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和庆历和议

澶（chán）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

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

宋辽形势图

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想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劝阻，才勉强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畏敌，历来主张议和，先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对方暗通关节，后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1]

意义

澶渊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使北宋国威扫地。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过，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4]

澶渊之盟，宋辽议和是在少数民族不断进攻北宋政权，威胁北宋安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讲“和”的。[4]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4]

积极影响

富弼以为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二，“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结束了战争状态，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

难以获取的效果。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双方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10]

消极影响

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政府“忘战去兵”，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10]

宋夏庆历和议[编辑]

北宋与西夏之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3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史称“镇戎三败”。虽宋在屡败之余扬言要重整决战，但实际上想与西夏握手言和。西夏虽屡胜，但所掠夺所获却抵偿不住战争中的消耗，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宋夏民间贸易所的的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此外，由于西夏景宗元昊好大喜功，四处征战，国库空空如也、民间贸易中断后，西夏货币上涨，百姓十分困苦，四处怨声载道以及西夏与辽国出现矛盾等各种主观原因，使西夏不得不与宋和谈，因此，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六月，元昊派遣西夏皇族李文贵前往宋朝京城东京议和，宋仁宗表示愿意接受西夏议和建议，并将谈判的全权交给太师庞籍。双方自第二年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和约规定：西夏向宋称臣，元昊接受宋的封号；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的人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以及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地全部归属宋朝，双方可在本国领土上自建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于是宋夏正式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这次平等和议换得了宋夏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宋夏和议发生时间: 1047年 宋夏交兵，宋败于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役，希望与夏议和。西夏虽获胜，但战争损耗及宋夏间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夏景宗遂寻求与宋议和。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西夏向宋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岁赐绢十三万疋、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节日再另行赏赐。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因和议发生在宋庆历年间，亦称庆历和议。宋夏和议后，双方维持有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以后双方曾有过几次战争与和议，但和平时期超过对抗时期。和议有利于双方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发展。 2次和议除了给3国人民带来几十年的和平，就是促进我国民族文化血统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