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变迁的原因

黄河变迁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黄河象一条金色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北部大地上。

它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平方公里。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其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一、历代对河源的探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对这一象征着中华民族古文化摇篮的河流发源地，曾进行过长期探索。

1.古代“河出昆仑”及“伏流重源”的臆说《尚书·禹贡》最早就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记载。

说明远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当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中原地区与西部河源地区还没有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我国人民就已经知道黄河是发源于今青海东部积石山一带①。

成书于《禹贡》之前的《山经》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②。

《尔雅·释水》：“河出昆仑虚。

”《淮南子》：“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

”据胡渭考证，“自汉以前，但知昆仑在中国西北，终未明在外国某地也”③。

说明人们对当时为戎羌诸族所占居的黄河上源一带的真相，还不很清楚，所云黄河出于昆仑，可能来自间接传闻或是一种臆度。

汉朝通西域后，“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①从此，将今新疆西部的于阗河当作黄河源，于阗河所出的于阗南山称为昆仑山，成了河出昆仑说的根据。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在西域的传闻，于阗河“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①。

其后，班固更进一步加以引申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

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③古代“导河积石”和“河出昆仑”的传说，便这样与西域流传而来的“潜流复出”的说法揉合在一起，发展成为“伏流重源”的谬说。

2.晋、唐时期对青海河源地区的初步认识魏、晋时期，内地人民从对吐谷浑所据青海地区的密切往还中，逐渐了解到河源不在新疆，而在青海境内。

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第一次提出“源出星宿”④。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平定吐谷浑后，在今青海贵德以西黄河上源地区设置河源郡，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河源所出地区的确认。

及至唐代，和青海、西藏等地的羌、藏族人民交往频繁，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到达河源地区：“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

”⑤按星宿川唐《十道图》别作“星宿海”。

柏海当即今黄河源上的扎陵湖。

藏语扎陵系白而长之意，“白”与“柏”同音。

后吐谷浑为吐蕃所并，唐蕃之间来往不断，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曾“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⑥。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大理寺卿刘元鼎作会盟使出使吐蕃，进入黄河上源“虏曰闷摩黎山”①。

据吴景傲《西垂史地研究》考证，闷摩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对河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可见唐代对处于入藏通道的河源地区已有所了解。

3.元、明、清三代对河源地区的考察与成就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派满族人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②。

都实所率领的河源勘察队进行了我国历史上对河源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察。

潘昂霄著《河源志》一书，记载此行时曾越过黄河上源的两巨泽“阿剌脑儿”（指扎陵、鄂陵二湖），及“粲若列星”的“火敦脑儿”（指星宿海）。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河源考察的珍贵文献。

与都实同时期的临川人朱思本，得帝师巴尔济苏所藏梵文图本，译为汉文，其内容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

但他提到河源“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②。

已明确指出河源来自星宿海西南百余里，正是今天卡日曲的位置。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僧侣宗泐往返西域，途经河源，在其所作《望河源》诗序中自记：“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④。

按藏语“抹必力赤巴山”就是黄河与长江上源分界之山，即巴颜喀拉山。

牦牛河即长江上源通天河。

今卡日曲和通天河支流正是一山之隔，两源相去仅十多公里。

由此可见，宗泐所见的河源，也是卡日曲，和朱思本所指河源是一致的。

方舟网讯：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拉钖、舒兰为首的考察团，在探寻河源后，所进呈的《星宿海河源图》中，发现星宿海以西黄河有三条源流，“三河往东顺流入于扎陵”①。

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测量后所绘《皇舆全览图》，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完成的新《皇舆全图》，以及当时人齐召南所著《水道提纲》②，都误将三条上源的中支“阿尔坦”认作黄河正源。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遣“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③。

据《湟中杂记》记述，阿弥达“查看鄂墩他拉共有三溪流出。

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

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④。

阿弥达所见到的阿勒坦郭勒，据傅乐焕考证⑤，和朱思本、宗泐的发现是一致的，都是黄河正源“卡日曲”。

藏语“卡日”意为铜色，“曲”为河的意思。

因其流经第三纪红色地层，洪水期河水呈铜色，故名。

阿弥达所发现的另外两支相汇于星宿海的源流，北面一支较小，今名扎曲；中间一支即《皇舆全览图》和《水道提纲》所说的“阿尔坦”，今名“约古宗列曲”。

4.解放后对黄河河源的考察及其再认识解放后，根据国家大规模建设以及开发和治理黄河的需要，1952年8月，派遣一支河源查勘队对河源地区进行了实际考察。

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调查也欠周密，在其报告中误将约古宗列曲认作黄河正源，及在其西北三十公里处的海拔五千二百一十四点八米的雅合拉达合泽山为黄河发源地。

他们并轻信当地藏民的称呼，提出黄河源上的两湖应鄂陵湖在西、扎陵湖在东⑥，以致1953年以后的出版物和地图，都根据他们的报告作了错误的修订。

并由此而引起学术界的争议。

1978年7月，青海省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河源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队根据十万分之一航测地图进行测量的结果，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约30公里。

其源头有五条来自各姿各雅山的泉水，流量比后者丰富，流域面积达三千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也远比后者为广。

根据源远流长，水量丰富及流域宽广等原则，黄河正源应为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

同时，根据实地调查和对照历史文献，重新确认了黄河源上的两湖应为“西扎东鄂”①。

图2－1黄河河源以上历史证明，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与探索，早在元代对黄河发源地即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都实、朱思本、宗泐和阿弥达等，对探明黄河源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

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

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

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

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

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

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

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

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

分述于下：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

“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

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

“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

“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方舟网讯：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

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

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

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

“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

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

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①。

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

洪水“汜郡十六”②，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

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

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

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③，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

“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

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