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从《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看钱钟书程秀全一、引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钟书集》有杨绛女士的《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作为“代序”：我谨以眷属的身份，向读者说说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

因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写序。

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

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

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

……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

他不厕身大师之列。

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

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

……钱钟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

六十年来，他就写了这几本书。

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

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

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这几段文字虽出自杨绛女士之手，但作为“眷属”这一特殊身份，仍可以说是“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并且这段文字似乎有所根据，那么多“不”字，让我们想到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钱钟书对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评论说：陶潜《五柳先生传》。

按“不”字为一篇眼目。

“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

酒之“不能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

“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

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

（钱钟书《管锥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一四六·全晋文卷一一二》，中华书局，1979，P1228）杨绛女士的这段文字，也可以以“不”字为整篇文章的眼目。

“重言积字”的言“不”，也可表明钱钟书这位“狷者之‘有所不为’”；反复说“不”表面上看似乎是钱钟书担不起“大师”这一荣誉称号，而真实的意思，则“有为而发”、另有所指。

本文试着以杨绛女士的这几段文字为基础，联系钱钟书先生的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人士的文字对钱钟书先生另有所指、“有为而发”作个小小的探究。

二、钱钟书为何“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不厕身大师之列”钱钟书先生为何反复称自己“绝不敢以大师自居”、“不厕身大师”之列，难道他对自己的学问造诣没有把握么？还是仅仅是自谦？或者有其它的原因？我们先探究这个问题。

（一）“学问文章之起家树誉，每缘巧取强致”——羞于与“不操戈矛”的“大盗”为伍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大师。

大师，一般来说指的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现代汉语词典》）。

从这个角度讲，钱钟书先生凭借自己的著作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应当可以称为大师；大师这名号加于钱钟书身上，应是实至而名归；而钱钟书却对这一称号头衔推之唯恐不及，为什么呢？钱钟书曾说：“世间事物多有名而无实，人情每因名之既有而附会实之非无。

”（钱钟书《管锥编》册四P1217）他以为，事物的“名”（受人尊崇）“实” （造诣深）常常是不能相符的，有“名”不一定有“实”，有“实”也不一定有“名”；如果控“名”责“实”或控“实”则“名”，必将大失所望；有“大师”的称号，享受“大师”的尊崇，却不一定有“大师”的实力与造诣。

钱钟书对这一点看得很透，他说：班固《与弟超书》：“实亦艺由己立，名自人成。

”按章学诚《乙卯札记》称“此八字千古名言”。

然观《文史通义》内篇三《缄名》畅论：“实至而名归，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

”则章氏亦知“己立”者未必“人成”。

且章氏又未尝不知名之成非尽由于艺之立也。

世推章氏史学，余不贤识小，心赏尚别有在。

学问文章之起家树誉，每缘巧取强致，行事与《阴符经》、《鬼谷子》、《计然策》冥契焉。

大盗不操戈矛，善贾无假财货。

仲长统《昌言》下：“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佯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

”(《全后汉文》卷八九)。

至章氏而弹究殊相，奸之有“三”，遂自实数可稽进而为虚数不可执矣。

章氏于并时胜流指名而斥者，戴震、袁枚、汪中三人也；《儒林外史》金和《跋》谓匡超人即影射汪中。

窃谓《文史通义》中《书朱、陆篇后》、《黠陋》、《所见》、《横通》、《诗话》、《读〈史通〉》诸篇于学人文士之欺世饰伪、沽名养望、脱空为幻诸方便解数，条分件系，烛幽抉隐，不啻铸鼎以象，燃犀以照。

《儒林外史》所写蘧公孙、匡超人、牛浦郎等伎俩，相形尚是粗作浅尝。

诸篇言外即谓成名非关艺与学，而颇类严羽论诗所云“有别才”也。

（钱钟书《管锥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四一·全后汉文卷二五》，中华书局，1979，P992）对于“立艺成名”，我们的理想是“艺由己立，名自人成”——有实力必然有魅力，这是“自然之理”；然而现实却是“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己立’者未必‘人成’”，“成名非关艺与学”——有实力的人却未必有魅力！终身孜孜以求的默默于艺术学问的人，未必能成名，因为他心在“艺”而不在“名”；造诣不深的游说之士倒能以不成熟、不精湛的学问，“起家树誉”而成名，因为他心在“名”而不在“艺”。

这就如真正的隐士是把自己“隐”藏起来，“有迹而无名”，并不为人所知；而为众人所知的隐士必然是假隐士，因为“隐”与“名”是相悖的，假隐士“隐”的目的不在“隐”而在让别人知道他在“隐”，以“隐”取名而已。

（《管锥编》册三P911）名实不符的人为获取“名”誉不惜采用“欺世饰伪、沽名养望、脱空为幻”的方法竟至于成名，与名实相符的人同排并坐，倒让真正的大师感觉到羞愧；其结果是让名实不符的人受着尊崇，名实相符的人倒有可能受到怀疑。

这种现象古以有之，钱钟书所处的时代亦不缺少这种现象或者竟变本加厉。

于是，作为“狷者”的钱钟书先生便“有所不为”了——宣称自己“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不厕身大师之列”，摒弃“大师”这一头衔。

这种“无为”其实是“有为而发”，“绝不敢”、“不厕身”，是激于欺世盗名者而发，要借以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这仿佛就如孔融在曹操“以孝治天下”的气候下“非孝”、阮籍在虚伪礼教的环境中扬言“礼法岂为我辈设”一样，表面上是在“毁坏礼教”，“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见有人“利用”、“亵渎”“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即老子所说的“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说的“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

这就是狷者钱钟书，正直而不肯同流合污！（二）“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一时之“名”并不可靠即使所说的“名”是当时“公论”、当时“定论”，钱钟书先生还是坚定地认为不可靠。

一时之“名”，可以是由下而上的一时“公论”，也可以由上而下的有权势者的一时“定论”，但二者均不可靠。

依附权力可以得“名”，所谓“帝皇咳唾，尤可以上下声名”（《管》册四P1381）是也，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所谓“贵人“言金”，贱士“文粪””（《管锥》册三P942）；但这样的“名”必将随权力的了结而了结，因为“百世赏鉴之公非大有力者一人嗜好之偏所能久夺也”（《管》册四P1382）。

钟繇因梁武帝推崇曾名重一时，位居王羲之、王献之之上；但正如黄庭坚《次韵奉答文少激纪赠》所言：“文章藻鉴随时去，人物权衡逐势低。

”“帝皇位不常保，力难偏及，其‘藻鉴’、‘权衡’复‘随时去’而‘逐势低’尔。

”（《管》册四P1382）即使名气是当时的“公认”，也未必是后世的“定论”。

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评谢灵运诗：“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

”这一评语“是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谢诗取材于风物天然，而不风格自然；字句矫揉，多见斧痕，未灭针线迹，非至巧若不雕琢、能工若不用功（interior polish）者。

”（《管》册四P1393）。

权势下“定论”的名气不可靠，当时所“公认”的名气也不见得可靠，那钱钟书先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杨绛女士说：“‘嘤其鸣兮，求其友声。

’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

”（《杨绛作品精选》（散文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P124）钱钟书先生以为，时间才是检验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钱钟书所要的不是依附权势下所得的名声，也不是一时的“公论”下所要的名声，他要让时间来作最后的“定论”。

这是一种自信，一种骄傲；这也是老子所说的“当其无，有有之用”，以不要“名”、不屑“大师”称号的方式用时间验证真正的“名”、真正的“大师”。

陆游“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这一类诗的价值不是直到“清朝末年”才被真正的挖掘出来么？（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5，P270）陶渊明的词章，“初唐”时不是也“尚未重视”么？（《管》册四P1220）“渊明文名”不是“至宋而极”么？钱钟书不是在《谈艺录》特别书写了《陶渊明诗显晦》一节，言“略述渊明身后声名之显晦，于谈艺或不无少补云”？（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9，P88、P93）可见钱钟书不屑于着眼当下名声起伏，他期望且坚信“千里之外”与“数十百年之后”的“定论”。

（三）“对不虞之誉跟求全之毁同样的不屑理会” ——与“好名好胜好计较之心”斗争无论真大师假大师，既而被称为大师，必然受到格外的尊崇，这尊崇是人所需要的，杨绛女士也说：“他（钱钟书）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

”钱钟书先生也需要赞美。

但他对赞美，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在《杂言——关于著作的》一文中说：作品遭人毁骂，我们常能置之不理，说人家误解了我们或根本不了解我们；作品有人赞美，我们无不欣然引为知音。

但是赞美很可能跟毁骂一样的盲目，而且往往对作家心理上的影响更坏。

因为赞美是无形中的贿赂，没有白受的道理；我们要保持这种不该受的赞美，要常博得这些人的虽不中肯而颇中听的赞美，便不知不觉中迁就迎合，逐渐损失了思想和创作的自主权。

有自尊心的人应当对不虞之誉跟求全之毁同样的不屑理会——不过人的虚荣心（vanity）总胜于他的骄傲（pride）。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11，P169）不仅如此，对于虚荣的人，钱钟书先生还不遗余力的讽刺挖苦：斜川把四五张纸，分发同席，傲然靠在椅背上，但觉得这些人都不懂诗，决不能领略他句法的妙处，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