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按照两个改革战略向前推进的，一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部门中逐步地引入市场机制，使其逐渐地转化为市场引导型的经济部门，这一战略的主要表现是在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二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发展新型的市场主导部门，改变过去的部门和企业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虽然这两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了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纲，1993)，但是从改革战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国十几年来经济改革的实际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不能不承认后一种改革战略是更为成功的②。新的市场主导部门的快速发展既是产业和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生产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因而，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对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资源是如何从传统的政府控制部门流向新兴的市场主导部门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和描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和一般意义上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过程都是有意义的。本文选择劳动力的流动机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一个范例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为了使得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具有分析的边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时又不乏有一般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经济中的二元体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中试图发现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制度性特征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二元结构。在经济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国劳动力75％的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就业于农村这块土地上；仅占全国劳动力25％的城市劳动力在城市中享有就业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是以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就业来实现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和劳动力流动经验的积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流动并非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虽然农村劳动力流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但是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认同，各级城市政府对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或者采取“总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划地为牢”的政策。因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限制仅仅是一种城市政府行为，并非是企业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农村劳动力除了具有供给价格低这一绝对优势之外，还具有品质和行为上的一些相对优势。因而企业对农村劳动力有着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应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较少受到限制的，新兴的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和企业才有可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城市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体制部门。一种是政府控制部门，一种是市场主导部门。这两种部门在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制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政府控制部门所吸收的就业者主要来自城市劳动力，在招收农村劳动力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就业者一般都享有长期的，甚至终身的就业保障。部门内部的工资受到统一的控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个人人力资本的报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职工的一般

工资水平具有刚性的特点。与此相反，市场主导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采取歧视的做法，按照市场法则招收和使用劳动力。对就业职工不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和职工都可以根据雇佣合同保留着解雇和辞职的自由和权力。企业有充分的制定工资的自主权利，根据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贡献的大小实行有差别的工资水平。

与任何现代经济社会一样，中国城市经济也存在着劳动力的异质性的现实。造成劳动力异质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之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劳动力就业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业后技术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直接来源。中国传统的劳动管理体制对劳动力异质性的重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的严格划分，“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都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三、基本理论模型

1．模型的假定条件

以上讨论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决定的制度因素是我们理论模型建立的背景条件，同时也是我们模型所依据的假定条件的经验前提。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抽象出以下四个假定条件。它们不仅是我们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说又是中国劳动力就业制度的特征表现。(1)城市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政府控制部门，该部门的特点是政府实行统一控制的较为平均的工资率，并且不考虑或者低估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另一个部门是市场主导部门，该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2)城市经济中存在着两部分异质劳动力。一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员基本上受到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另一部分是非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无需专业训练，或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人员。在短期内，后者对前者不产生替代效应，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劳动力市场仍被“分割”为两个分市场。两部分人员的市场工资率完全是由两个分市场的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其在农村就业的工资率，其差异足以诱使他们无限地流向城市劳动力市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假定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我们的模型中仅仅被看作为一个外生变量。

(4)农村劳动力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技术型。他们流入城市后，主要进入市场主导部门。而政府控制部门对他们的进入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们的流入只对市场主导部门的工资率产生影响，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

2．市场主导部门模型

3．政府控制部门模型

4．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共存的模型

四、进一步修正的模型

既然“效率工资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实行高于市场工资率的工资率就会激励他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产生的效益能够补偿由专业技术型劳动力降低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损失，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损失可能是不存在的。应该说这种情形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两部门模型来说它是不可能出现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政府控制部门对劳动力进入实行控制，存在着制度上的进入障碍。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不会冲击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更不存在对原有劳动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门实行的“铁饭碗”就业制度。这对于就业于政府控制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意味着市场工资率不会成为他们现在就业的机会成本，他们现有的工资率也不会成为其将来失业的机会成本①，因为他们失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