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城村共生”文化导向下的城市更新策略——以深圳南头古城为例

“城村共生”文化导向下的城市更新策略——以深圳南头古城为例林怡琳摘要：南头古城作为深港澳同源文化之根，因特区的兴建，已历经从城到村和由村入城的两个阶段，而今同时面对历史遗存保护与旧城（城中村）改造的两个发展命题，相互掣肘发展受困。

基于在南头古城长期的文化研究和改造实践，从理性看待南头的城村双重身份出发，深刻认识其发展困境和存在的潜力，进而提出新时期下南头古城“城村共生”的文化理念。

分别从空间共生、文化共生、社会共生等三个层面探讨为其量身定制的城市更新策略，如尊重历史层积、轻改造微循环、古建活化保育、文化遗产新式复兴、主街领航计划等。

并通过运行机制设立、促产业升级、反哺公共利益、社区自主改良等实施路径的设计，为城村共生的策略得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城村共生，南头古城，城中村，更新策略，文化引言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由此，文化同宗同源的“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开始引人注目。

这其中核心的深港澳文化之根——深圳南头古城，也因此走入公众视野。

提起深圳，世人熟知的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城市建设奇迹，却少有人知道其建城史可追溯至东晋时期约1700年。

尽管南头古城的绝对历史价值与国内历史文化名城无法比肩，但其作为深圳市文物保护单位最集中的地区和文化源头，对这座年轻城市弥足珍贵。

现今的南头城因超高速城市化发展而破坏严重，历史文物已呈碎片状淹没在城中村建筑群中，历史风貌建筑占比不到5%。

抢救性历史保护和城中村改造的双重矛盾，使南头城限于两个发展命题中相互掣肘发展受困。

本文立足于历史遗产保护和旧城更新的交叉领域研究，以期为此难题探索出可能的解决策略和实施路径。

1.南头古城的城村双重身份1.1作为“城”的南头古城本地有据可查的先民生活史于春秋时期，秦代属南海郡番禺县辖地，汉武帝时期因成为岭南盐场而受到重视设汉盐官，三国时期设司盐都尉垒芜城，东晋时期升级为行政中心，设东官郡治宝安县所。

唐代因海防需要，设为东莞县，下设屯门镇屯门寨（位于今香港）为海防要塞。

明代先后设为东莞守御千户所及新安县，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

今日古城的路网和空间格局基本源自这个时期。

清康熙年间主张沿海迁界，新安县被撤销，古城毁于一旦。

复界后，仍设为广州府新安县。

此后的1842到1898年间香港、九龙、新界先后从新安县被割让给英国（表1），中英就新旧界址的勘定协商即在新安县衙内举行。

1911年南头城光复，民国时期改名为宝安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设为宝安县城人民政府所在地。

1953年县政府迁出，南头城降为行政村，旧称“九街村”（因留存的明代九街巷的路网而得名）。

至此，作为行政治所380余年的南头城结束了“城”的使命。

表1 南头古城历史变迁1.2 作为“村”的南头古城1.2.1 典型的城中村城中村现象是城市快速发展与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体制冲突并融合的产物。

从使用性质上看，是失地农民利用集体安置区用地抢建违建后提供给城市外来人员的廉租住区。

从空间形态上看，是超高建筑密度、低空间品质和卫生条件的城市建筑群。

但从土地房屋产权、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上看，却仍维持村落状态。

深圳为超高速城市化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催生城中村问题（表2），近三十年来九街村（即南头古城）的演变过程也是如出一辙。

今天的南头城具有城中村的一切典型特征，它的发展过程几乎印证了整部深圳城市发展史。

1.2.2 非典型的碎片化古城与典型城中村一致，在移民城市的大背景下南头仍存续着宗亲、血缘、地方语言、民俗等文化传统。

不同的是，它还承载着深港澳地区的文化发端。

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分三个层次，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三者均难以定义已被城中村蚕食的南头古城。

现状历史风貌建筑占比不足5%，外界的直观感受是“古城不古”，面对这些表2深圳城中村问题发展过程呈现为非连续分布的孤岛化、碎片化的残存历史建筑或建筑群落，定义为“碎片式历史地段”似乎更为准确。

1.3城村文化演进过程1.3.1从城到村纵观从“东官郡-东莞县-东莞守御千户所-新安县-宝安县人民政府-九街村”的演化过程，南头城作为行政治所的380年间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统筹规划，无论其城市功能、地理选址、空间格局、建筑等级、居民构成等均是被预先设定的。

后续虽然降级为村，但整体空间架构、路网和基础设施还是有别于村落，这也为当下城市更新提供了好的基础。

1.3.2由村入城由“行政村-城市征地包围农村-城中村”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南头村民充分发挥了岭南先民顽强的自主精神和务实的经济理性，抢占政策空白，自下而上的野蛮生长成适应城市生活的低成本聚居区。

保护历史遗存与村民致富出现了冲突，城与村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使得城中村进一步被城市主流文化边缘化。

城与村之间的文化鸿沟正日益加深。

2.城村一体的南头古城发展困境2.1传统规划介入失灵各级政府近十年来多次组织规划设计和国际咨询等工作（表3），建筑和环境改造也历经数轮但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发展定位不准、策略执行度不高、公共参与度低，实施效率无法应对野蛮生长速度等问题较为突出。

面对南头古城的城村双重身份，传统蓝图式规划无法将深层次的文化、社会、经济矛盾予以化解，规划往往停留在物理空间更新的层面。

城中村的社会学属性，决定了城市规划作为技术手段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更多的需要由政策、社会管理、经济等多维度共同推动解决。

2.2 保护与发展互为前提条件虽然有政府文保部门介入保护，但大多数历史建筑都非文物级别，产权和使用权都在村民手中，在缺少与村民协作文保的机制的情况下，保护力度十分有限。

一方面，摆在村民眼前的巨额利益无情碾压了历史遗存和古城文脉；另一方面，原村民大多已搬离此地靠收租为生，这意味着那些对宗族地缘有感情基础的人已离开，外来务工人员虽长居此地但对当地历史文化很难融入。

同时，城中村因非城市用地，城市管理无法覆盖，因此社会管理和卫生维护等全凭村集体承担，这就意味着没有发展效益作支撑是不会有足够的环境建设投入的。

2.3 发展方向定位困难南头古城的城村双重身份也使得发展定位的确立十分困难，将历史碎片完全隔离保护的“博物馆模式”、风貌复原的“仿古街模式”、商业为主的“主题街模式”等均不适用，而针对城中村的“推倒重来模式”、城中村厂区改造的“创意园模式”等也在古城改造中屡受质疑。

南头城迫切地需要一种使城村文化协同发展的新思路。

表3 南头古城改造相关的规划成果汇总3. 城村共生的文化理念3.1 理念的阐释狭义的“共生”概念指两种密切接触的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互利关系。

广义的“共生”概念已演化为两者关系共存、共融、共赢。

正如深圳是“自上而下”理性规划与“自下而上”自发生长的共生，城中村是城市与村落、混乱与秩序、创造力与流动性的异质共生。

“城村共生”是指这两个动态有机体之间在文化、社会、空间、经济等多层面的协同共进、共赢的相互关系。

让城与村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恰当策略，建立正向的可持续的关系循环。

3.2 理念的实施路径作为历史古城与当代城中村的异质共同体，城村共生的基础是双方都接受共同的文化前提，且实施路径设计（图1）的每一步都是促进城村协同联动，最终多方共赢。

3.2.1 准备期——机制建立因城中村改造和历史保护涉及政府职能部门众多，部分审批内容边界模糊，性质界定困难等，需要由上级政府组建领导小组建立实施机制。

如明确：项目定性、立项、部门间责任区划、协作机制、针对性的审批流程等，避免实操阶段相互推诿互为前提。

遴选并确立开发模式，如PPP 模式、BOT模式等。

促成由政府、村股份公司、开发公司、建筑师等公共资源图1 南头古城更新发展实施路径多方共建的南头古城保护改造机构，起到协调各方矛盾、有序推进项目、日常管理、后期运营等作用。

3.2.2启动期——产业培育引入有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如城市双年展、文博会等，利用媒体宣传产生正面影响，吸引外来产业和资金，促进新产业的落地生根。

并借助这一时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大规模产业升级做铺垫。

启动期既增加居民工作机会和文化培养，又通过传播让外界认识到古迹的重要性，借助外界资源历史保护。

3.2.3提升期——公共服务外来产业促进旧有产业升级和消费文化升级，间接带动租金上涨，提高村民参与共建的积极性。

工作和创业机会增多鼓励外来务工人员业务转型，进一步融入古城文化社区共建。

同时，利用产业升级的价值外溢反哺公共利益，增设或改建遗址博物馆、传统文化中心、青少年实践基地、体育场所、社区剧场等文体设施，增强城村一体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3.2.4常态期——永续发展大力建设社区文化生态，建立原村民、常住居民、短租游客、文化学者等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提升城村一体的文化自信。

借助前期政府主导的改造成功范例，建立空间奖励机制，鼓励居民释放部分被占据的公共空间自行改良社区。

进而，保持有序可控的渐进式更新，并随时间推移动态调整更新策略。

4.城村共生文化导向的更新策略城村共生建立在空间共生、文化共生、社会共生等多个维度之上。

针对南头古城量身定制出若干城市更新策略，涵盖近期（即启动期）、中期（即提升期）、远期（即常态期）。

4.1空间共生4.1.1尊重空间遗产层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经济审美取向的印证物，他们诚实地记录着城市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创举和失误，在历史螺旋式前进中，后辈可以通过建筑和城市空间看到社会认知和美学观念的进化过程。

像南头古城将千年文化传承谱系（图2）全面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是其独有的文化特殊性，各时期空间遗产并置层积的现象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因此，将城中村推倒重建或大拆大建为影视城式仿古街的举措，均应被放弃，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我们认识城市空间遗产的价值观念应该被升级。

图2 南头古城各时期建筑分布图[1]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产业多样性、就业多样性、收入多样化、偏好多样化是成就城市魅力之源。

因此尊重历史空间层积，保留城中村工业厂区就地改造为文创工厂(图3)，顺应国家双创号召引入创新产业，充分发挥城中村建筑独有的空间复合化和高连通性的特点。

保持城中各年代新旧建筑并置的状态，见缝插针地增设或改良公共空间，提升居住环境的亲和力和舒适度。

对重点区位建筑实行轻改造，尽可能增加与公共空间的开放度，创造组团状的微环境升级。

同时，为避免集中的改造行为将古城空间“格式化”，鼓励推行建筑师集群设计方式，设计者与使用者逐一对位，在统一的评价标准和实施导则的控制下，各尽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设计改造工作。

4.1.2 轻改造微循环考虑到城村一体在实施上的现实困难，提前确立空间改造原则——“轻改造微循环”。

指尽量不拆迁（避开土地产权矛盾），就地改造（缓解拆迁安置及违建界定的政策障碍等问图3 打造新时期文创工厂图4 轻改造做法示意题），小地块周期短见效益（减小经济损害对村民积极性的影响），待取得微环境的良性循环后，再滚动改造周边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