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

对张五常《佃农理论》的理解及反思对于佃农地租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做出了研究。

在以往的佃农理论看来，佃农在分成租佃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收益都会小于其边际产出，因此，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或无效率的。

但是，在欧洲、亚洲，分成制长期都存在。

台湾1949年开始了土地改革。

在改革中，当局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为地主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

但让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当局的这种硬性约束下，台湾农业产量非但没有如斯密和马歇尔理性所预言的那样下降，反而出现了急剧的上升。

张五常对此进行了多方的调查，经过研究在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土地改革》（以下简称“《佃农理论》”）一文中给出了一个模型。

张五常尝试着解释这种情况：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佃农的分成制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竞争，地主之间也有竞争，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

所以在分成制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农租种土地面积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

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所谓佃农合约的条件。

从上述理论出发，张五常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

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是大体一样的。

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随后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研究。

在上述理论做得满意以后，张五常又加入台湾土地改革中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的想法。

于是，他很快就把台湾土地改革中，当局对地租施加限制，但农产量不降反增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这个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地主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的增加而有点补偿。

这样一来，农业产量自然就上升了。

这就是张五常独特的佃农理论。

在《佃农理论》中，张五常深入并开创性地分析了决定合约选择的局限条件。

张五常认为，“合约的选择可以用交易成本的不同及规避风险的假设来分析。

给定与某一产出相联系的风险状态，较高的交易成本会导致生产性资产的回报率较低。

另一方面，给定交易成本，规避风险则意味着，资产的价值与收入的变化是负相关的。

实质上，分成合约下的风险分散会使订约资源的价值较高，而与其相关的较高交易成本则会降低资产的价值。

财富的最大化（或取决于相应的度量问题的效用最大化）意味着，所选定的合约安排是能够使订约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合约安排。

”。

也就是说，分成合约是理性的当事人（地主、佃农）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包括佃农与佃农间的竞争、地主与地主间的竞争及佃农与地主间的竞争）在交易费用和风险规避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即尽管采用固定租约或工资合约的交易成本和协商成本相对较小，但是，对于有风险的耕作，仍会采用交易成本相对较高的分成合约，因为在分成合约下生产的随机性风险会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分担，风险越大，来自风险分担的好处就越大。

因而，张五常指出由于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度量以及信息费用，还有来自风险分担的考虑，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佃农理论》中风险问题。

我们知道：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合约类型有三种，一是定额地租合约；二是工资合约；三是分成合约。

在第一种情形，佃农承担了全部风险，而地主获得无风险的收入；第二种情形相反，地主承担全部风险而佃农获得固定的无风险收入；第三种情形地主与佃农之间分摊了风险。

就委托-代理理论而言：如果代理人不承担任何风险，如佃农取得固定的收入，则由于代理人的行为不能“经济”地被委托人观测到（即代理人具有委托人所不具有的信息优势，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就必定会偷懒并向委托人谎报其努力程度。

因此，代理人必定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他才会有努力工作的动机。

这是因为，当代理人承担一定风险时，其收入是随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的，倘若完全不努力，他不会有收入。

但是，我们在考虑风险收入的场合，需要考察在个人的效用函数中引入风险变量。

如果代理人惧怕风险（即代理人为风险规避型），则只有当代理人在收入上获得一定的额外补偿时，代理人才愿接受风险收入合约。

这种额外的补偿来自委托人的收入，所以，倘若让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则委托人需要支付过多的收入对代理人进行补偿，这也许对委托人是不经济的。

因而，可以事先预见到的是，一般情况下的合约应该是委托人与代理人都同时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这正是“分成制”合约。

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中，地主分成的比例存在上限限制，且上限还比较低，这就给予了佃农以较大的风险补偿，以鼓励农民选择种地，这在后面的概念框架中被称为“参与约束”。

当地主和佃农都各自存在竞争时，均衡状态下的土地报酬率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毋须地主去观测佃农的努力程度，地主就应判断出佃农是否足够努力。

另外在第三章《有关分成租佃制的传统观点和对可选择假说的检验》中，他提及到了古典观点及新古典的观点。

并且指出了两者的错误之处。

对于新古典的观点中马歇尔的观点：马歇尔采用的是税收一对等分析方法，把分成租约条件下的地租比作税收，这非常适合于他的边际的分析。

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两章中脚注的思路，我们可以推导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所使用过的图形，并较详细的说明。

简便起见，假设佃农推一的投入是劳动。

在图1中，佃农的劳动t 用横轴来度量，аq / аt 表示佃农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的劳动边际产品。

佃农的边际成本а(Wt) / аt 在竞争的市场中是一条水平线。

这里W 是现行的工资率。

如果地主雇用人来耕作土地的话，均衡点为B，所雇用农业工人的劳动量将是t2。

在这一均衡点，我们有边际等式：аq / аt = а(Wt) / аt 。

地主自己耕土地也能获得同样的结果，而不管地主是工作到t2，并在其他方面也工作，还是工作少于t2 而按W雇用他人来耕作。

作为土地的回报，地主所获得的地租总额用面积MDB 来表示，这一地租额等于定额租约条件下的地租额。

但是，在用税收-对等方法分析分成租佃制时，扣除地租后佃农的边际净收益（аq / аt ）（1－r）在曲线的每一点上都向下移动。

也就是说，如果地主获得土地年产出的40％（r＝0.4），佃农获得产出的60％，那么，（аq / аt ）（1－r）在每一点上都是аq / аt 的60％。

据说，佃农在边际上进行决策时，均衡点为A。

这时，佃农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а(Wt ) / аt = (аq / аt)(1- r )。

佃农相应的劳动投入量为t1。

在这种条件下，总产品用面积ODJt1 来表示，地主获得的地租等于面积EDJA，佃农所获得的份额等于面积OEAt1。

从图中可以看到，面积MEA表示仰农所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面积OMAt1）。

在均衡点A时，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要大于佃农的边际成本。

因此，分成租佃制是无效率的（面积JAB 是经济上的浪费）。

对此，张五常做出了错误的改正：他认为根据税收-对等的方法，在佃农的投入量等于t1 时，均衡点为A。

假设佃农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劳动的边际产出аq / аt 是固定的。

较为一般的解可以用以下方式推导出来。

给定r＝0．4，它规定了（аq / аt ）（1-r），如果在合约中规定佃农的劳动是t2，那么地主以地租形式获得的总产出份额等于面积EDBC，佃农所获得的份额为面积OEC t2。

如图所示，佃农获得的份额，仍然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面积OMB t2 ），由于面积MEA要大于面积ABC，这就意味着，地租总额（面积EDBC）要小于工资合约或定额租约下的地租总额（面积EDBC）。

给定佃农边际收益（аq / аt ）（1－r），佃农相应的平均收益将是（q/t）（1-r），它在每一点上是佃农劳动（q/t）的平均产出的40％。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能成功地规定佃农工作到t3，在这一点，佃农的平均收益（q/t）（1－r）等于工资率，这意味着佃农得自耕作的收入等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

但是，若佃农的投入为t3，地主得到的地租总额将等于面积MDB 减去面积BNP，地租额小于所有者自己耕作、工资合约或定额合约情况下的地租额。

因此，为了使受佃农成本约束的分成租佃合约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地主将会把地租的比例提高到r*。

选择了r* ，会把佃农的边际收益降低到虚线CF 的水平，使面积MGK 等于面积KBI。

佃农相应的平均收益将是（q/t）（1－r*），它必定与劳动边际产出曲线аq / аt 在B 点相交。

在这种新的地租比例下，合约所规定的佃农的劳动量是t2，地主得到的地租总额等于面积GDBI（也等于面积MDB），佃农得到的份额等于面积OGIt2，它不大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面积OMBt2）。

可以看出，均衡点为B，于是有аq /аt =а(Wt) /аt = (q / t)(1- r* )这里r*是均衡地租比例。

其实，更仔细的分析表明，即使运用税收-对等方法分析分成合约并让佃农在边际上作决策，A 也不是均衡点。

假设有许多地主，由于每一个地主不能详细规定佃农每英亩土地的投入量，以至于佃农可以随心所欲地耕作土地。

我们还进一步假设法律不禁止佃农为一个以上的地主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理由为一个地主工作到t1。

可以想象，佃农在每个农场中的边际收益曲线都是负向倾斜的。

为使得自耕作的收益最大化，佃农会把他的投入资源分散到许多农场，以使得自不同农场的边际收入（或边际收益）相等，直到他的投入被耗尽。

在这种情况下，佃农所获得的总收入会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其他佃农将加入竞争的行列。

因此张五常假设了一个场景：许多佃农在一个农场中工作，每一个佃农投入少量劳动；每个佃农在许多农场工作，他得自这些农场的总收入，等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

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前面论述过的资源配置形式一样，即：每一个佃农把他的全部劳动投入一个农场，直到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佃农的边际成本为止。

但是，这样的场景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存在迁移成本和合约成本。

在《佃农理论》的第四章《交易的费用、风险的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中，张五常指出：决定资源配置的合约安排有多种形式，在私有产权条件下，人们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是人们权衡不同的交易费用和风险的结果。

他写道“对于为何存在不同类型的合约安排，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原因：首先是存在着自然风险……存在不同合约安排的第二个原因是，每一种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不同”“人们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交易成本的存在似乎至少会产生以下三种可预料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