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文献综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文献综述近些年意识形态的研究已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但是探讨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关系方面的论著和文章在数量上还不是太多，相关问题的探讨还处于理论研究的层面。

一方面缺乏对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系统性、理论性梳理，另一方面，对于在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有效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挥意识形态对人及人的生活的积极影响和引领作用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只是在某些微观领域有所涉及，比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传播和建设等。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力求得出一些有建设性作用的成果。

关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经典著作可以推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了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后，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把意识及意识形态重新建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真正从现实环境和条件出发来研究意识形态，从现实的经济基础出发来研究社会的上层建筑。

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意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真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宋惠昌的《当代意识形态研究》，郑永廷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朱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杨海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郭文亮的《加入WTO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就意识形态的内涵、本质、特征、社会功能、发展历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不同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本质、特征、功能、发展历史、当代的发展和生命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也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有学者揭示了意识形态为人们认同和接受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如果不能为群众所理解、接受，也就是阶级的基本观点、原则、理想没有为广大群众所认同，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干瘪的教条，这个阶级或集团就会逐渐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只能无可奈何地在政治舞台上走下坡路。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就将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阶级或集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因此，执政的阶级或集团会有一个使意识形态为群众所接受的重要任务”。

（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这些成果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科学的启示和重要的借鉴。

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赵继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第一次从思想关系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全书系统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理论体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的丰富蕴含，归纳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知识借鉴，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划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阶段，提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基本矛盾，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基本规律，解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机理，透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方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评价的内容、方法和步骤，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问题的研究从思想关系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才能被人们接受。

但是，该书重点是从理论层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探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问题，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述。

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的关于该主题的博士论文尚无，与此相关的硕士论文只有一篇，即吉林大学2008年徐伶俐的《消费•生活•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批判》。

该文认为，消费主义把人的生活理解为尽力满足消费需要的生活态度，该理念在当今人类的生活中日益成为一种坚硬的意识形态，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由此主导的消费方式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消费主义困境。

该论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大众的问题，但是却从反面指出了在目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很好地融入大众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及生活方式的极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腐蚀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任和热情。

关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期刊论文（硕博论文除外）主要集中在以下文章：《理论界》2008年第3期发表的唐魁玉的《作为“意识形态”化的生活方式——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生活史的总体特征》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仅意识形态的运用,而且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选择和控制生活的刚性或柔性手段。

一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导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会导致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

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要避免两种倾向。

一是避免重蹈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化”的生活方式，二是要防止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完全脱离。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发表的和磊的《意识形态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整合的体现,是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内部阶层(中间阶层与下层民众)在犬兔追逐中,中间阶层通过歧视性的对比所宣扬推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表面上似乎是民主与大众的,是人人都可以共享的文化,但在其背后却有着深层的意识形态的内涵,表面共享的反面就是分化。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发表的吴学琴的《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与高校网络平台建设》，在新时期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就必须利用网络传播提高高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当今高校网络平台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应注重4个方面的建设一是跟踪调查学生的意识形态状况;二是建构网络传播的方法体系,培育网管、网评、论坛版主等各层次主体;三是加强网站的保障机制;四是打造一批意识形态传播的知名网站和著名栏目。

《前沿》2010年第21期发表的刘荣清的《意识形态的生活之根》，文章指出，在马克思的语境之下，现实人的生活才是意识形态的真正根基，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第一，生活是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第二，日常的生产、交往、分工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发源地；第三，生活异化造成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发表的张保权的《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指出：第一，“人是意识形态动物”，虽然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欺骗性、隐蔽性的一面,但它牢牢地掌控和操纵着人们的实际生活,这确实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充满竞争和威胁的现实之中,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各种利益的诱惑与束缚,因而也就每个人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只要我们还在为生计而忙碌,还在为理想、事业而奋斗,我们就随时随地在制造意识形态。

（利益和意识形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第二，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思维是客观存在的。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

意识形态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紧密联系的。

就这三个方面的文化的关系及其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影响而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精神生活使人们明白意识形态思维是什么,物质生活使人们明白意识形态思维为什么,社会生活使人们明白意识形态思维怎么样。

第三，人不仅是潜在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而且是伟大的意识形态“实践家”。

总之,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思维是非常复杂的,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人为制造的;既是可以适当消除的,又是无法根除的;既是广泛普遍的,又是因人而异的;既是道德向善的,又是具体趋恶的。

第四，掌握意识形态思维特征有助于提高思维理性。

总而言之,在异化尚未消除之前,人们在交往中实现和扩大利益是一切行为的目的所在。

作者在开头指出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如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指桑骂槐等成语和鸿门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空城计，圈套、阴谋、困境等是否就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呢？这一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在当下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支配和影响人们生活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是否是意识形态，人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某种原因呈现出非真实性的状态，但是，导致该状况产生的原因是否是意识形态因素，还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冲突。

笔者认为，导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还是在于彼此之间利益的差异甚至冲突，人们在同一种社会大背景下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对于统治阶层的对抗，而是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差异，缺乏利益的协调性。

当今这个社会环境，不同于当时专制环境下的人们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绝对崇拜，因此，人们之间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关系很少指涉到国家权力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文章所谈到的意识形态思维更严格地说是一种价值观，因为不管何种个人行为，其内在归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与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的距离则较远。

《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发表的沈江平的《日常生活向度的家庭意识形态考量》指出，《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3期发表的赵勇的《日常生活视域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发挥》，《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发表的顾建红的《培育公民意识———谈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引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发表的吴学琴的《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流行语的变迁》，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话语为主表征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意识形态借政治话语引导人民的日常生活，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又加强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观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达到了水乳交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自发的行为准则。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入侵私人领域，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个人内心的精神生活失去了自由驰骋的空间，并在政治意识形态黑白分明的“正确”、“错误”的标签强有力规范的引导下，一天天趋于萎缩，步入了自我阉割、自我顺从的轨道。

这两个阶段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又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表现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同质化和一致化，个人生活相对的自主性被吸附到高度政治化的集体生活之中，并消融于其间。

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私人空间的压缩，政治公共领域的扩张。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以经济话语为主表征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