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时期，其间建立了强大的统一中央政权，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策。
其中，重农抑商政策是秦汉时期在农业和商业等经济领域实行的一种政策。
1. 重农抑商的本质和背景重农抑商是一种贯穿于秦汉两代的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尽可能发展农业，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种政策的出现，既是社会经济的自然结果，也是反映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和社会思潮的表现。
在西周时期，商业已经很发达，经济主要以商贸为中心。
到了东周时期，农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国家统治的主要对象，而商贸则被逐渐压制。
这种趋势在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表现为大力发展农业，以此为基础保障国家经济和国家权力的巩固。
在新朝时期，政策趋向逆转，主要考虑商业的发展，推行任贤用商政策。
2. 重农抑商的实施方式和影响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实施方式和影响：（1）土地分配制度。
从秦汉开始，实行过类似“根据人口实行均分”的土地分配制度，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土地，增加了耕作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2）推行农业技术革新。
秦朝时期先后实行“封禁制”和“均田制”等措施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而汉朝更是还采用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土地荒地开垦等办法，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
（3）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新朝时期，推行任贤用商政策，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
但在秦汉时期，为了保护农业，限制了一些非农业生产的自由发展，即所谓的“重农抑商”。
这种政策的恶果是导致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难以推动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4）对民生的影响。
秦汉时期大力发展农业，趋向重视民生，在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
由于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对商业的限制，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富贵者向地方搬迁的现象。
但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国家的重组农业政策和规划，对于维护生存权利、稳定生活来源，促进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视农业发展，限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倾向。
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农业经济，而不是发展商业经济。
它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农抑商”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国家面临着许多内外挑战，而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
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这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没有稳定的农业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将受到限制。
国家需要通过政策来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农民的利益。
限制商业发展可以避免商业经济过于繁荣，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和贫富悬殊的问题。
“重农抑商”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种政策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限制商业发展可能导致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不平衡。
“重农抑商”政策也可能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
由于政策的限制，商业经济发展受到了抑制，农产品的价格也不容易上涨。
这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政府对农业的过度依赖也意味着农民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负担。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它保护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确保了农民的利益。
这种政策也有其局限性，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提高。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护农业发展，又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重农抑商”。
这个政策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广泛实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原本以为深入人心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其实质也需要重新审视。
“重农抑商”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推崇农耕经济而限制商业发展。
这种政策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商业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
政府调整政策来保护农民利益，包括减少商业税收、控制商品流通和加强农业生产。
这一政策背后的意图是保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增加农民的收入和财富。
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实际操作中，“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
在明代，许多地区实施了一些“重农”政策，比如减少农业税收和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这些政策被认为是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的。
同样存在一些地区实施了一些“抑商”政策，比如限制商业活动和加强商业税收。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遏制商业发展，以保护农业经济。
在明代的实际操作中，“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因地制宜。
同样，在清代，也存在一些例外。
在清代中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国家财政赤字以及外商贸易的兴起，政府开始鼓励商业和贸易。
在这一时期，国家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同时也减少了商业税收和关税。
这种新的政策导致了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这表明，“重农抑商”政策在清代也存在一些变化和调整。
从最新的研究来看，“重农抑商”政策并非在明清两代得到普遍的推行。
实际上，政府更倾向于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来促进农业和保护商业。
这也符合中国历史上政策的一贯特点，即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来调整政策。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其他政策，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指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统治者采取的一种政策，重视农业发展而压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的执行期可以追溯到汉朝到明清时期，持续了几千年之久。
近年来对“重农抑商”政策重新审视，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不是绝对的压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而是一种过时的说法。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不是完全压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相反，历史上很多时期的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重视和支持。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商业繁盛，丝绸、瓷器、铁器等制造业蓬勃发展，与“重农抑商”的说法并不相符。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促进商业的发展，如扩大对外贸易，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等。
这些事实说明，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无视的。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全。
中国历史上的农耕社会，农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统治者之所以执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为了确保农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带来了城市化、人口流动和社会变革，这一切都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统治者需要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尽管“重农抑商”是统治者的基本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改变，统治者也会相应地调整政策。
在一些贫瘠的地区，政府可能会放宽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限制，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一些富庶的地区，政府可能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以保证粮食供应和国家安全。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解需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和经济实际情况。
在对“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新的审视时，我们应该摒弃绝对化的视角，从多方面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这一政策。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自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始到满清王朝的覆灭，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始终绕不开“重农抑商”的核心议题。
顾名思义，“重农抑商”即要求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扶持农业生产而着手打击富商大贾。
商鞅变法中曾主张“重本抑末”，其中将农业视作为本业而贬低商业为末业，并将过度的商业发展看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这究竟是为何故？这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古老的大河文明“重农抑商”的国家法令，从表面上看，国家重视农业生产而抵制商业的存在自然说明了农业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整体收益明显高于商业。
中国古代自文明起源之初，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就孕育了大河文明的种种因素。
首先是天然的河道，其次是天然大禾本科植物的早期形态，这两者皆是大河文明得以产生的天然因素且缺一不可。
在中华大地上恰好这两样条件俱全，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上帝的宠儿”。
在这片土地上，在没有过度天灾的袭卷下，人们可以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上稳定的小农生活。
很显然，早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突显了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倡导小农经济的合理性。
因此，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便是“重农”的原因之一。
（二）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使得国家商业活动得不到可观收益中国古代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从中国地图上不难看出，其四周被汪洋大海与崇山峻岭所环绕。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除了通过丝绸之路可与外界实现有效沟通外，在交通条件并不发达的条件下很难开辟一条与外界直接交流的天然道路，因此这便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发展。
古代从事的商业活动也大多只限于国内商品的流通而缺乏外界输入，因此商业交换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存在并无新物质再生。
商品间的一出一入之间虽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很有可能是其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但对于国家层面并无有利可图。
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农业生产永远是统治者眼中“富国强兵”的基础，因此便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指一种政府针对农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方针。
这种政策主要强调农业的重要性，鼓励农业的发展和产出，同时限制商业的发展。
“重农”强调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
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来保护和提升农业的地位和产出。
政府加大对农田开垦、水利建设、农业技术的投资，提供农民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支持。
政府鼓励农民提高产量，增加农产品的质量，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来提升农业经济的发展。
政府还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鼓励农民组织和合作进行农业生产，以达到规模化经营的效果。
政府通过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他们的收入。
与此政府采取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
政府限制商人的活动，减少商业交易，限制商业资本和商业贸易的流动。
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资本的流入商业领域，压缩商业的发展空间。
政府限制商业资本的投资，阻止商人进入农村，减少商业贸易的机会。
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限制商人的权力，控制商业领域的竞争。
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下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最早的“重农抑商”政策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商业只是次要的经济活动，因此政府鼓励农业的发展，限制商业的发展。
而在现代历史上，中国也出现了“重农抑商”政策的现象。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陷入了经济困境，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政府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这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农业产量，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
在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商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商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压缩。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鼓励农业和商业的双轨发展，推动农业和商业的融合发展。
政府逐渐放开对商业的限制，鼓励商业的自由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经济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农
业为重点发展的政策，而限制和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
实施过多次，对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一些学者开
始提出新的见解，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将就“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进行探讨。
我们需要理解“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
而商业和手工业则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次要的经济活动。
这种偏重农轻商的观念在当时的
社会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政府在实施经济政策时也倾向于支持农业，而限制商业和手
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并对社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随着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审视，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们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这一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保护和发展农业
经济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可以有效保障农业
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
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
的商业竞争和商业垄断。
在古代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商业集团的垄断和剥削，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公平。
适度抑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新的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本文将结合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探讨“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
我们来看一下“重农抑商”政策的起源和演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农抑商”政策是指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
这一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转变阶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当时的统治者们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来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
随着中国的历史演变，“重农抑商”政策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和调整，但其核心内容始终未变。
随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人们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
比如在唐宋时期，尽管“重农抑商”政策依然存在，但在政策内容和实施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家开始引导商业发展，鼓励手工业的兴起，同时也开始重视商业和手工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重农抑商”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些历史学者还指出，“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干预和调控。
在古代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干预和调控方式既包括政策手段，也包括行政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商业的抑制，而是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干预和调控，它反映了古代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一种管理和引导。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经济政策，指对农业加强支持，限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源自儒家思想，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商业和工业则是不稳定因素。
在古代，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限制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见解。
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应当摒弃“重农抑商”政策，而是应该推动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多元化。
农业作为国家的根基固然重要，但农业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
当前，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科技、信息技术等现代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鼓励，以满足国家的粮食需求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和工业的兴盛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促进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应该取消对商业和工业的限制，鼓励其发展，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创新和创业。
在新时代下，我国的“重农抑商”政策需要进行新的调整和改革。
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减少对农业的税收负担，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提供更多的支持，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逐步放开对商业和工业的限制，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市场竞争，激发创新活力。
政府还可以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促进农业和城市之间的资源流动和产业融合，实现农村产业的多元化。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实行不同政策时常用的一种方式。
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者的权力。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商业则往往被视为低级劳动，被归为社会底层。
统治者普遍存在怀疑商业的观念，认为商人只关心私利，缺乏忠诚和责任感。
出于这样的观念，统治者常常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制定种种限制措施以抑制商业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措施包括：征纳役制度、赋税重压和边缘地区政策等。
征纳役制度是指国家通过强迫农民参加军队以提供军事力量。
这种制度对农民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使其无法专注于农业生产，而劳力和资源则被用于战争和统治者的军事行动。
赋税重压则是将大量的税收负担放在农民身上，使其负担过重。
这种税收压迫不仅使农民生活困难，而且削弱了农业的生产能力。
统治者还通过限制商人的贸易权利和行动自由，控制商业活动的发展。
商人被禁止经商，并且被迫支付高额的赋税，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贸易活动的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虽然对商业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这种政策削弱了商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整个经济系统无法充分利用资源和发挥潜力。
限制商业的发展也意味着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商业活动是社会进步和创新的重要动力，通过限制商业的发展，会使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受到限制。
重农抑商政策也容易导致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加剧。
农民被迫承担过重的负担，而商人却受到歧视和限制，这会造成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和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革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重视与支持，国家也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鼓励商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政策方式，它通过强化农业生产，限制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者的权力。
全面掌握重农抑商政策
全面掌握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又叫“重本弃末”“强本弱末”，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抑商人而存商业，退私商而进官商，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治手段保持自然经济结构，使小农经济不致全面崩溃，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政策。
一、理清重农抑商发展时间线1. 商鞅变法，规定重农抑商商鞅变法之前，商业在社会经济和财政税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一般对商业给予一定的重视和鼓励。
《尚书·洪范》写道：“一曰食，二曰货。
”商业贸易“货”在八种政务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农业生产“食”。
在《周礼·天官》中，商业位居第六，与农业、百工相提并论。
但后来由于商业的不稳定性及商人的流动性等特点与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的倾向发生矛盾，因此出现了重农抑商思想。
商鞅变法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原则，《史记·商君列传》写道：“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拓展·从《吕氏春秋·上农》中看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目的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
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
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
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吕氏春秋·上农》直接目的：确保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根本目的：巩固封建统治;经济目的：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思想目的：安定人心，端正民心民智;政治目的：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政治稳定，巩固君主地位。
2. 秦汉巩固秦朝：推行“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政策。
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社会地位较低。
“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
“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一、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指以国家优先、国家利益至上为核心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行为。
它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利益体，国家的繁荣稳定是最高的目标，个人、群体的利益需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在历史上，国家主义曾经兴盛过。
20世纪的欧洲就是国家主义的代表。
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是国家主义者。
他们主张用武力来扩张国家的领土和利益，最终导致二战爆发，给欧洲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
国家主义在另一些国家也曾为主流思潮。
例如，日本的军国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等，都是以国家利益和领袖权威为中心的思潮。
由于这种思潮的存在，这些国家的人民长期处于专制和战争的阴影之中。
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国家主义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也再次成为主流思潮。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利用国家主义思潮来加强对自身国家的控制，发动对外战争，抑制自由民主发展，给世界和国内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和负面影响。
二、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做“重农抑商”的政策，它是指政府针对商人和商业活动的一系列惩罚性行动。
这个政策主要出现在明朝和清朝时期。
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政府认为商业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所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限制商业。
具体来说，“重农抑商”政策的内容包括：禁止商人进入士绅阶层，禁止商人娶入士族、官宦家庭，对商业涉及的税收、禁令等要求非常苛刻，商人与官僚的关系严格限制等等。
这些政策造成了商业繁荣受阻，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商人不聚源，农工不中贵”的现象出现。
三、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的联系国家主义和重农抑商政策之间存在联系。
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是最高目标，而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应该服从国家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出现正是在封建社会，个体价值观念不强的地方出现时。
重农抑商政策也是基于这种思想产生的结果。
政府认为商业是有害于国家、社会的，因此采取禁制、惩罚、限制等手段来限制商业的发展。
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商业繁荣受到限制，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苦。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指一种以农业为主导，限制商业和工业发展的政策。
此政策主要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得以实施，尤以清朝时期最为明显。
随着对这一政策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些新见解。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粮食稳定和经济独立。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农业一直是国家经济的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重农可以确保人民有足够的粮食供应，而抑商可以防止过度依赖进口商品，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性。
这种政策虽然限制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但也保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
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秩序和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古代社会中，农民是社会最基层的阶级，维持农业稳定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通过限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政府可以让农民集中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减少社会冲突和动荡。
而且，农业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整个社会更加稳定。
研究发现，重农抑商政策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这种政策限制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导致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低下。
尽管农业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稳定，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限制商业和工业发展意味着国家错失了许多经济机遇，也限制了人民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重农抑商政策也加剧了城乡差距和社会不公平。
由于农业被重视，农民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优惠政策，而商业和工业从业者则面临更多限制和不公平待遇。
这导致了城乡经济差距的加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限制商业和工业发展也限制了人们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增长，使社会不公平更加显著。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简单地将“重农抑商”政策看作是一种失败的经济政策。
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并且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并在今天的经济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
现代社会要实现全面发展，必须要重视农业的也要注重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以推动国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具体政策
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具体政策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农抑商一直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鼓励农业生产，限制商业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一直将农业视为国家的根本，而商业则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历朝历代都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来重农抑商。
首先，重农抑商政策的核心是鼓励农业生产。
统治者们通过减免农业税收、提供农业补贴和优惠政策等手段来促进农业发展。
他们鼓励农民增加耕地面积，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此外，他们还实施了农田水利工程，改善灌溉条件，增加农田产量。
通过这些措施，统治者们希望能够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维护社会的稳定。
其次，历朝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限制商业发展。
统治者们认为商业活动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商业的发展。
其中包括对商人征收高额税收、限制商业活动的地域范围、设置行业壁垒等。
此外，他们还实施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以控制商业活动。
例如，设立市场监管机构，规定商品价格，禁止商人操纵市场等。
通过这些措施，统治者们试图限制商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
然而，重农抑商政策并非没有问题。
一方面，这一政策导致了农业过度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却受到了限制。
这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长期处于农业主导的状态，无法实现工商业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
由于商业活动受到限制，商人们无法获得应有的利润，而农民则受益于农业补贴和优惠政策。
这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总的来说，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具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粮食供应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这一政策也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不平衡。
在现代社会，中国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不再适用。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寻找合适的政策来平衡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4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之生计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努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即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
1、古代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原因因为农业的发展：⑴有利于安定民生，从而有利于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其规律为：农业发展→立民之欲→安定民生→稳固统治；或者：农业发展→治民→治国。
⑵农业是国家富强，实力雄厚的源泉，又是国富力强的标志。
⑶农业的发展，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⑷农业也为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2、古代管理农业的机构中国古代国家十分重视对农业的管理，历代设立了一系列管理农业的机构：如秦九卿中的“治粟内史”（掌管农政财物、租税、赋税、财政收入和支出）、“少府”（主管皇室财政）；西汉改秦“治粟内史”为“大司农”，东汉及其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沿设大司农（或改称司农寺）、“少府”等。
在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中，户部即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农业部，以后历经宋、元、明、清，户部一直作为管理财政和农政的重要机构而存留，其中元世祖还设立负责水利和农业的大司农司。
3、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上的主要特色古代王朝十分重视科技兴农，如西汉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东汉时推行“区田法”，从而基本解决了旱作地区农业生产中的春旱多风与春种的矛盾。
我国很早就开辟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两条发展农业的途径。
在此基础上，人们有开辟了以复种技术争取全年总产量增加的第三条途径。
4、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和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所以历封建政府在经济上采取得具体政策尽管不尽相同，但最基本的政策都是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随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
古代经济发展史——国家政策
古代经济发展史——国家政策
一、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
内容：春秋以前，国家曾支持商业的发展。
后来，社会上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商业与农业争抢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
战国时期，为了禁止农民
弃农经商，商鞅在变法期间首创重农抑商。
国家控制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
控制商人的经营范围。
二、重农抑商政策下的商业发展
内容：秦汉以来，统治者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的发展比较艰难。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
汉武帝对商人征收中水，推行盐铁专卖，抑制
了富商大贾的势力。
三、明清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内容：明清时期，工商业空前兴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
清雍正帝也要求官员留心劝导，让百姓重视本业。
同时，明清两代继续实行专卖制度，而对民
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施行种种压制政策，以致影响
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错失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良机，逐渐落
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四、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
内容：清初，为了防范外国人骚扰沿海地区和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清政府还认为，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与外国进行贸易。
正常的海外贸易一度陷于停顿。
清朝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妨碍海外市
场的开拓，抑制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而且是中国与世
界隔绝，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略析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
略析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要紧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庞大的阻碍。
此种政治、经济政策，不管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
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维持着较为稳固的状态。
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维持了一种彼此知足的张力。
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尽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二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庞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切的反思。
若是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非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
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
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
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
"古先圣王之因此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那么朴，朴那么易用，易用那么边境安，主位尊。
民农那么重，重那么少私义，少私义那么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那么其产后，其产后那么重徙，重徙那么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
留意史实，不难发觉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
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固人口、易于治理等优势，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
在此本文无心否定"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进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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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摘要：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
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
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
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
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
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
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
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
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
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
一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
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
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
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
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
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
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
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
"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
……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
"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
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
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
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
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
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
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
二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
"……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
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
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
"5 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
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
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
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
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
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
"……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
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
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
"7 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
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
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
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
……宜略为限。
"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
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
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
"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
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
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
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
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
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
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
"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
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
"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
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
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
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
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