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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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古代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但并非所有中原王朝都能占据阴山

阴山，古代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但并非所有中原王朝都能占据阴山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的《出塞》，大约是与阴山有关的诗词中最著名的一首了，表达了诗人希望朝廷任用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的愿望。

阴山，中原之北锤，在古代与长城一样，是中原王朝北方的边界。

过了阴山，便是游牧民族的地界，农耕民族即使打过去，即使封狼居胥、燕然勒功，也不会占领，因为那里不适合农耕民族生存。

那么，阴山在哪呢？阴山的位置阴山，东西走向，东起河北省西北部的桦山，西止于内蒙古中部巴彦淖尔市的狼山，全长一千多公里。

阴山南北纵深50—100公里，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

阴山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风，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阻住了南方的水汽，从而使得阴山南北形成了迥异的气候环境和文明形态，而历史上的阴山也是古代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见证。

阴山，包括其南部的河套地区，即所谓“河南地”，是中原与漠北的通衢要冲，自古是农耕与游牧必争之地，而秦长城，便与阴山重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随即命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三十四县。

之后蒙恬将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为一体，这便是秦长城。

秦长城阴山，确实是农牧分界线，但并非所有的中原王朝都能占据阴山，我们来看一下。

1、汉朝汉初，刘邦败于匈奴之手，阴山之南的河南地重新成为被匈奴所据。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命当时的车骑将军卫青发动河南之战，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

此战后汉朝版图推进至黄河阴山一线，汉匈攻守之势已变。

阴山与河套地区从此，汉匈北部边境稳定在阴山一线。

2、三国两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朝廷对边疆的掌控也越来越弱，河套地区逐渐被羌族、鲜卑、匈奴占领，史称“羌胡”，从此无论曹魏还是西晋，均未能收复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被羌胡占领也就是说，三国两晋时期的中原政权并不能将北部边疆推进至阴山一带。

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

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生计的几点认识对于游牧文化、游牧生计方式，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对“异文化”的“误读”，这与我们的学问体系和认知模式是亲密相关的。

我们古代的主要文明国家大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基于农业文明的学问体系、价值观念、认知模式等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占据着话语权，因此在各种历史文献、笔记小说的记载描述中，对游牧民族的记载描述几乎有着固定的、简洁化、格式化的词语。

在“我们的常识”中，在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对游牧生活的熟悉存在着一种“他者”的想象，存在着基于不同文化学问背景的文化“误读”。

当然，这种“误读”或“曲解”是跨文化沟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对游牧方式的熟悉游牧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各民族的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历史上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不同时期有着很多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丁零、柔然、突厥、回鹊、契丹、女真、蒙古等，他们族属各不相同，语言、文化也有差异，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却基本相同，是一种“逐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方式。

〔一〕游牧生活的移动性一一逐水草迁徙我国古代的各类历史文献中对于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留下了清晰的记载，如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匈奴列传》〕；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匈奴传》〕；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后汉书·乌桓传》〕；鲜卑“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序纪一》〕；突厥“弯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J匕史·突厥传》〕；回给“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旧唐书·回给传》〕；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契丹传》〕；蒙古“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元史·兵志三》〕等等。

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都明确表述了北方草原各民族生活的基本特点一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比较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比较从人类文化源头上看，不外乎三种类型。

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

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

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然而在古代，由于受到“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中华商业文化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使得拥有绵长海岸线的中国失去了发展商业文化的机会。

因此，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才是影响中华文明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布格局是十分鲜明的，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

游牧文化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地带，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共同体——游牧民族。

人们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

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

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

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

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游牧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经过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农耕文化主要分布在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长江黄河流域。

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

这里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耕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交往及其历史作用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交往及其历史作用陈辉(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游牧者与定居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定居者将游生活方式或文明模式——农耕与游牧。

在近代工业文明牧者视为野蛮人。

而游牧者认为定居者软弱、怯懦，是很以前。

整个世界的历史便是由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者好的掠夺对象。

吴于廑先生认为，从古代一直到13、14世之阎相互交往的过程所组成的．其交往过程主要为游牧世纪的历史，可以概括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

这对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浪潮。

展起到了铺垫作用。

一、印欧语系游牧者的入侵关键词：农耕世界游牧世界交往历史作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游牧者最初生活在里海和黑海周围，于公元前20世纪初叶开始向欧亚大陆南部的人类刚刚出现时，以猎取动物为生，他们跟随动物游农耕地区入侵。

在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欧动。

仅有的财产便是随身携带的东西。

到了后来，人类开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开始向东、西、南三个方向进始有意识地种植粮食和储存食物，开始驯养所猎得的野行大规模的迁徙行动。

兽。

他们放牧被半驯化的牲畜，希望在播过种的地方收获在西面，色雷斯人、希腊人进入了巴尔干半岛，斯拉食物。

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在一些雨水充沛、气候适宜的夫人和波罗的海人到了欧洲东部和波罗的海南岸。

日耳大河流域，如两河流域、中国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人曼人和凯尔特人则分别进入了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和高们已经不再游动．而是建造自己的房屋，开始了定居生卢、西班牙腹地。

在南面，米地人和波斯人人侵西亚和美活。

农业文明也随之出现。

农耕世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米地王国和波斯帝国；而另一支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以农印欧语系的游牧者则冲入印度河流域，与当地的土著人为本、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之长期混杂。

中华文化概论第二章

（一）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承受力。（二）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愈合力。（三）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同化力。（四）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二、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一）诸子并存，百家争鸣（二）多姿多彩的区域文化（三）吸取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四）吸收外域传播进来的优秀文化
三、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
（二）唐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为藩镇所控制，赋税不入中央，江淮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区。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有谚语为证：“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都证明了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东南财赋”与“西北兵甲”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忆昔开元金盛日，小邑又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忆昔》
五、中国古代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在农业方面，古代劳动人民为世界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二）在手工业方面，中国古代的瓷器、漆器、青铜器长期风靡于世界市场，造船业和冶炼业曾在历史上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三）在货币经济方面，中国也曾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萎缩
（一）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多样的自然条件是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汉武帝的垄断政策与商品经济的萎缩。（三）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情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特点
（一）商品经济始终伴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二）商品经济补充了农耕经济的不足。（三）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四）商品经济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

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两个重要的民族群体。

他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在古代社会中，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有频繁的接触和交流。

草原游牧民族以养殖为生，他们掌握着丰富的驯养技术和生产经验。

而中原农耕文明则擅长农业生产和农田开垦。

两者之间的交流使得草原游牧民族能够借鉴中原农耕文明的种植技术和农业发展模式，有助于提高草原游牧民族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其次，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得到充分体现。

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互补性。

草原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他们生产的肉类、奶制品和皮毛等产品在中原地区具有很高的市场需求。

中原农耕文明则能够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和手工制作品。

这种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促进了两个群体的融合和发展。

另外，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还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

草原游牧民族以奇特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生活方式闻名于世。

他们的民间音乐、舞蹈和民间艺术等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而中原农耕文明则以优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著称。

在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文化艺术相互融合，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创作风格。

此外，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还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草原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单位，注重个人英勇和集体荣誉。

中原农耕文明则以国家为中心，注重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

这两种社会结构在交流融合中互相借鉴，对社会和政治的演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两者之间的交流不仅促进了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还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民族多元交流和融合的生动体现。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基于对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思考

境，造就了游牧民族特殊的文化形态，众多游牧部落生活在这片地区，共同塑造了早期草原特色文
化— “游牧文化”。 ( 二）新 “边缘 ”视角下的 “游牧文化 ”
“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食草动物
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类的肉类、乳类
越好，信息越新越好。1121唯有如此，才能突破空间的限制，适应多变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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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恩在《欧亚大陆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到“以先进的黄河流域农业文明为依托，是 g
游牧业得以形成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13]。由地理环境衍生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与 g
游牧，在社会政治形态、生产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物质资料和生产技术上存在着 2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史上，游牧民族缘何而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游牧文化和农 @耕文明碰撞与融合机制是笔者思考的主要问题，希望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局下多民族国家有更深层 W 次的认识和理解。《草原帝国》是一部研究中亚的通史著作，以草原民族在欧亚大陆的整个历史脉络为
$ 应区域地理环境的产物，研究草原游牧文化必须从孕育文化的地理情境着手。
欧亚草原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东部，由于地形的原因，约在北玮 40°〜50°之间东西连贯起来，从中 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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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敏（1988 - ) , 女，蒙古族，宁夏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躇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第2章中国文化根植的经济基础

第四节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

1.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使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短期的战乱与分裂，更增进了中国文化的坚韧性和向心力，如魏晋南北朝、辽夏金元时期、清朝，文化的传承一如既往，体现了中华民族无法抗拒的认同感和文化的向心化合力。

西周时期分封制也属于土地国有制，诸侯只有土地使用权，以集体劳动为主，西周后期有了公田（井田制）、私田之分，工具是铜石并用，土地国有制遂告瓦解。
二、东周以降土地私有化和个体生产形态的演进。

东周以后牛耕和铁制工具使用，土地国有形态走向瓦解，出现私有化。土地买卖出现加剧了私有化进程。这种进程，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形态（前为集体生产），个体家庭经济（男耕女织，国家向家庭征收赋税）成长起来，再以后，个体家庭经济分化为地主和农民两个不同的形态，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阶级，私有化程度在以后的封建朝代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到封建社会结束基本无大变）。
第二章中国文化根植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转移 1.早在四五千年前，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中游地域。处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河南）和龙山文化（山东）遗址，表明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而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 2.从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屈家岭文化（湖北）而后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遗址上，人们发现我们的先人的农业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说明了中国的农耕区曾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的转移。

第二节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中国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变迁

总之，当时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
山、白于山以南一线。此线以北至黄河河套、阴山一带，为当时农牧交错区：沙地和草原相间之处为畜牧区；而水土肥沃之地为农耕区。

窟野河，黄河中游一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市巴定沟，流向东南，于陕西省神木县注入黄河。横山县，位于榆林地区中、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明长城脚下，无定河中游。白于山，在陕西省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甘肃省东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边缘接壤。近东西走向。延河、北洛河、无定河源头地。
黄河水流经禹门口，被约束在高山峡谷之间，愈近龙门，河床越窄。

碣石指河北昌黎碣石山，为燕国之地。燕昭王时，击破东胡，筑长城，以拒东胡。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分界线大致即燕北长城一线。
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
一、战国时期北部农牧分界线的形成
战国时期开始，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种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各国竞相大力发展农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秦孝公时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辟草莱”，奖励垦荒，农作耕地成片扩展，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杂居在中原地区戎、狄、蛮、夷也多被华夏族同化，进入农耕社会。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已基本确立，而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仍然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于是出现了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经济区划的叙述，大致反映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它将全国分成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4个经济区。
山东即关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战国以来已成为农耕区了。
山西本泛指崤山、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

浅谈地理环境造成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民俗差异

浅谈地理环境造成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民俗差异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农耕与游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按照这两种生产方式生存的人们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

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公元前200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

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

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其北面广布着水草丰美的欧亚大草原，因而产生了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

在我国，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上古时期一直以黄河流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晋南北朝，北方边患丛生，战乱频繁，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逃避战火，纷纷南下寻找新的安身之地，他们的迁徒，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观念，再加上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长江流域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潜力。

自然而然，北部和西北部便成为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范围。

虽然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基本上可以以我国地貌上的两大分疆——河谷与草原来界定农耕民族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的区域。

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这些地带形成了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

我国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西域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都属于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因此我国目前主要的游牧民族有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适应各自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就拿民俗来说，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俗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生产生活劳动的民俗，前边已经提到过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产生的地理原因，前者封闭、保守、自给自足，后者对环境依赖性大，迁徙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

二是日常生活民俗，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

古代农业发展历程

古代农业发展历程中国是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

根据现有考古发掘证据，中国农业已有长达八九千年的悠久历史。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边疆地区有很多新的发现。

其发展过程可简分为下列几个时期：原始农业时期；沟洫农业时期（虞、夏、商、西周、春秋），也是从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时期；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主要特点是北方旱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隋、唐、宋、辽、金、元），主要特点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明、清），主要特点是为了适应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多熟种植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精细化。

一、第一阶段：原始农业时期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发明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前阶级社会形成为止，相当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

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

石斧、石锛一类砍伐工具的应用是原始农业的特点之一，与之并存的是播种用的竹木棒和收获用的石刀、石镰。

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开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两岸比较代平的地区发展。

实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继之是熟荒耕作制。

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产生了与播种直接相结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

出现了用以掌握农时的原始物侯历。

牲畜野放，后来产生了简单的栏圈。

把野生植物和动物培养、驯化验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最大成就。

人类现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农业时代栽培和驯化成功的。

这一时代人们栽培和利用的植物比后世多而杂，有所谓“百谷百蔬”之称，后世所谓“五谷”（粟、黍、稻、麦、菽）也包括在内。

在各种栽培作物中，北方以粟（稷）为主，南方以稻为主，麻葛和蚕比则是主要的衣着原料。

这种作物构成延续到唐宋以前仍未根本改变。

牲畜则以猪为主，猪、牛、羊、犬、马、鸡等“六畜”在这时代的后期已经齐全。

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3次大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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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稍晚些时候，欧亚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此前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复兴。与此同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其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狄部落的骚扰，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中，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2〕，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从地域范围上来看，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世界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大冲击

世界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大冲击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后1500年,在这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中,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的大冲突、大入侵一共有三次.一、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一次侵袭第一次是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持续了15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游牧民族对刚刚出现不久的农耕世界发起了第一次大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文化大融合.这一次大入侵的主要发起者,最初可能是生活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最初活动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草原上,从公元前30世纪末期开始,他们逐渐向亚欧大陆南面的农耕文明地区渗透、扩张.这种渗透和扩张的活动是通过千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游牧民族的扩张过程是渐进式的,他们追逐着水草,走走停停,趁农耕世界虚弱之机,就大举进攻,以蛮族入侵者的身份进入文明的农耕世界.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活动中,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亲代文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我们先来看看亚欧大陆西部的情况,在这次游牧民族大入侵中,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分别向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侵入农耕世界.向西南方向迁徙的那些游牧民族,包括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民族,先后进入了巴尔干半岛,进入了希腊,摧毁了亲代的克里特文明及其孑遗迈锡尼文明.这些冲入希腊半岛的民族,可以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主要是爱奥尼亚人,他们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渗透到爱琴海世界,渗透到希腊半岛,渗透到小亚细亚和西亚,建立了很多泛希腊的城邦.到了公元前15世纪前后,从北方又来了一支比较凶猛的游牧民族,他们自称为阿卡亚人.这些阿卡亚人侵入希腊半岛以后,就毁掉了克里特文明,然后在希腊半岛的东北角,在迈锡尼这个地方,模仿克里特文明建立了一个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带有很明显的模仿克里特文明的色彩,所以我们说它是克里特文明的一个孑遗.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在爱琴海地区发生了很多战争,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特洛伊战争,也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讲述的那场战争.根据荷马史诗的说法,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为了一位名叫海伦的希腊美女,希腊人为了一位被特洛伊王子透拐的美丽妇女而打了十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可以称得上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特洛伊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在希腊人眼里属于亚洲；而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都自称为阿卡亚人,他们认为自己与特洛伊人是不同的民族.这些自称阿卡亚人的希腊人,就是毁掉了克里特文明、建立了迈锡尼文明的那批游牧入侵者.再往后,在迈锡尼文明建立了几百年以后,到了公元前11世纪左右,从北方又冲来了第三支更为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叫做多利亚人,这些多利亚人摧毁了由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整个古代爱琴文明到此彻底灭亡.多利亚人的入侵使希腊半岛陷入了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代中,整个社会似乎又倒退回了一种蒙昧野蛮的史前状态.一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出了一个崭新的希腊城邦文明,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创造了美丽精湛的艺术作品和哲学思想的希腊城邦文明.这个辉煌无比的希腊城邦文明就是游牧入侵者与克里特本土文化相融合、相杂交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它是继克里特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即子代文明.除了入侵希腊的这些游牧民族之外,还有另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也卷入了向南迁徙的大浪潮,他们进入阿平宁半岛,成为罗马人的祖先；还有一批游牧入侵者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西班牙半岛,他们成为高卢人的祖先,而高卢人则是法国人的祖先.由此可见,地中海世界的三个半岛——巴尔干半岛、阿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上后来出现的较高水平的文明,包括希腊城邦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是北方游牧入侵者与爱琴海文明相杂交、相融合的结果.公元前8世纪以后崛起的希腊罗马文化可以看作是克里特文明或者爱琴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与克里特文明之间的中介正是那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北方游牧民族.2、往正南入侵的那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越过了伊朗高原,进入了两河流域.在此之前,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变换了很多国家形态,从最初的苏美尔到阿卡德,到古巴比伦,到亚述,再到新巴比伦,尽管这些国家形态在变换,但是它都属于同一种文明,基本上都属于闪米特语言系统的文化.但是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有一些从北方来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渗透到两河流域,最主要的有两支：一支叫做米底人,另一支叫做波斯人.当然,在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两河流域之前,还有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来到过这个地区,比如像赫梯人、胡里特人、喀西特人等,他们都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北方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建立的那些国家,时间都比较短暂,很快就瓦解了,没有从根本上中断两河流域文明的闪米特文化传统.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随着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入侵,整个古代的两河流域亲代文明就彻底解体了.亲代文明解体的结果,导致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波斯帝国的产生.因此,波斯文明可以看作是继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出现的子代文明,在它与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之间,也有一些游牧入侵者作为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正是由于那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文化相融合、相杂交,才导致了第二代的波斯文明的产生.3、然后再往东,还有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南进入了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北方入侵者,取道伊朗高原冲入到印度河流域,摧毁了由那些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建立的哈拉巴文明,然后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古代的印度文明,也就是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为标志的古代印度文明.这个古代印度文明,最初也可以称为婆罗门教文明,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从婆罗门教中又以改革的方式产生出了佛教和耆那教,然后到公元4世纪以后,又产生了印度教,从而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个古代印度文明,就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也是北方来的游牧入侵者与当地哈拉巴文明融合、杂交的结果.克里特岛、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三个亲代文明,都在公元前3000纪末期以后的游牧民族大入侵的浪潮中,以文化杂交的方式蜕变出新的文明形态,产生了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等第二代的文明.三者发生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都是来自北方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野蛮入侵者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一批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亚欧大陆西边的这三个文明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中发生形态嬗变的基本情况.4、然后我们再往东边看,在中国这边,先秦时代的夏商周文明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与西部的其他文明之间,有着崇山峻岭,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样一道一道的高山险阻,把操持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入侵的浪潮遏制住了,所以他们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我们中国,没有对中国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形成威胁.但是,虽然中国亲代文明当时没有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中国夏商周文明却受到了蒙古利亚人种和汉藏语系内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商代,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频频地威胁和骚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些西北的游牧民族在商代时被中原农耕文明的人们贬称为鬼方、鬼戎、昆夷、猃狁等,到秦汉时期又形成了统一的匈奴部落.当时人们把来自西北的这些游牧民族通称为戎狄,西边叫戎,北边叫狄,西戎北狄构成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威胁.从商代开始,什么昆夷啊、鬼方啊、猃狁啊这些戎狄民族就不断地骚扰着中原逐耕地区,《诗经·小雅》中就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说的就是西北戎狄入侵所造成的中原人民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再往后,到了周代,在西北边境广置烽火台,就是为了防止西北戎狄民族来犯.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时的烽火狼烟就是周朝防止西北戎狄民族侵犯而设置的预警系统.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后来西北的一支游牧民族犬戎入侵,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周王室东迁洛阳,开始了东周列国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北方的那些诸侯国,如秦、赵、燕等,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犯,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把这些国家的北城墙连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它的作用,还是为了防犯西北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说,从商开始一直到西周,再到东周列国时代,西北的戎狄民族始终对中原形成了一个大威胁,他们不断地对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起战争,有时也进行和平交往,双方形成了一个相互冲突和融合的漫长过程.那么这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个动乱时代,最终就导致了中国第二代文明的出现,这就是秦汉帝国.秦汉帝国作为中国的子代文明,其产生的情况虽然与西域几个文明嬗变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仍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在人类最初的五个亲代文明中,我们已经讲了四个文明发生形态嬗变的情况,其中有三个是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另一个则是受到操持汉藏语言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这四个亲代文明都在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了文明形态的嬗变.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的历史效应.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在人类最初的五个亲代文明中,还有一个到哪儿去了?埃及到哪儿去了?埃及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浪潮中幸免于难.大家知道,埃及地处地中海岸,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善舟楫,不习水性,很难越过地中海去侵犯埃及.因此埃及除了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受到闪米特语系的喜克索斯人的一次短暂入侵之外,再也没有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冲击.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埃及的幸运,其实却是埃及的巨大不幸.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指出,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死掉了.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很早就成为了一具文明木乃伊.大家都知道,在生物学中,过于纯化的物种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文明也是如此.汤因比认为,埃及实际上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死去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这样一个死而不僵的巨大尸体,从死亡到收尸入殓,竟然用了1600年的时间,一直要到罗马帝国把埃及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古代埃及文明才最终结束.而在此之前,埃及已经相继被波斯人和希腊人所统治,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具绝嗣的文明木乃伊和金字塔而已.我觉得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古代埃及文明的典型象征就是木乃伊和金字塔,而这个文明本身的命运恰恰也就是成为一个文明的木乃伊、一个文明的金字塔,或者用汤因比的话来说,成为一个“文明的化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古代埃及文明彻底消失了,它没有在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形态嬗变,成为一个绝嗣的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埃及这个地方就先后被波斯化、希腊化、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今天的埃及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的埃及文明则由于绝嗣而永远地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化石”.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亚欧大陆的文明格局,在经历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之后,从五个亲代文明中经过形态嬗变而演化出了四个子代文明,这四个子代文明从西到东,分别是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古代印度文明,以及中国的秦汉帝国.与此前的亲代文明相比,这四个子代文明的地域范围也大大地扩展了,文明的域界向北扩展了约十个纬度,充分体现出我们刚才讲过的文明发展演化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即文明形态的嬗变和文明地域的扩展.这就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所产生的历史效应.二、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二次侵袭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这次大入侵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时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已经扩大了的文明地区之外,在亚欧大草原的北部,仍然有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例如在秦汉帝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在罗马帝国东北边境的日耳曼民族,以及在中亚草原上的阿兰人、马扎尔人、大月氏人等.这一支一支的游牧民族,在两大帝国之间的广阔草原上来回游动,哪一个帝国势力更强盛,他们就可能向相反的地方游动.这情形就像是一个天平,这一端高起来了,那些游牧力量就会顺着秤杆往另一端滑落；反之,那一端抬起来了,它们又会向另一端游动.游牧民族本来就是追逐水草而生,没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动产,哪边衰弱而有利可图,他就往哪边倒；哪边强盛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游动.当时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帝国之间,虽然没有进行直接交锋,但是由于秦汉帝国不断地向西部扩张,不断地主动攻击匈奴,所以使得匈奴掉头向西逃窜.结果呢,就引起了整个亚欧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平静的亚欧大草原一下子就躁动起来了,匈奴人的西迁迫使一支又一支的游牧民族纷纷向西迁徙或者向南迁徙.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匈奴人就在汉朝军队的主动攻击之下向西迁徙,到了公元后1世纪,匈奴人又在汉朝军队面前受到了一次较大的军事挫伤,于是他们就大规模地向西流窜.匈奴人在亚欧大草原上走走停停,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了公元5世纪,匈奴人终于来到了欧洲多瑙河流域.在他们的挤压之下,当时亚欧大草原上的一些游牧民族,如月氏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阿兰人、日耳曼人等,就纷纷往西跑或者往南迁,于是灾难就落到了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的头上.萨珊王朝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罗马帝国则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它的第一张牌可以说是由秦汉帝国推动的,而匈奴人就是这第一张牌,它一旦倒了,就压得亚欧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纷纷向西南方向倒下.这样就引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活动.大家可能觉得,通过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用,秦汉帝国在这场“内功”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因为这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最后一张牌,即日耳曼人这张牌最后压到了已经是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导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崩溃.但是我们发现,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中国的秦汉帝国已经率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虽然匈奴人西迁的第一张牌是由汉帝国推动的,但是匈奴人从亚欧草原的东边迁徙到西边,走了好几个世纪,直到5世纪才把最后一张牌推倒在罗马帝国的头上.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汉朝本身已经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东汉被三国所替代,后来三国归晋,再后来,死灰复燃的匈奴人又卷土重来,灭掉了积弱不振的晋朝,在黄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权.继匈奴人之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纷至沓来,像走马灯似的变换着政权形式,造成了所谓的“五胡乱华”局面.而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权,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在中国所造成的局势,它使得秦汉帝国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走向了崩溃.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浪潮中,匈奴人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迁徙,导致了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等第二代文明的瓦解,在这次大入侵的雄壮尾声中,新崛起的阿拉伯人又摧毁了奄奄一息的波斯萨珊王朝.至此,人类的第二代文明纷纷瓦解,通过形态嬗变产生出第三代文明.印度文明是一个例外情况,因为它过早地确立了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提前进入到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宗教时代的文明形态中.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导致了英雄时代的三个强大文明——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解体,通过形态嬗变而产生出三个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中国的儒家伦理文明.再加上印度南亚次大陆已经确立的佛教—印度教文明,形成了亚欧大陆的四大文明体系的分野.三、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三次侵袭到了12世纪以后,当信奉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人们各自封闭局限在自己的文化藩篱中的时候,在亚欧大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开始躁动.这些躁动不安的因素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他们对南部农耕文明地区的进攻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的结果,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灭亡,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性和亚欧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原因何在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四大文明体系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后,它们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了,也很难再像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文明那样,发生形态嬗变了.从公元13世纪开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并在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和元朝.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许多入侵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合进当地的文明体系中；另一些蒙古人拒绝接受被征服地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来管理当地的人民,结果很快就被赶走了.到了14世纪,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元朝都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瓦解了和衰落了,蒙古人入侵的浩劫结束以后,四大文明体系依然如故地彼此对峙着,并没有因为蒙古人的短暂的入侵插曲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蒙古帝国衰落之后,一支伊斯兰教化的突厥人又迅速崛起,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奥斯曼帝国,并且迅猛地进行军事扩张,吞并了西亚、北非和东欧的大片疆域,并且在1453年攻陷了屹立千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欧洲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在伊斯兰教化的过程中很快就接受了文明教化的土耳曼人,标志着3000年以来不断冲击农耕世界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的最后一个狂澜,他们既是对广阔的农耕世界发起最后一次入侵的牧羊人,也是近千年来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发起尾声攻击的穆斯林战士.与蒙古人的入侵活动一样,土耳曼人的征服浪潮也没有改变亚欧大陆的文明体系,但是它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变革.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基督教社会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接着,在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宪政体制和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制度.最后又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完成了西欧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北隅.与这一系列的内部变革活动相呼应,早在15世纪的时候,西欧就开始进行航海活动,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海外扩张,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航海活动开辟了海外市场,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必然要把商品倾销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伸向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发展壮大的.正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之后,曾经在中世纪积弱不振的西欧社会迅猛地发展起来,从农耕世界的广阔背景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以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18世纪开始,这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就取代了几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游牧世界,构成了像汪洋大海一般泛滥的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

浅析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中华历史上冲突千年的原因

浅析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中华历史上冲突千年的原因浅析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中华历史上冲突千年的原因在中华民族的人类发展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是重要特征,民族间的融合是主流,但冲突多是伴随融合而进行的,本文拟对二者冲突的原因做一简单探析。

一、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的碰撞由来已久在国家形态初步奠定的夏商周时期,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与明确的疆域界限尚未确立,但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农耕民族中,已逐步形成了四夷观念,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以夷（尸）、狄、戎、蛮等字,作为对四方民族的称谓。

《诗经》中已经有二者对抗的明确记载有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猃狁（xiǎn yǔn）之故。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1]之语,猃狁为秦汉时匈奴的先民,周时专门驻守军队防范猃狁进攻,这说明游牧民族的入侵已经给农耕民族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周幽王在位期间,国都为猃狁所破,被迫迁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首次完成了大一统,从此,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完备,国家实力强盛,所控制的疆域也逐渐扩大,游牧文明在民族更替以及同汉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到更新,实力也大为增强。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也愈发激烈起来,有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汉武帝北击匈奴、唐太宗击溃突厥、明太祖八征蒙古等汉族帝王的不世之功,也有宋金夏三足鼎立的新三国时代,蒙古族、满族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新王朝,创造丰功业绩。

二、农耕文明难以消弭的千年隐患与农业生产难以逾越的自然界限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国家的发展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东面与西南分别是太平洋与青藏高原两大天然屏障,在传统社会基本上杜绝了外敌入侵的可能,南部的诸多国家,由于开发较晚,文化落后,常常是中原王朝的附庸,很少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

而中国的北部,东起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到蒙古高原,西至天山两麓的广袤地带,分布着大量的天然草场,在此环境下孕育出的民众,能征惯战；滋养下的战马,膘肥体壮,他们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历代王朝皆将北方之敌视为心腹大患,雄略圣主都试图消除这一隐患,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隐患长期困扰着中原王朝,难以根除。

(6)从历史的角度看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孰优孰劣

(6)从历史的角度看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孰优孰劣?1、农耕民族都是上古最优秀的民族：大家翻开世界地图看看。

人类起源于非洲，那么，古代世界中非洲及其周边最富饶的土地就是埃及冲积平原和中东的两河冲积平原。

埃及由于有尼罗河的泛滥以带来天生的肥料，所以只要在那里的土地上撒上种子，不需要施肥和灌溉都能收获；而位于中东的两河美索平原也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易于生存。

远古人类根本不分什么农耕、游牧，本事最大的种族自然占据了最好的地盘。

那尔迈（大禹）统一埃及，把不听话的部落屠的屠赶的赶，苏美尔（缺少历史记载）估计也差不多。

我们中国则是周朝一枝独秀，把连同商朝在内的所有本地文明全部剿灭，先占据了黄河，后又占领了长江，中国土地上的肥沃土地无一不收于我族手中和这才建立了中华文明。

所以，毫无疑问的上古占据肥沃土地的都是最强大的种族，是人类文明的最早缔造者。

而那些游牧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他们都是被淘汰下来的种族，由于没有肥沃土地可以生存，只能选择游牧，无家可归。

在强大的农耕国家旁边苟且生存。

只要稍微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生存环境则一目了然。

所以在古代，蛮族=游牧民族；文明=农耕民族。

2、农耕和游牧民族的发展趋势为了保存已获得的肥沃土地，（后来才形成的）农耕民族必然选择封闭自守。

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农耕民族对于窥视自己地盘的周边民族时刻保持着警惕，这种严重提防阻碍了文明间的交往。

而游牧民族则相反，由于其祖先的无能得不到好的生存土地，只能四海为家到处漂泊。

这么发展下去的结局我们能在古埃及身上看的非常清楚：古埃及初期的文明绝对是世界第一，因为是世界第一强大的种族占据了埃及。

从此直到中期一直封闭自守（其周边的苏美尔文明因为太开阔很快就被灭了），而被其驱赶走的落后游牧民族则徘徊于各大文明之间，把能学到的本事都学会了，以至于在科技上很快超过了古埃及。

比如打败埃及人的喜克索人，首先拥有了战车和排弓等先进武器。

所以，封闭自守的埃及人由于自身的分裂和科技落后，就被征服了。

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

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一种多元而丰富的互动关系。

这种交流不仅在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在文化、军事、艺术等多个领域也同样密切。

本文将通过探讨这些交流的方面，来抛光这段充满魅力与想象力的历史。

首先，经济交流是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草原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需要中原地区大量的农作物来作为粮食补充。

同时，他们的草原地区提供了中原地区大量的优质牲畜，比如马匹以及牛羊等。

这种互惠互利的经济交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将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经济交流，文化的交流也是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关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文明在语言、服饰、饮食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互相渗透。

例如，汉朝时期，汉族与匈奴的互通有无不仅体现在贸易和政治上，也导致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入交流。

中原农耕文明对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服饰风格、建筑风格，诸如此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草原游牧民族的音乐、民间艺术也大大丰富了中原农耕文明的文化内涵。

军事上的交流也是双方之间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游牧民族以其出色的骑射能力和战斗技巧在军事上一直占据优势。

中原农耕文明的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吸取草原游牧民族的战术和装备，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有名的例子就是唐朝时期，唐玄宗招募了大量的草原游牧民族骑兵作为禁军，提高了唐朝军队的整体能力。

这种军事上的相互学习与借鉴提高了两方的战斗能力，也使得双方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最后，艺术领域的交流增强了两种文明的交融与发展。

草原游牧民族的象征性艺术和装饰、织物以及传统乐器等等都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各个阶层的时尚流行，进一步强化了彼此的文化纽带。

例如元代蒙古族统治期间，丝绸之路的重新打开使得东西方文明在艺术品、文物以及思想上相互渗透。

蒙古族的装飾風格和诗词、书画的传入东方。

这种交流和融合的结果，不仅给予了中原农耕文明更加多样化的审美和创意表达，也给了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文明更加丰富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