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鉴藏印考

两宋鉴藏印考两宋鉴藏印考兼驳《功甫帖》所铃“义阳世家”印宋代说李路平清初金石家、书画鉴赏家周亮工论及宋代印学尝言：“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可继唐；唐宋元无印，至明而印章可继汉。

”清人陈克恕所著《篆刻箴度》亦延此说。

三百年后的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篆刻史述略》有“隋唐以后的朱文印，则面目全非，是以’诎曲盘回’为主，偏重正齐和对称的。

”三家论说举此而遗彼，几近偏废。

印学盛于秦汉，明清篆刻流派的发展更是对“印宗秦汉”观念性突破，但舍去宋印而割断历史，将无法诠释明清文人篆刻所依托的风格来源。

宋初开国后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倡导以德治国，文治天下。

两宋江山三百余年，于文艺类足可媲美盛唐，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

词更成了两宋标志性文学体裁。

文学成就最高的唐宋八大家，唐代只有韩柳，而宋占据六家。

两宋宫廷设立了完整周密的翰林图画院，书画艺术更是灿烂完备，而两宋印学置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岂有不兴之理。

宋徽宗、高宗偏爱书画，内府书画鉴藏印记更是蔚为大观。

皇帝迷恋书画更成了一种风尚导向，文人学者参与实践则是将印学向前推演的关捩使两宋成了印学史上无可替代的转折点，更影响了“元朱文”印风的形成，可谓柳暗花明。

一、两宋内府用印隋唐人鉴定书法时很少有铃盖鉴藏印的先例，只是在法书字迹上或副页上签署姓名，表示经其过眼鉴定过，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

”“押署”，顾名思义即花押署款是也。

如王羲之《丧乱帖》右下旁徐僧权押署，王徽之《新月帖》后满鶱、姚怀珍押署，王羲之《二谢帖》“良不”与“再拜”之间姚怀珍“珍”字押署，特别《奉桔帖》押署有隋代的诸葛桢、柳顾言、智果以及宋代的欧阳修、韩琦等十多人。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押署无疑会污损古人法帖，但古代鉴藏制度尚未完善，检历代印记可知，直到北宋以后才逐渐以鉴藏印代替了押署。

王羲之《奉桔帖》宋沿袭南唐旧制，于内侍省下设翰林院，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复兴了书画也丰富了内府的收藏。

据南宋邓椿《画继》所载，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法书名画已蓄数千卷，及至徽宋朝历经七朝141年的搜集庋藏，内府所藏书画充牣填溢，百倍先朝。

宋徽宗广收天下书画珍玩，扩充翰林图画院，内府庋藏历代名迹，达到了前所未见的丰赡，并诏文臣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与《宣和博古图》。

宣和内府不仅荟萃天下之珍，宋乔年、米芾、蔡京、梁师成、蔡卞等倾力于内府所藏的书画保护和整理，重新装裱编成卷帙，宋徽宗亲自题写标签，分级入藏。

从现有传世书画名迹获观鉴藏印记有：1．“御书”葫芦形印一枚；2．“双龙”圆形印一枚；3．“宣龢”连珠印一枚；4．“政和”长方形印一枚；5．“宣和”长方形印一枚；6．“政龢”连珠印一枚；7．“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方印一枚；8．“双龙”方形印一枚；9．“宣和中秘”长圆形印一枚；10．“御书”长方印一枚；11．“御书之宝”印；12．“大观”印；13．“重和” 印。

而前七方印近代称“宣和七玺” ，特指“宣和装”手卷上恒定钤盖七枚鉴藏印，印文只在钤“政和”印处偶尔调换“大观”、“重和”、“双龙”印，而钤印位置不变。

有荒谬者提出“宣和十几玺”说法，殊不知不能以用印多寡曲解“宣和七玺”之义。

宣和手卷格式为标准的五段式：青绿色绫天头，黄绢前隔水，书画本幅，黄绢后隔水，白宋高丽笺尾纸。

传世的宣和旧物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作品有北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堪称宣和内府装池之标准件。

清代高士奇在其《江邨消夏录》对“宣和装”格式、材料纸绢、签署等记载甚为详尽，徐邦达先生亦深有研究（附图）。

甚多书画巨迹经南渡后，通过裁割、拼配甚至将原有的宣和题印割弃改成了南宋“绍兴装”式，如唐怀素《论书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卷、五代卫贤《高士图》卷等例。

南宋至明清，多数著录并不把“内府图书之印”记入宣和诸玺之列，如周密《云烟过眼录》、顾复《平生壮观》等。

高士奇《江邨消夏录》卷一宣和七玺与宣和装铃印排列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靖康之变后，高宗朝对书画的重视不逊前朝。

内府鉴藏印记可见的有：“建炎”连珠印一枚、“绍兴”连珠印六枚、“干卦”卦象圆印一枚、“御书之宝”九叠文大方印一枚、“内府书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御府法书”大方形印一枚、“德寿宫书籍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德寿”连珠印一枚、“紫霄殿御书宝”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奉华堂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损斋书印”大方形印一枚、“机暇清赏”大方形印一枚、“内殿秘书之印”大方形印一枚、“御书” 白文印一枚、“睿思东阁”白文印一枚、“机暇清赏”满白文印一枚、“真阁”白文葫芦形印一枚。

宋理宗时内府尚有“缉熙殿宝”大方形印一枚、“缉熙殿书籍印”、“内殿文玺”、“御府图书”（《文苑英华》宋刻孤本，中华书局影印本）。

据徐邦达先生考证，“绍兴装” 内府印大部分铃于本幅末后下半部，绝无例外。

其部位不合常规的，必为后人作伪。

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台北故宫藏两宋内府收藏印：宣和殿宝宣和中秘双龙印御书葫芦印睿思东阁睿思东阁政和紫霄殿御书宝绍兴二、两宋私家鉴藏印《宋史•印制》云：“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

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大中祥符五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

宋代私印传世的实物极少，这与诏令私家印章材料只能用木质有关，而木质印章易腐、易烧、易破损，很难传世。

有趣的是在宋以前木质印章是作为明器用来殉葬的。

禁止私铸印章从客观上也促使了其他材料的运用，如玉石、象牙、玛瑙等硬质材料，但这种材料的昂贵自非庶民可据有。

由于北宋文人们喜好风雅，拓展了印章的使用范围，书画名款下铃盖姓名印章，书画名迹上铃盖斋馆别号印逐渐兴起。

如果说东坡以“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强调诗书画三合一，那么宋徽宗、米芾倡导画家具款铃印，这诗书画印综合一体的独特性，更将文人画推向了崭新的唯美形式。

私家鉴藏印肇始于北宋。

由于书画庋藏的兴盛，印章频繁使用于鉴藏活动之中，内容样式或取郡望、或取官职、或重在审定、或旨在收藏，初具大略，亦有铃盖斋馆别号印充当鉴藏印记性质的。

北宋书画鉴藏印记已经成为了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

欧阳修《致端明侍读书》、《尚恩帖》尺牍上所钤“六一居士” 朱文印，是宋代私家用印最早的，据《宋史•舆服志》记载，治平三年（1066年）皇帝曾命欧阳修篆写印文“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

则“六一居士”印应为其自已篆写，另找工匠镌刻的晚年用印，成印应在宋仁宗嘉佑年间。

欧阳修平时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都为鉴藏印。

早期的私家收藏印还有苏舜钦家钤盖于《自叙帖》的“佩六国相印之裔” 、“四代相印”、“许国之裔”、“墨豪”、“武功之记”朱文印。

两宋书画鉴藏印迹甚多，徐邦达先生过眼的有韩侂胄“绍勋” 朱文葫芦印，张澄“西秦张澄” 、“西秦张澄之印” 、“西秦张澄家藏之宝” 朱文印，贾似道“似道”、“贾似道子孙永宝之印” 、“魏国公”、“秋壑图书”朱文印，“悦生”、“葫芦印”、“秋壑珍玩”白文印，以及一些不知姓名和但知姓氏或名字而无考的鉴藏家印记：“审定真迹”朱文印、“为善最乐” 朱文印、“宝俭斋”朱文印、“清白传家”朱文印、“吴兴开国”朱文印、“缙云叶氏” 朱文印、“？印黄裳” 朱文印、“晋之”朱文印、“爽轩珍玩”朱文印、“珍绘堂记” 朱文印、“强父图书”朱文印、“通行世守”朱文印、“毗陵开国”朱文印、“鉴古堂印” 朱文印、“张氏图书”朱文印、“正献之裔”朱文印、“莆阳傅氏” 朱文印、“清叔玩府” 朱文印、“双桂方氏”朱文印等等。

六一居士秋壑图书三、两宋鉴藏印风格1. 叠篆形式：据《宋史•舆服志》，“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

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

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宋初官印沿袭了唐代印章风格又稍作改观，这种格式其实是“缪篆”的“屈曲缠绕”形式。

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徽宗“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年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 。

因此，至少是从北宋末年起，叠篆就应该已被用于铸造这种宽边大印了。

如“内府图书之印” 、“宣和殿宝” ，笔画屈曲盘叠，随字的笔划多少而折叠不等。

屈曲程度由少向多过渡，至元代已发展成了九叠篆，清代甚至出现了十三叠，这图案性装饰效果，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述其呆板得好象编织物，也象门格花窗，整齐划一，绝少天趣。

北宋的私印有时也套用官印模式，如米芾“祝融之印”（非鉴藏印），不过图案美化了许多。

内府图书之印祝融之印2. 小篆入印：宋太宗继位之后，深悉“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固当率由古法” ，诏令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

徐铉为南唐入宋官僚文人，为宋初诗坛盟主，影响甚大。

欧阳修《徐铉双溪院记跋》评说：铉与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笔法颇少力。

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

由此可见宋初篆书崇尚小篆。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徐铉《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结构平稳，笔力则如欧阳永叔所评，稍有不逮。

两宋官印文字不仅为“缪篆” ，而且通变了小篆。

有些鉴藏印是杂糅籀篆、缪篆、小篆于一体，尚存错讹。

值得注意的是，像苏轼“赵郡苏氏” 、薛绍彭“清閟阁书”印文秀美雅致，元朱文其实是承其衣钵。

宣和中秘四代相印（非鉴藏印）清閟阁书周公堇（谨）父3. 籀篆入印：宋太宗提倡恢复礼制，宋代公私对古器物之收集、整理方兴未艾。

内府编纂《宣和博古图录》将所藏彝器绘辑成书印行。

刘敞搜访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像，撰成《先秦古器记》。

嘉祐六年（1061 年）欧阳修著《集古录》，对所藏先秦古器铭文释义。

赵明诚《金石录》、黄伯思《法帖刊误》、翟耆年《籀史》、姜夔《绛帖平》等相继问世，对古代彝器、铭文籀篆文字深究，为金石学之发端。

篆籀古文奇字入印备受士大夫所推重，如“绍兴”、“宣龢”、“真阁”葫芦印、“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诸印即是以籀篆或古文奇字入印样式。

真阁宣和4. 取法汉印：金石学的兴起，使得文人普遍热衷于对古印中蕴藏的历史进行考证。

《集古印谱》应运而生，汉印首次以印拓的形式示人，从而使文人们认识到自然典雅朴素之美迥异于官印图案式的花哨，对印章审美情趣得以探求，如“秋壑珍玩”白文印，印章的大小、入印文字的篆法和印面的章法处理上，皆直接取法于汉印。

秋壑珍玩两宋公私鉴藏印审美倾向与风格是有所变化的，如贾似道“秋壑珍玩”白文印在南宋后几乎不见，宽边印已变细，繁琐几何叠篆向简明小篆过渡。

常与皇帝诏对的米芾在《书史》中明确记载：“我祖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