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长征

浅析长征

程才 2014050101179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的《七律·长征》道出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历程和艰难险阻，道出了红军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长征所作出的精辟总结。的确，长征是宣言书，向中国和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长征是宣传队，向中国乃至世界宣传红军自强不息的精神，宣传中国共产党奋发进取的魅力；长征是播种机，为中国革命播种新生力量，播种了新中国成立的种子。

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5年10月结束。在我看来，早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似乎就注定了长征的发生。三中全会后不久，党内形成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说李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王明、博古预先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了“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并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成分，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批判“调和主义”，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同时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成为政治局委员，实际掌握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李立三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1930年10月，蒋、阎、冯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围剿”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一、二、三、四次大围剿，在毛泽东正确战略和战术的指导下，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一、二、三、四次大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最高峰。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的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盲目迷信外国专家，依靠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全权指挥作战，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长征初期，临时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部队行动迟缓。在红军连续突破敌军的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全军损折过半，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在蒋介石重兵阻截追击下，毛

泽东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并在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尖锐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长征开始后实行的退却逃跑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正确指挥下，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的重大胜利。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嗜血为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接着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军，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甘陕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1在甘泉同在陕北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标志着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虽然是被迫进行的，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确实“是光荣的”。在两年的时间里，各路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翻越了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的座座高山，跨过了激流汹涌、难以渡过的条条江河，穿过了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冲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一层又一层、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他们顶寒风，冒风雪，忍饥挨饿，遭冷受冻，甚至吃草根、咽树皮，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终于赢得了长征的胜利。这是人类创造的一大奇迹，是一曲胜利的凯歌，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历史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长征业绩永垂不朽！

长征精神万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