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

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

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

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

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
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

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

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

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

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

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

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

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

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

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

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

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喉舌论”的提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

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传播学当中一个著名的美国学者——麦克卢汉的一个理论。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相似的地方。

麦克卢汉曾经把我们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比作“地球村”，他说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容易性，就像是原来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那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人体的延伸”的功能，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看到；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听到……这样看来，媒体就像是人体的延伸，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等，都可以借助于媒体得到延伸。

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介的缺乏，会是一个人像残疾人一样，在某方面会有缺陷。

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谈到了在开放的环境中，媒体有“去塞求通”的功能。

所不同的是，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内外之间的相通，而梁启超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通。

也就是认为，报纸可以作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即媒体既要做国君的耳目喉舌，也要做臣民的耳目喉舌。

由此，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

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

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
“喉舌论”的发展：“喉舌论”发展到后来，逐渐就局限到耳目喉舌的主体是政党上了，这个倾向从孙中山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都强调了报纸是政党的喉舌。

这样，就过多地强调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略了民众的声音。

尤其是当党和人民的利益出现矛盾时，新闻媒介一味地代表政党说话，而没有发挥出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所应该具有的下情上达的功能。

这时，“喉舌论”已经转变成一个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说教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对民主的抹杀。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

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

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
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

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

”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自诩为无冕之王，为所欲为。

这些都是夸大媒介作用的一些表现。

（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
另外，在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解除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

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

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

”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

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

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