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旧城改建与文物保护

北京的旧城改建与文物保护内容摘要：北京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其在建国61年来的规划和发展以及对于旧城的保护和开发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关于历史古迹的开发和保护问题至今都存在争议。

本文将着重介绍北京城在旧城开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关于北京城开发的争论，从而引发关于北京未来发展的更深思考。

关键词：北京旧城文物拆迁保护梁思成正文一梁思成的斗争在1949年建国之初，北京城作为两朝故都，却有许多的问题，如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供水供暖问题，居民区卫生条件差，交通道路系统混乱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样的北京城是无法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而发挥其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的作用的，因此如何规划北京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提到这一时期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争论，那么有一个人是必然被提及的，那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建筑，而北京城是他生活的地方，对于这座古城的感情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当解放北京前夕时，不少人劝过他离开，但为了保护他深爱的北京，他选择留下来了，而当时他是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对的决定的。

梁思成先生在解放军攻城前受一名解放军将士的要求把把北京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以便在攻城时避开这些建筑，当时的梁思成先生感到十分的欣慰，认为终于能够避免北京城在炮火的摧残下而毁于一旦的命运。

但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

却要在“保卫者”手中毁掉了。

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

在功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梁思成与北京城墙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其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北京墙城门唯一详实的记录。

下面只是其中的两个“镜头”：“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

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以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型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乘着飞驰的饿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城门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

”“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

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

城楼和弧型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出黑色的轮廓。

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

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飞。

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象实物一样清晰。

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等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多美的北京旧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

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

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动情的文字：“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在安放些圆椅。

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

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

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

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

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

梁陈方案关于城墙保护的斗争仅仅是梁思成先生对于北京城改建斗争的一个缩影，城墙的拆除如果只能用以可惜却不可行来凭吊梁思成先生的方案话，那么梁思成先生关于大北京的规划才更能体现其远见和卓识。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流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华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

这样，旧城流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

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怎样的“北京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

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多达47个。

如此一说，您对北京城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来自网络/3601/2004/07/01/342@216037_4.htm）“梁陈方案”的现实意义那场争论的中心焦点是如何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

争论的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

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古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为梁思成和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

他们认为“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面积至少要大于旧日的皇城”，“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

另立新区“可以合乎布置原则”，如将新中心放在旧城，必然增加“全市性的问题”，“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间，极庞大可观”，“把大量新时代高楼建造在文物中心区域，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是抵触的”。

梁先生反对将新的中心放在旧城内，但并不主张旧城一点也不许动。

他认为，如果按照文物保护原则与方法对旧城善为处理，旧城“仍然可以担负新的使命”，如居住，文化娱乐，旅游，博览等。

然而，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做是“封建社会”的遗留，主张“革命，解放，改造”旧城，因此，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梁先生的主张因其“怀旧，保守，落伍”而横遭批判。

（《改造北京，还是毁掉北京》？方可，章岩）梁思成先生的无奈而今的北京城，已然反正成以紫禁城为中心的环状城市，交通繁乱，住房紧张，零零星星的古建筑被高楼大厦环绕，俨然既失去了作为古城特有的文化底蕴和魅力，又丧失了作为现代化城市的活力和发展潜力。

可以说现在的北京已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城市过大，人口过多，规划不合理。

我们不得不感慨于梁陈方案的预见性，可是时间已经无法倒退了。

梁思成先生的无奈和悲剧归根到底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潜规则造成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办法脱离政治去谈论任何问题，往往受制于人。

规划师的无奈是必然的，尤其在中国，他们不被重视是必然的。

或许除了宋，没有哪个朝代在“行”的角度重视过文人。

尤其中国现有的国情，真正决定一个城市走向的是领导，领导的意志决定中国现有的国情，真正决定一个城市走向的是领导，领导的意志决定城市被重塑到什么程度。

大部分规划师在政府面前软弱无力，迫于压力，顺从领导指示，成了绘图工具。

（《危险的权利》景观学041879 陈扬）但这样的现实是悲剧的，是不合理的，因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是人类的遗产，不属于任何阶级和社会，规划她是一项人类的事业，不应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想现在的中国仍然做不到这一点，但这一点是需要被认知的，我们不希望再有北京这样的遗憾与悲剧重演。

二文物保护与旧城改造文物保护的六个阶段北京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古都，半个世纪来，文物保护工作历经曲折，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前夕，比较重视保护重要文物古迹。

即将解放北平的时候，毛主席专门发了保护名胜古迹的指示，并由解放军请清华大学建筑系编了一本《全国重点建筑文物目录》，并发到解放军手里，让他们在作战时注意保护。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也强调保护至上。

1953年8月20日，北京市政府出面召开了“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主持人是吴晗副市长，社会各界名流均与会，如郑振铎、梁思成、林徽因、叶恭绰、华南圭等。

会议旨在讨论如何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将文物保护好，将古建筑保护好。

专家们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特别是林徽因的发言内容很是精彩。

她首先谈了保护文物古建筑与新的城市建设发展是统一的，不应该把它当成必然的矛盾来看。

即使出现了矛盾，我们应首先考虑如何想办法去保，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首先考虑拆。

在谈到古建筑的作用时，又强调了她在给《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绪论》的观点，要学习和继承中国建筑的优良传统——“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

同时，她强调，北京市保护旧文物建筑多半属于宫殿、庙宇，对民间建筑没有关注。

艺术从来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阶段是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前。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业待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势必涉及一些古迹是否保留的问题。

记得梁思成先生非常欣赏帝王庙牌楼在夕阳中的景象，觉得很有诗意。

当时，亟待找到一种既能保护古代建筑，发展民族建筑艺术，同时又能适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基本建设需要的两全其美的良策。

面对这个难题，周总理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提出要正确对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提倡辩证地看问题。

针对市政建设与保留古迹的关系问题，周总理1953年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我对文物问题很感兴趣，”“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就要使其发扬光大。

”“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

”他认为：“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

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长远的看法。

只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使古代文物传之久远，对全人类的文化有所贡献。

”根据会议的精神，北京街道上严重妨碍交通的牌楼陆续拆除了，其中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迁移到陶然亭加以保存。

周总理向梁先生解释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经济发展面前，只有忍痛割爱了。

第四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首当其冲、破坏最严重的是文化部门，成为破除“四旧”的重灾区。

不过，这期间的破坏还不算是全面的破坏，周总理在千方百计维系国民经济运转、尽量减少运动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为在文博系统顶住运动的冲击，保护国家重点文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