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100108106 张誉婷
１、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

他自小熟读经史，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

在他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

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对我国报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现实意义。

２、梁启超主要办报经历
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

由此，梁启超在其报业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

1895年11月中旬，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称为该会的机关报，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内容主要以评论洋务为主，梁启超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1896年1月20日，《中外记闻》遭到清政府查禁被迫停刊，这是，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南下办报，梁启超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

梁启超在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

其撰写的文章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在日本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

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

1929年病逝于北京。

回顾梁启超的一生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其办报生涯自1985年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27年，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３、梁启超的新文体
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形成风格，自成一派。

从《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问题被誉为“时务文体”。

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

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

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

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

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

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
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

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

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新文体的特点的现实意义有：
梁启超当时采用与一般文坛不同的文风是吸引读者眼球的好方法。

很是值得现今的报业借鉴，打破陈规，使用清新生动，有现实意义的文章。

文章能够激动人心，其原始传播意义才能够得到体现。

语言简单灵活，正是现如今报刊业的语言风格。

充满文章的感情才一般都是发自内心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能够拉近读者与笔者之间的距离，使作者的观点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４、梁启超新闻思想
（1）喉舌论
“喉舌论”的提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

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
传播学著名的美国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即人的延伸”与此类似。

麦克卢汉曾经把我们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比作“地球村”，他说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容易性，就像是原来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那样。

媒体就像是人体的延伸，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等，都可以借助于媒体得到延伸。

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介的缺乏，会是一个人像残疾人一样，在某方面会有缺陷。

他们的相同点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媒体有“去塞求通”的功能。

不同点是：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内外之间的相通，而梁启超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通。

也就是认为，报纸可以作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

而且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喉舌论”的发展：“喉舌论”发展到后来，逐渐就局限到耳目喉舌的主体是政党，强调报纸是政党的喉舌。

过多地强调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略了民众的声音。

这时，“喉舌论”已经转变成一个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说教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对民主的抹杀。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
原意是指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从法学角度提出“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自诩为无冕之王，为所欲为。

这些都是夸大媒介作用的一些表现。

（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梁启超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
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
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
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
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

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4）在舆论方面，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

认为报馆是最能反映舆论的机关，健全舆论必须有五个条件，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5）在宣传方面，为了提高宣传效果，梁启超总结出两种宣传方法，即浸润法和煽动法。

（6）在言论自由方面，热情礼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认为具有这三大自由的报刊具有无穷的力量。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积极性：其新闻思想在辛亥革命时已经进到了资本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鉴。

然而他的局限性则是：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把群众视为愚氓，主张在“向导国民”中使用“骇”的方法，更不足取。

任何事物发展历程都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一步步积累下来。

而其中所有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值得现在新闻传播业批判学习并且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