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宣扬法西斯主义，在创作上，竭力迎合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得到其重视和赏识。

为了揭露“战国策”派的法西斯反动本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野草》、《群众》，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汉夫、欧阳凡海、李心清等人的批判文章，抨击了法西斯主义论者为虎作伥的实质及其对抗战的极大危害。

与“战国策”派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上半期。

进步文艺界取得了最后胜利，保证了抗战文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十二、简评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这是30年代文学界关于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后，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决定着文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然而新文学是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有很大差别，不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左翼作家在列宁关于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属于人民的思想启发下，开始注意新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左联成立以前，文艺界就开展过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左联”成立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在“左联””主持下成立专门的组织——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正式提出了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决定把“文艺大众化”作为“左联”新的工作路线，提出要求非无产阶级作家在生活上大众化或无产阶级化。

《文学月报》《北斗》等刊连续发表文章，讨沦文学作品的口语化和通俗形式等问题，同时这项讨论也涉及到文学作品内容的大众化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这次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许多次讨论中规模最大、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

在整个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革命作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口号，并且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探讨和初步创作实践。

通过开展这一运动，对“五四”以来文艺界形成的片面的“欧化”倾向作了初步纠正，对传统的文学形式有所重视，逐步缩短了文艺与群众的距离。

通过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迫使作家读书学习，捉高了他们的文艺理论水平。

同时，在“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不少作家把文艺大众化理解为单纯的文学形式的大众化，忽视了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等的大众化问题。

而且在强调文学语言大众化的同时，走向了否定白话文的极端。

其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仅仅是局限在理论技巧的探索上，并没有进一步付诸创作实践。

四十三、概述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指1939、1940年文艺界开展的关于新文学民族化问题的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抗战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抗战爆发后，民族解放战争向新文学提出迫切要求，文艺要适应新生活，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适应这一要求，文艺界涌现出一些通俗化的抗战作品，但其中不少作品不能正确处理通俗文艺形式与抗战新内容的密切关系，成为一些庸俗的东西。

当时，我党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真正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批评了在学风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提倡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对文艺的民族化作了专门论述，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为文艺的民族化讨论指出了明确方向，这次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这次讨论规模很大，范围很广，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部分。

从1939年初开始，在延安开展民族形式问题的学习讨论，周扬、艾青、肖三、何其芳、冼星海等先后在《新中华报》、《中国文化》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民族通俗化问题。

国统区关于文艺民族化问题的讨论意见非常分歧，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赞同向林冰提出的关于民间文学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论点，强调民间文学形式，而全面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他们的主张，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

在批判向林冰观点的同时，以葛一虹为代表的一批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笼统地否定旧形式，把新文艺不能很好地与人民结合的原因一概归咎于大众知识低下，达不到新文学的要求，否认新文学的历史继承性。

此后，郭沫若、茅盾、胡绳、罗荪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召开座谈会，对这次讨论作出了总结性的意见。

他们认为，民族形式与抗战内容是不可分的，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战斗的现实生活，并强调在学习旧形式的同时，仍然可以学习外国优秀文艺。

在抗战新形势下开展的这次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诸方面，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艺运动的主要内容。

这次讨论，进一步密切了文艺与群众、文艺和中国抗战现实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了作家的文艺理论水平。

在文学创作上；大量涌现出一些反映新生活、学习人民群众通俗化语言、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文艺界还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和整理优秀民间文艺的组织。

这次讨论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它仍然有注重语言形式和文学理论的探索，忽视作品思想和文学创作实践的偏颇。

四十四、怎样评价“两个口号”的论争？“两个口号”的论争是指1936年，左翼作家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是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在要求团结抗战基础上的一次文艺论争。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1935年底，左翼作家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爱国要求，得到人们的广泛响应，显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但是，“国防文学”的倡导者排斥抗战题材以外的文学作品，甚至认为当前的文学只有两派：国防文学和汉奸文学。

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这是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在文学领域的反映。

1936年4月，鲁迅、茅盾、冯学峰根据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同商定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由胡风以个人名义在《人民大众的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提出，但胡风在文章中没有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解释清楚，没有阐明它与“国肪文学”的关系，反而想取“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代之，而“国防文学”的倡导者又难以容忍，于是引起了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论争双方纷纷发表文章，批评对方的观点，互不相让，而他们在要求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基本一致的。

论争迟迟不能结束，不少人发出呼吁，要求团结起来共同抗战，鲁迅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指出两个口号的利弊，论证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主张两者并存，从此论争逐渐停止。

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各方面人士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文艺界团结抗战，这标志着“两个口号”论争的结束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的成熟。

“两个口号”的论争扩大了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提高了作家对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认识，批判了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左”的倾向，为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成打下了基础。

但是，这次论争正值民族危急的紧要关头，双方仅仅为了两个本来具有共同方向的文学口号而展开长时间的论争，分散了抗日力量，影响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