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课程论文封面
论文科目：《文献学》
论文题目：《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年级专业：10人力
学生姓名：刘庆楠
学生学号：1017421049
论文得分：＿＿＿＿＿＿＿＿
论文日期：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然而，如果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则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只是因为战乱等原因，留下的东西不多而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

在这一时期,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新的四分法转变，并且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的领域，出现了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文献，以便阅览的新书，这就是类书。

类书的出现,对保存文献和检索文献，都有重要的意义。

《文选》、《弘明集》等作为总集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成就。

还有，《汲冢书》的考订、整理也为出土文献的整理，开辟了道路。

在对文献的注释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出现了“集解”、“义疏”等新形式。

前者利于资料的保存;后者标志文献注释向高一层次延伸。

另外,有些书有自注,既可补正文之不足,亦可免去他人揣测之累。

注释范围继续扩大,不仅注经,而且注史、注笔记小说,并能根据有关特点,重视异说的列举和史实的考辨,为后世考异与考辨之先河。

北齐颜之推,虽没有整理过任何典籍,但能从具体问题入手,探索文献典籍在流传、整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版本、校勘、目录
古代社会没有所谓的“文献学”，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标志是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二人合著的《中国文献学举要》。

在古代社会里，文献学主要指的是以版本、校勘、目录为基本内容的校雠学。

所以,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成就，自然要从版本、校勘、目录这些基本内容说起。

版本一词源于书写文字的简牍、缣帛，自唐人有了雕版印刷术之后，版本便成了相对于写本的雕版印刷书籍的代名词，而随着刻本书籍的不断增多，于是便有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

虽说印刷出现于唐代，但作为版本学上的本源，当从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开始。

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又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

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

” （《水经注•穀水》）同熹平石经相比，曹魏三体石经规模更大，是对熹平石经的继承和发展，同属于版本学上的本源，在文献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至于校勘之学，我们今天可以从《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等著作中能够见到许多具体的内容。

同时，从汉末到南北朝，曾有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而校勘又是图书整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此推论，校勘之学于魏晋南北朝期间一定十分发达。

于版本、校勘、目录三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于目录方面的成就最多。

目录之学源自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
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这便是我国目录之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是与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连在一起的，于是，便有了我国历史史上的第一种图书分类方法，即《七略》分类法。

通过《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得知，这种图书分类条理清楚，纲举目张。

到南朝，于目录学上还有一些贡献和变化，在四部分类法流行之初，刘向刘歆父子创建的《七略》分类法在目录学领域仍有一定市场，但自隋唐以降，以经、史、子、集为顺序的四部分类法则一统天下。

然而，无论是“七略”分类法还是“四部”分类法，就其宗旨而言则是一致的，这就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其所分部类，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某一学术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特点。

所以，就文献学的角度而言，二者的贡献是难分高下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整理和文献的保存
说到文献学的成就，文献的整理和文献的保存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西晋太康年间，于文献学史上发生了一件极重大的事件，这就是《汲冢书》的出现。

此事本身十分偶然，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有一个名曰不准的汲郡人盗发了魏襄王的墓（或言是安釐王冢），至于不准盗得多少金银财宝，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于其被盗的古墓中竟然发现了数十车用科斗文写在竹片上的图书，保存有大量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地下发展如此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于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发现竟然是以盗墓的途径而展开，因此而遭受到巨大的毁坏，如此珍贵的竹简图书，竟成了盗墓手中照明的工具因此，当官方从盗墓者手中获得这批图书文献之后，首先是要对其进行整理，使其能够阅读和保存，于是，便有了我国历史第一次对出土文献的大规模的整理。

“武帝以其付祕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晋书•束晳传》）据此可以得知，这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做出了三大部分的工作：一是“校缀次第”，即将散乱的图书竹简清理其前后次序，编辑成册。

二是“考其指归”，即将其图书按其内容分门别类。

三是“以今文写之”，即将竹简上科斗文转换成当时的文字，以便广泛流传。

艰巨的《汲冢书》的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成就更多的是表现在对已有图书的清理归类方面。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修撰史书
魏晋南北朝是一动荡不安的时代，但正为是乱世，国家便失去了对史书修撰的有效控制，私人修撰史书的现象十分兴盛，出现了如鱼豢的《魏略》、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彪的《续汉书》、王隐的《晋书》、范晔的《后汉书》以及如刘芳的《汉灵、献二帝纪》、荀粲的《汉末英雄记》、郭预的《魏晋世语》等众多的杂史、杂传等等，说这是一个史学大繁荣的时代恐怕也是可以的。

然而，由于战
乱和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众多史籍，其损失和亡佚都非常严重。

所幸的是，有几部著名的《注》则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资料。

它们分别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

为史书作注，汉晋之际就十分盛行，如服虔的《汉书音训》、《春秋左氏传解谊》，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韦昭的《汉书音义》等等，而这些注解的重点在于名物训诂。

到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将注史的方法来了个根本性的改变，即由重名物训诂改为对史料的考证、补充和完善。

裴松之注《三国志》不重笺注名物，训释文义，其目的在于“务在周悉”、“补其阙”和“惩其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裴氏“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所引书籍多达二百一十余种，收录资料三十二万余字，几与《三国志》正文相当。

更为重要的是，裴氏于《三国志注》所引的资料今日已是十不存一，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裴氏《三国志注》的出现，可以说为当时学界注书开辟了一个新有路径，影响甚大。

生活年代比裴氏稍晚一点的南朝萧梁人刘孝标即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撰写了一部堪与《三国志注》媲美的著作，即《世说新语注》。

《世说新语》是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汇集众多典籍而撰写的一部记录魏晋士人风采的著作，刘孝标以此书为框架，广泛搜集、考订与此有关的资料，在《世说新语》中每一段记载之下都援引大量的资料予以详细地考证注释，结果是所引资料字数竟远远超过《世说新语》本身，因此而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许。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同《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同样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水经》一书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等人考订是三国时期的人所撰写，原书仅记述黄河、长江等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记事止于三国，文字亦十分简略。

郦道元以注的方式对其予以扩充，他勤于用力，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清理甄别，分门别类，最终整理撰写出四十卷的《水经注》，共记载水流一千二百五十余条，并按其水流详细地记载其地理形势、风俗名胜、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等等，全书约三十万字，是《水经》的二十倍，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

四、结束语
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王朝的更替十分频繁，社会长久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因此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从地下挖掘出像汉唐时代那样丰富的文献资料。

所以，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