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比较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比较从人类文化源头上看，不外乎三种类型。

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

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

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

然而在古代，由于受到“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中华商业文化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使得拥有绵长海岸线的中国失去了发展商业文化的机会。

因此，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才是影响中华文明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布格局是十分鲜明的，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

游牧文化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地带，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共同体——游牧民族。

人们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

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

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

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
环境。

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游牧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经过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农耕文化主要分布在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
沛的长江黄河流域。

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
作物大面积种植。

这里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耕民族，
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
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

由
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
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
和生产程序，人们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
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从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
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或“生态环境”是产生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时，却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客观的因素或非人为的因素，否则，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其基本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中有关人的因素，也就是人类“文化”方面的因素。

游牧文化起源于“内不足”，内不足是一种自然环境的逼迫，而自然环境的逼迫引发了这种文化的种种特点，其核心是以对立为基础的进取和扩展。

由于不良生存环境的刺激，遂产生了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

正是游牧文化的这种起源，产生了其独特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依靠肉和奶解决大部分食品，然后用毛
皮、肉食和奶制品与农耕民族交换日常用品以及一些谷物。

因此游牧民族必须保证和农耕民族的贸易，对外依赖性较强。

但是这种生存方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不稳定，一旦遇上灾害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就意味着生存的危机，这时候游牧民族只能被迫去劫掠。

游牧民族时刻与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争斗，每天又以肉食和奶制品为食，因此所有游牧民族都是剽悍善战的，再加上有大量马匹装备出的骑兵，游牧民族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侵略成为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化特征。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

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给人们落后和应改造的印象。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

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农耕文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其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

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等观念，都表现出“和平的”文化特征。

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

所以人们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只希望“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
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又生生不已，源源不绝，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常感满足而富有。

可以说，农耕文化的上述精神特征皆来自于较优厚平和的自然环境。

从经济方面来说，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经济形式差异较大。

游牧文化的特点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大量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

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仅是商品，“而且还获得了货币的职能”。

鉴于游牧经济结构所限，发展不平衡，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促使游牧民族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质交换。

因此说，游牧经济天然地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

当然，
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

农业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其真实写照。

可见，农业经济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

由于环境所产生的性格差异往往导致审美方面的不同。

从音乐歌曲方面来看，草原游牧民族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

作为游牧文化代表之一的元代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其主要功能
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

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

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

”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

而中原农耕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

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差异性恰恰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各民族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而在历史的舞台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正是通过各民族文化独特的“个性”从而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