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词的语素分析问题

特殊词的语素分析问题

秦存钢

语素的辨析语素研究和语素教学的难点，特殊词的语素辨析就更加复杂，本文想就以下几类特殊词的语素分析问题，谈点粗浅的意见，以就教于广大同仁。

一、外来词

由于现代汉语对外来词吸收的方式不同，语素分析也不能一刀切，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外来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完全音译的。例如：休克、沙发、巧克力、冬不拉、布尔什维克等。

（2）一半音译一半音译的。例如：马克思主义、英吉利海峡、美利坚合众国等。

（3）音译又加表义成分的。例如：卡车、啤酒、沙皇、芭蕾舞、冰淇淋、新西兰、南斯拉夫等。

（4）音义巧合双关的。例如：引擎、逻辑、乌托邦、俱乐部、拖拉机等。

（5）从日语借形的。例如：场合、服务、克服、积极、消极、目的、手段、具体、抽象、景气等。

以上第（1）类词，一个词就是一个语素。单个的汉字在这种情况下只代表没有意义的音节，词义与字义没有联系。在初翻译过来时，一个词往往有许多种写法。如“巧克力”还写作“巧格力”、“巧克利”，“海洛英”和“海洛因”、“安洛因”、“海龙英”并用，直至后来才保留一种规范写法。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说得好：“…字‟是书写的，一个中国字，是一个方块，也只代表一个音节。而…语‟（我们现在称之为“语素”）是语言的，在语言里是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写成文字时，有时可以只是一个字，但碰上双音节语或三音节语，就必须写两个或三个字。”“这种情形，如其用翻译名词来讲，是很容易清楚的，像…葡萄‟，我们决不能拆开来，那一点是…葡‟，那一点是…萄‟，尽管写做两个方块字，实际只是一个…语‟。…葡萄‟是汉代的外来语，但是上古的中国语，也就是这个样子。”（唐兰《中国文字学》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对于第（2）类、第（3）类词，可以把音译的部分看作一个语素，意译的部分和外加的表义成分按汉语的语言成分分析，包含几个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就分为几个语素。例如，“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三个语素，“卡车”可以切分为“卡／车”两个语素。

第（4）类的情况比较特殊，本来是完全音译的，但所采用的记录外语语音的几个汉字，在汉语里的意义正好与扬弃外语的词义相近。对于这种词的语素分析可以和第（1）类一样看待，一串音节（几个汉字）算一个语素（“拖拉机”之类的可以把“拖拉”和“机”分开，因为“机”是外加的表义成分。从结构形式上来说，“拖拉机”和第（3）类词相仿，只不过音译的“拖拉”在汉语里的意义比较明显，刚好和汉语里的“拖”和“拉”有联系）；也可以和本族词语一样分析。二者比较起来，后一种方法比较好些。因为汉语受方块汉字的影响，在吸收外来词时是以意译为主，汉语对外来词的融化能力比较强，后一种方法比较符合汉语的特点和汉族人的心理。

第（5）类比较麻烦。在近代日语里，有很多用汉字书写的新造或意译的词，汉语在借用时就按照原来汉字的形式把这样的词从日语里直接拿来运用。对于这种词，需要不需要区别哪是汉语的原有词，哪是日语里的新造词？汉语原有词从日语又回到汉语算是“回娘家”，但又今非昔比，他们的“身份”毕竟变了，“出嫁”前与“回娘家”后的意义迥然不同。把从日语里借来的“新造词”看作是一个语素，问题不大；但把借词中汉语里的原有词和日语的“新造词”一样看待，又似乎不妥。最好还是把“回娘家”的“女儿”当成一家人。

至于纯粹用意译的方法来仿造其他民族语言的词，例如“飞机、足球”等，不是真正的外来词，在语素分析时也不宜作外来词对待。

关于音译的外来词，以上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对于某些音节较长，其中的某个部分又有构词能力的，似乎不应都看成一个语素。例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呼和浩特”、“锡林浩特”都是音译的城市名，但“列宁”、“斯大林”在汉语中能够单独使用，是成词语素，“格勒”是不成词语素；同理“浩特”有构词能力，是语素，“呼和”、“锡林”也应看作语素——剩余语素。再如我国有个湖叫“罗布淖尔”，但“罗布”“淖尔”在汉语里还有其他构词能力，如“罗布泊”（“罗布淖尔”的一半音译，一半意译）、“达里淖尔”（亦为湖名）。所以，“罗布”、“淖尔”各是一个语素。再如“捷克斯洛伐克”指“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汉语中就有“捷克人”“斯洛伐克”语之类的说法，因此可以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包含两个语素的音译词。至于有人把“布达佩斯”也看成两个语素，就不合适了。“布达佩斯”虽然包含“布达”和“佩斯”两个城，在匈牙利人的心目中，它们是不同的语素，但在我们汉族人看来，“布达佩斯”只是一个城市名，是匈牙利的首都。因为在汉语里“布达”和“佩斯”既不能独立成词，又不能构成其他词和短语，所以只是一个语素。

二、联绵词

古代流传下来的不能拆开解释的词叫“联绵词”。例如：

双声的：伶俐 玲珑 澎湃 逍遥

叠韵的：叮咛 玫瑰 堂皇、从容

无双声叠韵关系的：芙蓉 骆驼 蟋蟀

这些词既然单个字不表意，有能拆开解释，把它们各自看成一个成词语素，比较容易处理。难处理的是其中的某个或两个汉字在个别情况下有构词能力。例如“螳螂”的的“螳”还出现在“螳斧”“螳臂挡车”等词语中；“蘑菇”的“蘑”和“菇”都有构词能力，如“鲜蘑”“口蘑”、“香菇”“冬菇”等。有人因此而把这类联绵词都看成两个语素（唐发铙《怎样确定汉语的语素》，《语文学习》1984年第3期），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作为词是“全称”与“简称”的问题，作为语素是同一语素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即语素变体问题。“螳螂——螳”是同一个语素的两个变体，“蘑菇——蘑——菇”是同一个语素的三个变体。

汉语语素的辨别，必然要受到汉字形体的影响。比如“蝴蝶”，不少人认为它是双音节单纯词，但近年来有人考证它是一个“偏正式合成词”。“蝴蝶”，在宋代以前多写作“胡蝶”，每个汉字各记录一个语素（刘萍《“蝴蝶”考》，《中国语文》1999年第6期）。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这两个语素的意义，指出：“胡蝶”的“胡”含义是“大”；“蝶”是从“枼”得声的形声字，从声训的角度看，“枼”有“扁薄”之义，该词中指“薄翼”。两者相加就是“有阔大而扁平翅膀的虫子”，这正是根据蝶类昆虫的外表特征来取名的（严修鸿《也谈“蝴蝶”命名的理据》，《中国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