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绘画中的美学差异

中西方绘画中的美学差异

要谈中西方绘画中美学的差异，必须要从它们的根源说起。中国绘画脱胎于工艺装饰艺术,古代中国绘画三大体系中的院体画、文人画、民间画都不同程度地传承了装饰艺术的典型特质，即平面性与装饰性的审美趣味，画者将表现对象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美化加工，而非追求写实的准确性。而西方绘画则溯源于古希腊艺术，古希腊人善于捕捉微妙的比例关系，精于数学与哲学，力求明白准确，追求心灵健康与肉体完美。他们的艺术也力求逼真、写实与理想的结合，从他们的雕塑中就可以看到这点：雕塑多以最美的人体为摹本，表现自编神话中的众神，形体极为精准，比例亦臻于完美。如柏拉图所说：“艺术是摹本的摹本”。

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西方绘画中最本原的美学差异：写意与写实。中国绘画偏于精神性的写意，表达了画者对物象的理解及感受，表现物象最本质特征，并进行了理想性塑造加工。其精神性常常高于画本身的表达与技法，物象作为抒情的媒介表达着作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追求。而西方绘画则偏于写实性地再现对象，往往表达重于构思，技法展示遮蔽了画家的精神表达，要透过层层物象才能体味画家深藏的内心世界。而且西画常以故事性或场景性代替精神性，在立意上存在缺失。如18世纪评论家狄德罗所说：“在我们的画作中都有着构思上的弱点，思想性的贫乏。”下面将从造型、色彩及构图三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中西方绘画在写意与写实上的美学差异。

在造型上，中国绘画美学偏于平面性，而西方绘画美学偏于立体性。中国的绘画由工艺装饰（青铜器、陶器纹样）发展而来，本身就具有先天的平面特征。陶器上的纹样多是图案化、美化后的物象，因此中国绘画常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意味，也历来不竭力追求再现对象，而是满足于表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具有意象

性造型理念。中国画家不写生，而是通过观察记忆将形象积累于脑海，作画时便全凭记忆，这样既保留了物象的本质特征如种类、规律、结构等等，又主观过滤掉了其非本质的元素如光影、明暗及色彩变化。譬如中国绘画中的树，大致只有几类明显的品种，其枝干变化也常常遵循“树分四枝”的原则，而不像西方绘画中如实描绘树的真实枝干姿态，叶片轮廓。中国绘画中也绝少表现光影，因此给人以强烈的平面感和装饰性，这也养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习惯。这种既非写实又非抽象的画法使中国绘画带有浓郁的写意美，所谓“画意不画形”，画者在似与不似之间创造出了意象与真实物象的距离，表达了作者对于物象的理解与理想。这一点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美学是相同的，意象源于自然又超乎自然，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也体现了中国绘画的文学性审美特质，古时绘画为“文章余事”，诗与散文的写意性自然也延续到了绘画中，因此绘画的语言常常是文学性的，精神性的，“画在补文字之缺”。而“印、字、画”一体的模式则成为中国绘画的文学性特质的鲜明外在体现。相比而言，西方绘画有明显的立体性特征，画家们忠于表现物象的素描关系：明暗、透视、体积感、质感、空间感等表面性因素，追求逼真的明暗及色彩变化以及细节的表达。这一方面是出于西方文明中对人和事都要探究清楚的理性及科学精神，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雕塑的审美特征——准确性和完美性的高度统一，因此西方绘画常常注重形体塑造的雕塑感，追求光影下形体的黑白虚实关系产生的美学韵律。

在用色上，中西方的差异性则更加明显。西方绘画重用色，色彩与素描一起成为在纸面上创造深度幻觉的两个有力工具。画家以物象的固有色为依据，根据色彩在光影下和环境中色相、纯度、明度的变化精准用色，表现自然化的效果，使人感觉“很像”自然。这种效果明显是具有写实主义色彩的，并且容易将观者引

导向对技巧的关注而忽略了物象本身的美。中国绘画则不在个体上作太多颜色变化，更注重整体颜色的协调配合。这与其溯源——装饰艺术中对统一性的要求是分不开的，装饰艺术中讲究重复与统一的韵律，个体若变化太多则会干扰整体的统一性。因此中国绘画中着色常常依循“随类赋色”的原则，即按照物象的种类赋予颜色，不考虑它在光影和环境中的变化。譬如描绘花朵，栀子花皆赋白色，石榴花皆赋朱砂兼胭脂色等等。这种用色方法是写意的，它表达了花卉在画者印象中的颜色，并通过一定的布置使其达到理想的关系，只表现了花最本质的生命特质，没有对其他表象作精确分析。这种用色方法使得大多数中国绘画都给人以淡雅宁静的色彩印象，它超越技巧直达本质，表现了中国文化对自然美的认识与品位。

在构图上，西方使用焦点透视，并遵循一定的几何美学规律组织画面。西方绘画讲究抓住瞬间的印象感觉，并以静态观察对象，画人时模特要长久保持同样的姿势，而画风景时则选定视角后便就视野内的景物作画。这就导致了西方绘画中对透视准确性的追求，无论是平行透视、成角透视、还是倾斜透视曲线透视都要求画家对透视学的绝对把握。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学的发展使得西方绘画写实几乎达到极致。相比之下，中国绘画则呈散点状，移动状，没有一个明确的焦点。这与画家的观察方式是很有关的，画肖像时中国画家常无法要求人物保持静态，于是就采取动态观察法，这却使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表现了人事在不同侧面的特点，如《韩熙载夜宴图》就在一幅画面中上表现了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山水画更是如此，画家亲历游观记录，正面、侧面、背面都可取景，再将不在一个平面上的风景整合到一个画面上，更多时候甚至是凭经验自我拟合的理想山水配置。郭熙《山水训》中提出山水构图的“三远法”即：高远、深远、平远。高远即取更

高位置俯瞰山峰，再配合深远手法，辟溪开壑搭桥架路表现空间往复无尽之感，而平远则以平视角表现俯瞰的层峦叠嶂效果，都是在不同时空间转换融合后的结果。这也表现了中国绘画的写意性，强调画者对客观人事的经历与整体把握，而不局限于描绘眼前的景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绘画美学在写实和写意上的巨大分岭。西方绘画希望借高超的写实手段再现对象，物质表现力很强，精神表现力则常显不足。而中国绘画并不关注对对象刻画的准确性，而更多地表达画者自己对外事外物的理解与把握，抓本质，重写意而非写形，精神表现力极强。在东西方思想强烈碰撞的今天，中西方绘画的发展若能抓住自身特点、取它之长补己之短，必能续写出更加绚烂的中西绘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