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制度简介

诉讼时效制度简介：诉讼时效依据时间的长短和适用范围分为一般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

一般诉讼时效。

指在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时效，这类时效不是针对某一特殊情况规定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如中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表明，中国一般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

特别诉讼时效。

指针对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而制定的诉讼时效。

特殊时效优于普通时效，凡有特殊时效规定的，适用特殊时效，中国《民法通则》141条规定：“法律对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

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

可见，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行使请求权，获取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时间界限。

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权利人在此时间内享有依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权利；二是这一权利在此时间内连续不行使即归于消灭。

适用情况折叠编辑本段诉讼时效制度适用情况：特殊时效可分为以下三种：一、短期时效。

短期时效指诉讼时效不满两年的时效。

中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时效为一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规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被损坏的。

”其他还有如《担保法》中规定的“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等。

二、长期诉讼时效。

长期诉讼时效是指诉讼时效在两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诉讼时效。

三、最长诉讼时效。

最长诉讼时效为二十年。

中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根据这一规定，最长的诉讼时效的期间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权利享有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效最长也是二十年，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时效具有强制性，任何时效都由法律、法规强制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时效的延长、缩短、放弃等约定都是无效的。

适用范围折叠编辑本段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关系——对违反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或者侵权行为人享有的财产请求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法律、法规对于索赔时间和产品质量等提出异议的时间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办理。

此外，在人身关系范围内，对各种人身权的法律保护不受时效限制。

例如，公民、法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姓名权、荣誉权、知识产权中的署名权等不受时效限制。

诉讼时效制度作为依法得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民事法律事实，具有如下法律特点，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2、诉讼时效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以法定的事实状态——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的连续存在作为适用依据，不为当事人的意志所决定，故不同民事法律事实中的行为。

1、诉讼时效具有严格的法律强制性。

即有关诉讼时效的民事法律规范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

其内容（时效期间长度、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一经法律规定，当事人就必须遵守执行，当事人不得以其意思排斥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协议变更法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容或者约定预先放弃时效利益等均为法律所禁止。

3、诉讼时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消灭了权利人的胜诉权，故区别于以当事人取得民事权利为后果的取得时效和消灭实体为法律后果的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折叠编辑本段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权利人能够行使请求权时起算。

权利人要能够行使请求权，原则上应当符合两个条件：客观上必须有权利受侵害的事实；主观上权利人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

此处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包括知道侵害人和侵害事实两个方面。

因此《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开始计算。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结合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诉讼时效起算有不同的情况：1、附条件的或附期限的债的请求权，从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2、定有履行期限的债的请求权，从清偿期届满之日开始起算。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3、未定有履行期限或者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的请求权，从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

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4、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赔偿请求权，从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者损害时起算。

人身伤害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发现，后经检查确诊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

对于这类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赔偿请求权，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时，必须要求请求权人知道侵害事实和加害人。

5、请求他人不作为的债权的请求权，应当自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时起算。

6、国家赔偿的诉讼时效的起算，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算。

7. 撤销权人请求撤销合同的，受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但在合同被撤销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8. 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

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另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权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则诉讼时效期间不开始计算。

但是对此如果毫无限制，则意味着对权利人的权利保护是无期限的，因此法律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再受法律保护。

效力折叠编辑本段诉讼时效制度效力：诉讼时效的效力就是指诉讼时效届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8条的规定，这种法律后果表现在：1、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

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消灭了权利人享有的胜诉权，即权利人丧失了获得法律强制保护的权利。

2、诉讼时效消灭胜诉权，而不消灭起诉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的规定，权利人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予以受理，不得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不予受理。

因为人民法院在受理之后才能查明诉讼时效是否届满。

当然，如果有人民法院受理后查明没有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则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如果人民法院查明权利人确有正当理由的，则依法认定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予以延长，以便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3、诉讼时效届满并不消灭实体权利，这就是说，诉讼时效届满，导致权利人的胜诉权消失，人民法院不再予以强制保护。

但是，权利人基于民事法律关系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实体权利）仍然存在，所以，义务人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自愿向权利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人仍然有权接受。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民法通则第138条）。

而且基于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存在，义务人在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人民法院也不予以支持。

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实体权利本身已因其他原因而消灭的，则履行义务的义务人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价值权衡折叠编辑本段诉讼时效制度价值权衡：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价值与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之间进行了权衡。

意思自治是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精髓在于赋予民事主体的自我选择权与自我决策权。

依据这一原则，当事人有行使或不行使权利的自由，一旦当事人的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历经久远，已经为社会所信赖或成为其他事实的基础，则权利人再对过去的事实自由行使请求权，就难免会有害于以该事实状态为基础所确立的生活秩序及既成交易的安全。

同时，年代久远会导致证据湮灭，当事人难以举证，法院也难以审理，即使在举证责任制度下法院可以作出判决，裁判结论也未必与事实相符。

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应当通过确立强制性的诉讼时效制度来部分地限制意思自治原则。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强制性，甚至使法院代替当事人行使该权利，则会导致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预，进而破坏意思自治原则的根基。

因此《规定》一方面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的强制特性给予了充分的体现，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另一方面，《规定》也充分体谅并尊重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了是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乃是义务人的权利，其可以自由处分，但没有赋予法院在此方面的释明权，从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价值与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进行了平衡。

其次，《规定》对程序安定的价值予以了体现。

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除了包含实体公正的价值之外，亦包含程序公正的机制。

而程序安定价值即为程序公正的重要表征之一。

在程序运作的层面，程序安定价值的实现即意味着程序的有序性、终局性、不可逆性等。

在诉讼的过程中，如果为了片面追求实体公正，或者片面允许当事人依凭其自由意志而任由诉讼程序反复进行，则势必会危及和破坏程序安定的价值。

由于在诉讼时效制度中，对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有可能完全改变诉讼的终局结果，因此允许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将会对程序的安定性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为此，《规定》第四条将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限于一审，除非二审的时候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否则对于二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不予支持。

尤其是，当事人若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

就此条规定而言，程序安定以及程序公正成为了立法者优先的价值选择。

第三，在债权人的请求权和债务人的抗辩权之间，《规定》倾向于对前者进行优先保护。

作为一项在两大法系国家均确立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必要性不容置疑。

从其创设目的来看，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追求流转效率而不得已作出的制度选择，因此它在要求部分债权人为了公共利益让渡和牺牲其合法权利的同时，也是对债务人违反义务行为的法律措施。

基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基础中存在“恶”的一面，法律解释者就应当在解释的过程中将此一制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人们“善”的观念的方向不断引导，即应侧重于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