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政策带来的影响

中国在文明产生的早期曾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一到近现代，诸多社会问题就涌现出来。虽说这些问题也是西方国家曾有过或正在经历的，但是在中国却体现得尤为明显。我认为这和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分析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原因和其影响，就能发现中国大多数诸多社会现象的源头所在。

早期的中国社会并不重农抑商，相反我们的祖先很擅长经商。大约4000年前的先商时期，位于河南北部的商族部落的人非常擅长做生意。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把牛、马等牲畜用于运输，进行跨区域的贸易。

从此商族的生意人遍布天下，甚至垄断了贸易，以至于人们把做生意的人都称为商人，商人从一个民族的名称演变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词。

借助发达的贸易，商族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铜，创造出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以强大的国力推翻了夏族人的统治。可以说，生意人（商人）才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如果把夏商时代的商人消灭，我们可能会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样，一直过着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只有文化而发展不出文明。

到了周朝，商族人虽然被推翻，周人也没有认为商人需要抑制，或是商人比农民地位低的想法。《周书》指出：农民不生产，就会缺乏粮食；工匠不生产，就会缺少器具；商人不经营，粮食、器具、资本这三宝就会断绝；管理山泽的人不生产，社会财物就会缺乏。

重农抑商是到了战国时代，才由商鞅变法正式确立，商鞅在变法时规定：

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

商鞅提出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是东周社会遭遇了马尔萨斯陷阱，在进行巨大的社会转型。各国的土地供应陷入停滞，大量的新增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来养活自己，引发诸侯国的社会动荡。为了解决土地供应的危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血腥，从春秋时代以抢夺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的兼并战争，演变为以杀人夺地为目的的灭国战争。而秦国则在商鞅的带领下，走上了重农抑商的改革之路，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暂时解救了秦国，却把中国从封建社会拖入了中央集权社会的泥潭，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关于什么是马尔萨斯陷阱，在其著作《人口论》中有这样的解释：“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而秦国则在商鞅的带领下，走上了重农抑商的改革之路，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暂时解救了秦国，却把中国从封建社会拖入了中央集权社会的泥潭，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点。秦国军队之所以能横扫六合，又在秦始皇统一后快速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于重农抑商政策，而暴政是重农抑商的必要手段。商鞅的“重农”

其实是给百姓套上了无形的沉重枷锁。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老百姓只能待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终年的劳作。政府还通过律法给百姓下达了固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强制要求必须完成，否则严惩。

商鞅的“重农”还有一个重要组成就是愚民政策。不让农民接受教育，没有知识和能力去选择其他职业，只能专心务农。这些政策与其说是重农，不如说是牢农。以牺牲百姓的职业选择自由为代价，来满足秦国发动侵略所需要的庞大军粮后勤需求。粮食在古代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是不是战国土地承载能力有限，粮食产量无法支撑剩余人口去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重农抑商呢？

土地承载能力的确是有限的，这也是马尔萨斯陷阱的核心。但是中国土地的承载能力远不是战国时代的4000万人，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而这样的提升空间只能靠发展工商业来获得，而重农抑商只能压缩其空间。

我们知道汉朝的工商业政策比秦朝要宽松，取消了很多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限制，在文景中兴和昭宣中兴时代出现了极大的繁荣，人口从汉初的1500～1800多万增长到西汉末年的6000多万。唯独在重农抑商最严重的汉武帝时代出现“户口减半”。人口出现负增长，40多年里，从3600万降到3200万，损失了1558万人口。

中国历史上最开放、自由的时代是唐宋时代。唐朝的人口顶峰时期接近8000万人，宋代更是仅用了百余年，就猛增到1.4亿人。在美洲作物进入中国前，这是中国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的上限。如果唐宋还是奉行重农抑商，是绝不会达到这样辉煌的成就的。（本段从知乎转载）

虽然秦朝灭亡了，但是重农抑商的思维定势依然没有消除，相反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不仅重新强化了重农抑商政策，还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原本互相竞争的多元化思想变成了儒家独大。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以及相关资料的解释

１重农抑商导致国家的工业不能升级，

２工业不能升级导致制造不出强大的武器，

３没有强大的武器只能被游牧民族反复的蹂躏，

４政府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穷兵黩武，

５穷兵黩武需要大量的后勤军粮，只能变本加厉的重农抑商，

这就是中国2000年没有走出来的恶性循环。

例如汉武帝虽然武功卓绝，但是穷兵黩武直接导致西汉的人口减半。《汉书》指出，武帝虽然有攘四夷扩大疆土之功，但多杀士众，耗尽人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死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武帝死了15年后，财政积蓄还无法恢复，对百姓无恩德，不应为他立庙宇。

汉武帝到了晚年终于幡然醒悟，下《轮台罪己诏》，给经济松绑，才让汉朝没有步秦朝的后尘。但是后世的人们没有把汉武帝的教训引以为鉴，只记住了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和“雄才伟略”。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一定是商业最繁荣、思想最开放的时代，例如汉朝文景、唐朝、宋朝的太平盛世；而那些由盛而衰的时代总会出现穷兵黩武、迫害商人、压制思想、闭关锁国的帝王，例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

结论

∙商人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商业为农业提供了完善的外部系统，可以极大的提高粮食产量。

∙商鞅变法的“重农抑商”把秦国变成了收割人头的杀人机器，试图通过暴政来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然而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让秦朝在统一后不久土崩瓦解。

∙汉朝通过“无为而治”暂时避免了秦朝的悲剧，但“重农抑商”却像幽灵一样萦绕不散，让马尔萨斯陷阱成为饥荒、战乱和王朝更替的幕后力量。

∙“重农抑商”是引鸩止渴的毒药，让中国社会丧失了经济和思想的活力，让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更让整个民族失去了主导世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