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大学语文论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唯一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集大成的志人小说集，作者通过对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言语、行动等的描写，将魏晋时期文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鲁迅先生曾用“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1]这句话来形容本书描写人物的独到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风貌，而其中最为吸引人、在文学史上最为标新立异的莫过于魏晋文人那种潇洒豪放、狂妄放达的行为，这也是“魏晋风流”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狂狷
一、狂狷的表现
“放诞”与“简傲”等作为魏晋时期流行在士人中间的一种社会风气，有很多表现形式，主要方式有嗜酒、裸体、不拘礼节、蔑视权威等等。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1.嗜酒
酒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世说·仁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仁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仁诞》）可见饮酒对于魏晋文人来说已经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也是因为酒，他们常常做出一些令我们现代人看来十分匪夷所思的事情。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
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仁诞》）
刘伶对酒的渴求已经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他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如此嗜酒者，实属罕见；蔑视权威、视金钱权利如浮云的阮籍竟然为了酒而屈就自己，求做步兵校尉的官职，可见魏晋人对于酒的感情也超过了对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追求。

2.裸体
鲁迅先生曾指出，魏晋士人风行穿宽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

”[3]或许魏晋文人中间有裸体的风潮也是因为他们服药的缘故，毕竟穿的衣服再宽松舒适也难免会磨破皮肤，倒不如干脆不穿更为自在。

不管原因为何，裸体都实在是魏晋文人放达狂狷的一种表现。

在这些用裸体表现狂放的士人中间，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伶了：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仁诞》）
刘伶违反了处世的规范，被别人讥笑，他自己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这么一番气壮河山、狂放大度的理由，如此理直气壮，倒显得嘲笑他的人拘泥迂腐了。

3.不拘礼节
说到不拘礼节，魏晋时期的文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间可谓首屈一指，在这一时期，他们不顾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已经是小儿科了。

例如，阮籍嫂
尝回家，籍见与别。

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仁诞》）不仅不顾男女大防，更为此说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这种简直大逆不道的话来。

除此之外，此时的文人对于自古以来地位无比崇高的父母也有了不同的态度。

例如，孔融就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了结了；他还说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天，有点食物，若自己的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

他的这种说法给了曹操一个杀他的借口，但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此时的文人对于礼节的颠覆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

4.蔑视权威
自古以来，对于达官贵人的态度似乎是人们评判一个人狂放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例如，李白的狂傲之名部分来自于他的这个故事：“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

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4]由此留下了“力士脱靴”的美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魏晋时期的文人在这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例如：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世说·简傲》）
二、士人狂狷行为产生的原因
魏晋六朝可以说是我国政治最为混乱，社会最为痛苦的时代。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文人们步履维艰，处境十分堪忧。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5]阮籍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文人的心态，他们对现实十分不满，同时不敢也不屑于谈论政治，只能在放荡狂饮中寻找寄托与慰藉，抒发内心的苦痛与愤懑。

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仁诞》），这也是魏晋文人共同的心声。

正如宗白华所
说：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

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

……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

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6]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哲学思想的变化与调整时期。

传统的儒学之稳固地位已经被佛道二教所分割，老庄哲学所主张的无为、自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引导文人行为规范的基础，因此他们由对权威的蔑视、对自然人性的追求等产生放达狂狷的行为也就容易理解了。

三、魏晋文人狂狷行为的实质
魏晋文人狂狷的行为，虽然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性格，但外在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放诞与简傲实际上是一种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情愿在酒的世界里麻醉自己，例如嵇康就曾在他的《家诫》中说到：“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

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请勿逆也”，这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狂饮的行为只不过是他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痛苦的一种方式而已，他们是一群清醒而痛苦的沉醉者。

表面上看，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但是他们反而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更加重视礼教。

鲁迅也说：“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
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7]可见魏晋世人虽然借助饮酒来摆脱礼教的束缚，但只是在个人层面上，在社会层面上他们仍对君臣之礼深信不疑。

四、魏晋文人的行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魏晋时期在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清谈世风所导致的精神扩张、思想解放对后世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唐代李白的旷达狂放，王维的清退恬淡；宋代苏东坡的豪迈不羁，柳永的风流倜傥；明代徐渭的违礼背俗，汤显祖的意气慷慨；清代吴敬梓的蔑视功名，曹雪芹的愤世嫉俗，无不见出魏晋风度的遗存。

”[8]这段话清楚地表达出了魏晋文人对后世所产生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文化价值方面，由于老子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很多文人用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然而长期以来主导着中国思想界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

可以说，魏晋时期的文人既有济世的想法、安邦定国的抱负，又向往道家那种精神绝对自由的世界，而这两者又在他们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种儒道互补的生活方式，为后代士人的行为处世提供了典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这种典范的最好说明。

其次，以魏晋文人的这种狂放行为为主要特点的“魏晋风流”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审美价值。

笔者认为魏晋文人的生活态度更加接近于武侠世界里的人物，他们把酒言欢，不顾世人的眼光，那种“傲然啸咏”的气度是不同于阴柔之美的另外
一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美的多元化。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2]凡引《世说新语》中原文皆出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7]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白脱靴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唐]房玄龄、褚遂良等编：《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6]宗白华：《美从何处寻》，《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8]高华平：《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

（李会浙江杭州杭州师范大学3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