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

我国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
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陕西省税务学会课题组
【摘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税收起到什么作用？本文通过引入一个线性规划模型量化出非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剔除掉这样一个影响后，采用OSL模型就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回归，认为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弹性系数仅为0.6%；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弹性系数为3.866%。同时指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小，进行税制改革是必需的。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税制结构 税收负担

An empirical study on taxation structure, burden
and economical growth of china
Taxation academy of shaan'xi province
Abstract: There are very much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conomical growth. Which effect have tax on economical growth? In this paper we formulate a 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whose objective is to quantify the influence of the unobserved non-tax variables, and then filter out the influence. We use OSL methods to regress the influence on real economical growth and taxation structure, burden. Taxation structure have few influence on economical growth, elasticity coefficient is 0.6%; Tax burden have more influence on economical growth, elasticity coefficient is 3.866%. In this paper, we also point out the influence of tax on economical growth is weaken now. The reform of tax is very needed.
Key words: economical growth; taxation structure; tax burden

一、引 言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项改革措施纷纷出台，既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如财政及货币政策改革，减少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规制，广泛的实行公司化改造，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等。其中，税收制度在1984年和1994年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所得税、流转税、地方税、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改革。实行了内外统一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统一并规范了各类所得税，简化了税种、扩宽了税基，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所得税制度；开征了一些地方税种，扩充了地方税源；改革了税收征管制度，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有力的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通过这次改革，我国税收事业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收入总额从1994年的5080.2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5718亿元，年均增长18.2%，增长了近5倍。同时，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年均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与1994年前相比，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变小（1994年前GD

P增长率最高时达到15.2%，最低时仅有3.8%）。那么，税收是否对经济增长率平稳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GDP增长率与税收结构和税收负担是否具有关系？如果有，税收负担和税收结构哪一个对真实GDP增长有更潜在的冲击？
现有国内一些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了税制结构与税收负担研究上，将经济增长因素引入这两者关系的研究还很少，国内可以查阅到的文献并不多，如马拴友（2001，2002），魏润水（2003），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课题组（2004），王亮（2004）等。国外将这三者联系的实证研究比较多，基本确定了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率的负相关关系，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很明确的相关关系，如Engen and Skinner(1996), Tanzi and Zee(1997), Branson and Lovell(2001)。结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4年的经济和税收数据，就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供有关经济增长率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的分析基础。这个基础包含两个步骤。首先使用线性规划技术量化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第二采用OSL方法回归排除掉非税因素的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运用78-2004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对模型做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简要结论。
二、理论分析
评价一国的经济是否持续、稳定的增长，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索罗(Solow,1956)经济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国的真实GDP增长率或者说产出是由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如下式：
（1）
其中是真实GDP增长率，代表技术水平增长率，和是输入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率，和分别代表GDP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或者说产出贡献。由于一国的税收政策会对、、、、均产生影响，如税收政策的差异，会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影响到资本和劳动力在该国的投入；税收政策可能影响到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从而影响到两者的产出弹性；税收政策对研发项目的优惠，会鼓励研发活动，提高技术水平。所以，税收政策可以通过这五个要素，间接的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用税收的单位产出表示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度。用表示第t年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度，用表示第t年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度，其中为当年GDP值，和分别为当年直接税收入和间接税收入。需要注意的是，和的倒数分别就代表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收负担，这样表示也间接体现了税收负担和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写公式（1），如下：
（2）
公式（2）间接的从税收负担和

税制结构角度表明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很多的，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税收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为了完善公式（2），这里用一个非税向量表示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其中分别代表其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重写公式（2）
（3）
虽然在公式（3）中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非税因素考虑进来，但在实证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非税向量Z难于量化。如果忽视向量Z，使其成为缺省变量，只要Z中的任何元素与和中的任何一个相关，估计结果将是有偏的和不一致的，所以需要首先量化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量化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这里采用Branson and Lovell(2001)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线性规划模型量化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对于每一年来说非税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设变量为非税环境在第i年以及其他T个年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线性规划的目标函数是寻求与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率相应的最小或最大的和或者说最大或最小直接税与间接税负担的倒数。那么，和则表明了第i年在非税环境的影响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设定，在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率下，较重的税收负担或者说较小的和，应趋于1，也就是说在第i年的经济增长率下，在较重的税收负担下，非税环境将发挥更多的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贡献。反之，在较轻的税收负担或较大的和，应趋于0，非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弱。因此，可以将作为非税环境的一个年度代理变量。线性规划的目标函数最小或最大的和同样可以转换为求解最大或最小的，同时在规划中又为决策变量，对于每一年来说共有T+1个决策变量，设定规划如下：
（4）
subject to




上面这个线性规划共有T+4个约束条件，可以满足求解要求，对于T年的每一年可以求解一个值，同时求解出。开始的两个限制需要在年"i"增加的税收负担不超过其他年份税收负担的线性组合，第三个限制需要在年"i"的经济增长率不超过其他年份经济增长率的线性组合，也就是保证了值在可行域之内，最后的约束条件保证了的非负性和以及线性组合为凸函数。
通过这样的线性规划可以将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替代，我们建立这个规划的目的是需要在公式（4）中使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以量化，既然可以作为非税向量Z的代理变量，对公式（3）做

两个修正。首先，用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替代和，这个转换并不会产生信息损失；第二，用计算出的作为每一年非税因素Z的代理变量，这两个修正产生了可以估计的表达式。因为求解规划的目标函数实际是与经济增长率相应的最小或最大税收负担，当转而用既作为目标函数又作为决策函数，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经济表现信号，提供了在这样的非税环境下各年份所达到的经济增长率税收负担的大小，所以可以用修正，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反映出来，简化上式，并限制非税影响。
采用对数形式重写，有：
（5）
则经济增长关于修正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的弹性分别为和，通过比较这两个弹性可以看出在排除掉非税变量的影响之后，修正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同时还可以看出影响大小。
三、实证检验
在这一部分，通过运用中国1978-2004年数据，采用两阶段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目的是确定一个与经济增长最大化相应的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从78--2004年的观察数据来看，经济增长率在1994年前波动比较大，最高时达到15.2%，最低时达到3.8%；税制结构的主要转变出现在了1983年，从1978年到1982年间接税收入平均是直接税收入的8倍多，1983年通过两步利改税，所得税制度得以重新建立起来，从1983年至今，间接税收入基本维持在直接税收入的2倍左右；税收负担则呈现W型，从1978年开始逐渐升高，到1985年达到最高19.03%，1985年之后又开始回落一直持续到96年左右，从1996年开始税收负担再一次上升，到2004年达到18.8%。如表1和图1所示所示：
表1：1978-2004年经济增长率税收负担、税制结构表（%）
年份 经济增
长率GY 税收负担
B=（D+I）/Y 税制结构
M=（D/I） 年份 经济增
长率GY 税收负担
B=（D+I）/Y 税制结构
M=（D/I） 1978 11.7 12.7491 13.9096 1992 14.2 10.8141 41.493 1979 7.6 11.9387 10.817 1993 13.5 10.9582 28.9531 1980 7.8 11.2951 10.166 1994 12.6 10.8137 23.953 1981 5.2 11.2531 9.2265 1995 10.5 10.1671 25.401 1982 9.1 11.7642 8.9122 1996 9.6 10.3479 27.1 1983 10.9 18.5544 76.6014 1997 8.8 11.0104 29.984 1984 15.2 18.0145 78.7491 1998 7.8 11.6178 27.944 1985 13.5 19.0739 61.5331 1999 7.1 12.5689 29.5614 1986 8.8 17.454 57.196 2000 8 14.1568 35.7813 1987 11.6 15.3012 52.1854 2001 7.5 15.5839 43.4343 1988 11.3 14.2368 52.551 2002 8 16.1606 39.004 1989 4.1 14.2162 48.1544 2003 9.1 17.4549 38.099 1990 3.8 13.1951 45.153 2004 9.5 18.839 39.0463 1991 9.2 12.2981 44.3055 平均 9.4815 13.7718 37.006 图1：78-2004年经济增长率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图
从表1和图1中很难看出经济增长率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更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我们

分别就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做散点图，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散点图

图3：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散点图

从图2和图3来看，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旧不很明显，只略微显示出正相关，而按照很多经验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如果按照前面的分析，通过剔除非税因素的影响，是否能使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下面首先通过规划（4）量化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计算，非税因素的代理变量的平均值为75.54%，各年份的值如表2所示：
表2：各年份非税变量值
1978 0.8931 1983 -- 1988 0.7572 1993 0.7199 1998 0.6702 2003 0.9329 1979 0.7952 1984 -- 1989 0.7587 1994 0.7175 1999 0.7160 2004 -- 1980 0.7567 1985 -- 1990 0.7044 1995 0.6205 2000 0.7695 平均 0.7554 1981 0.7604 1986 0.9224 1991 0.6564 1996 0.6031 2001 0.8314 1982 0.7972 1987 0.8142 1992 0.6930 1997 0.6252 2002 0.8581 在表2中1983、1984、1985以及2004年的规划无解，这里不考虑这些年份，我们还剩22个年份，在剩下的这22个年份中，值最高为0.9329， 最低为0.6031，分别出现在2003年和1996年，也就是说在2003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22年中是最为有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重，实际2003年税收负担为17.454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也就是说我们计算出的值与前面理论分析相符，具有是可信性。用修正，建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如图4所示：
图4：修正后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散点图

修正后的数据与没有经过修正的相比较具有明显差异，在图2中，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显示了相对较弱的关系，然而在图3中，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现在我们转入第二步分析，通过OSL回归公式（5），表3展示了回归结果：
表3：OSL参数估计及统计结果1978--2004

变量 相关系数 标准差 T检验值 相关系数 标准差 T检验值

修正后税收负担 观察的税收负担
常数项 11.1 2.604 4.262 常数项 1.481 1.245 1.190
-3.866 1.107 -3.492 -0.110 0.432 -0.255
0.6 0.194 3.086 0.144 0.143 1.005
调整的 0.317 -0.29
F检验

值 6.115 0.638
DW值 1.645 1.081

在表3中我们分别用两组数据做OSL，其中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的到的回归效果比较满意。调整的为 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另外，在表3中，采用观察到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做OSL，结果明显不理想，各相关系数的T检验值，调整的值以及F检验值均不显著，不能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比较对第一阶段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动态例证。通过在第一步过滤掉不被观察到的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步采用修正后的税收负担阐明了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没有如此的修正，就没有如此明显的相关关系。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两步利改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的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到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是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影响较大，每上升（下降）1%，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升）3.866%。
二是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虽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每上升（下降）1%，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升）0.6%。
三是1994年税制改革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并且从这两次改革看，均是发生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非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有利，税收的作用变小的情况下。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减弱，税制改革是必须的。
四是现有税制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对现有税制的改革应是在调整实际税收负担，保持税制结构稳定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税种的改革，如增值税转型、统一内外资所得税制度，完善消费税、营业税制度等等，但这些改革的前提是保证现有税制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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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栓友：《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税务与经济》[J]，2002年第1期
王亮：《我国流转税与所得税最优比例关系的实证分析》，《财贸研究》[J]，2004年第15期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直接税与间接税关系的研究》，《研究报告》[J]，2004年第1期
魏润水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关系研究》，《福建税务》[J]，2003年第12期
Branson and Lovell(2001), "A Growth Maximising Tax Structure for New Zealand",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J],8,129-146,2001
Engen, E.M and J. Skinner(1996), "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5826.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Tanzi and Zee(1997), "Fisal Policy and Long-Run Growt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june, 44(2),179-209



课题组组长：杨文利
课题组成员：尚志龙、陆寿成、刘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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