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对西汉政治的影响

七国之乱对西汉政治的影响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其中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为首，另有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
、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的参与，史称七国之乱，这场动乱发生于文景之治时期，它并没有和唐朝
安史之乱一般，使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相反，其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西汉王朝的发展和中央权力的巩固。

凡事必有前因，方才有后果，而七国之乱这一事件也亦然，从客观原因上来看，最初的原因，来自于西汉初年大肆封国。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就王而言，主要有二种：一是异姓王，一是同姓王。楚汉战争后期，汉高祖刘邦迫于形势需要，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信、长沙王吴芮。高祖当时所以封此七人为诸侯王，皆是出于各种不同的需要。但是在西汉政权的初步巩固后，刘邦开始着手于平灭各个权势过大的各诸侯王。高祖五年七月，燕王臧荼首先反叛，刚即帝位的刘邦当即率领大军前去征讨，两月后叛乱被彻底平定。接着高祖便主动向其他异姓王发起攻击，其第一个目标就是拥有重兵的楚王韩信。此后，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皆以谋反被诛灭。仅保留一个势单力孤的长沙王吴芮。而长沙王的幸存，也是得益于其为人的低调和对刘汉的屈服，但这些都是其次的，不过最终引发七国之乱的伏笔，也是在这一时期埋下的。公元前196年，满二十岁的刘濞受封为沛侯，英布反时，刘濞以骑将，随从刘邦破英布军。在平灭异姓王时代，刘濞也是追随刘邦开始在西汉的政坛上崭露头角。

公元前195年，刘邦惧怕江东人士不服他的皇权，故而封刘濞为吴王，其中的原因，我想，除去安抚战后的人心外，也体现了刘邦秉承着秦亡于不封国，而使中央权力无法顾及边地此类的想法，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刘濞也开始了他的厚积之路，如果要说刘濞在此时的内心想法，他是不是早在这一时期就想篡位，我想这些帽子强加的太早，权力会腐蚀一个人，但这个过程是缓慢而长远的，刘濞封于吴地后，他不仅要面对战后的动荡，和当地旧贵族的不安因素，显然此时的他无暇多顾。而真正使西汉的经济腾飞的时期，则是后来文帝景帝执政励精图治的时代，但也不可否认，高祖时代和吕后把持的惠帝时代，也是西汉经济积淀的基石。

这里要穿插一个事件，即诛灭吕后乱党时期前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吕雉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在采取“无为而治”，巩

固西汉政权的同时，首先打击诸侯王和政治上的反对派，重用其宠臣审食其。然后布置党羽，大封诸吕及所爱后宫美人之子为王侯。随后杀掉赵王刘友和梁王刘恢。但这一时期，也有极个别的刘姓诸侯王幸免于难，或许用幸免有些不准确，那么换个词好了。看似吕雉“宽恕”的背后，其实是忌惮诸侯王的实力，其中以齐王刘襄实力最强，而刘襄也是在周勃等人平灭吕后遗党时期的强大助力。刘襄雄踞齐地，辖地富饶且广阔，这也是吕雉一直不敢对其过分打压的原因，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汉初诸侯王实力的强大。给大家一组数据，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95年这六年的时间内，汉当权者大封诸侯王，力主无为思想，如果从地图上看，不难看出，当时九大同姓诸侯王的国土，从南到北，几乎包括了战国时期关东诸侯的所有故地。用天下郡国的数量来看，全国共有57郡，而诸侯王控制的达42个，中央政权控制的郡仅有15个，只包括了今天的关中地区，四川地区和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如果我们跳开西汉这个帝国来看，实际上当时的中央政权，只不过是一个实力较强的诸侯国而已。在看汉初地方诸侯王的权利，我从《汉书·高帝纪》整理出了一部分——其中我主要说征收赋税。汉初诸侯王经济权力很大。他们在封国内可以征收汉廷规定的各种赋税。诸侯国征收的赋税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第一个是租赋，即田租和人口税。二是山川园池和市井之税，他供给了给诸侯王庞大的财富，也是诸侯王实力积存的前提。在除去自身所征收的外，诸侯王向中央缴纳的财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另外最值得要提的，是在西汉文景之治下，实行薄税养民，但其实在各诸侯王的封地中，百姓的负担一点也不轻，当时诸侯国向中央要缴纳的赋税，和给诸侯王的赋税比大概是1：9，也就是说，在诸侯国国境内，百姓的负担是西汉中央负担的10倍，另外诸侯国内百姓还要缴纳例如盐铁税，渔税等，这就是我们前文说的山川园池和市井之税，这是属于诸侯王的专利赋税，作为诸侯王个人财产的“私奉养”，在西汉开国前期，最发家致富的，就是这帮诸侯。
再说吴王刘濞，吴国的豫章郡有出产铜的矿山。刘濞就招募天下亡命之徒来此偷偷铸钱，并在东边煮海水为盐。因为不纳税，吴国的资财非常富有。在当时，盐铁绝对是一项暴利，而刘濞坐拥东南的广大财富，在赋税上，不仅有收入，在“私奉养”上，刘濞的收入则更为恐怖。另外由于吴国所辖地拥有铜山和盐的缘故，吴地的百姓没有赋税。兵卒按规定去卫戍时，还给予相等的金钱代价。还每年时常去慰问辖区

那些有才能的人，在乡里赏赐他们。其他郡国官吏想要追捕逃犯，吴王总是收容他们而不交给别的郡国。如此做法有三十多年，因此刘濞能够指挥他的部众。可以说刘濞收尽地利之宜，实力过分的膨胀，权力的腐蚀，另外我们不得不提一个事件，也就是弈棋事件。
汉文帝时，吴王的太子刘贤入宫朝见皇上，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刘启饮酒玩乐。吴王太子在和皇太子玩博戏的时候，吴王太子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太子刘启愤而拿起棋盘重砸吴世子头颅，当场将他砸死。汉文帝敕命尸体送回去埋葬，到了吴国，吴王刘濞大怒，说道：“天下都是刘家的，死在长安就埋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埋葬！”遂又把尸体送回长安埋葬。
这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于刘濞和刘贤的父子感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就类似于一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导火线，但他不同于萨拉热窝的是，最后他并没有引发战争，最后引发战争的，则不得不提一个人，大汉中央集权崛起事业的殉难者——晁错。
晁错在汉文帝时期便步入仕途，而在当时却并没有成为中央权力中枢的参政者，但是文帝发现了他的才能和品行，文帝并没有立即重用他，而是把他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后来的景帝刘启，由是如此，晁错便成为了刘启的老师，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晁错的表现很不错，他认真完成了对太子的教学任务，并且赢得了刘启的敬重，早在刘启登基以前，他就是朝野公认的“太子智囊”。在公元前168年，匈奴大举入侵汉朝的上谷渔阳和云中，最后虽然汉军意图反击，但结果差强人意，13万汉军只能在边界目送远去的匈奴人，这一切都被晁错看在眼里，一股子年头，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越演越烈。其实就当是汉朝的实力而言，并非不能敌匈奴，就算野战的缺失不敌，至少依靠长城防守也是绰绰有余的，不过这层层大幕下实则掩盖了一个问题，实力强大，但政权臃肿。这里的臃肿指的不是政治机构的腐败，而是那个旧问题，藩王问题，早在上文就说了，汉初诸侯王的实力强大，然而这股力量，中央政权却不能很好很协调的为自己所用，就好比一个很健壮的人，他在和一个比斗的时候，他需要用胳膊去格挡对手的进攻，他的胳膊很健硕，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并没有多少的力量可以很好的控制胳膊，这就是汉初的实力强大，却不能很好利用的问题，面对匈奴的进攻只能消极防御，求和。
正是面对这一系列的弊病，在景帝即位后，晁错开始大力的提倡削藩，另一方面，在更早之前，晁错也上书“论贵粟疏”和“言兵事书”，这两道奏疏

并不出名，但却是扭转西汉军事政策的奏疏。这都是后话，我们的主要话题依旧在这个削藩策上。汉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御史大夫晁错开始与汉景帝谋划削藩。景帝二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上疏《削藩策》。
景帝三年冬，楚王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淫乱，请求诛杀他，景帝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两年前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随之景帝又与群臣商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事宜。这一系列的举动引起了刘濞的极大不满，刘濞拥有庞大的军队，底盘和财富资源，在面对景帝的一系列削藩政策后，他毅然决然的起兵造反。
景帝降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诏令传到吴国，吴王刘濞立即谋杀了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联合串通好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国的诸侯王公开反叛。刘濞征募了封国内14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聚众30余万人，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而后，在惧怕刘濞的进一步攻击，再加上朝中人鼓噪杀了晁错平七国之怒，一系列种种的原由下，晁错做了西汉中央集权的基石，殉道而去，被景帝下令腰斩。但杀死晁错并没有让七国军队停下进攻的步伐，最后在周亚夫和梁王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平灭叛乱，叛乱从景帝三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六国除楚国外都被废除。在此，我不过多描述战争内容。
战争的胜利，对西汉王朝的裨益开始体现，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得西汉王朝的实力愈发强大，汉族人对匈奴的反攻，也逐渐拉开序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另一面也缓解了原诸侯王势力下百姓艰苦的生活，让文景之治的利端真正的覆盖向全国，可以说为后来汉武时代的雄风和多年战争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和伏笔，虽然七国之乱波及范围很广，但是，对于一个臃肿暗流涌动的国家而言，不破不立，改革和革命这两种不同方向的适用，在西汉初年这场七国之乱中，也做了一个良好的诠释。
抛开这表面上的一切来看，其实七国之乱的发生实际表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不可调和。当权者的意图是缔造一个大一统，强盛的集权帝国，

而各个诸侯王的利益则与之相悖，然后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利益的搏斗，不管是中央政府的获胜，或者我们说刘濞最后赢了，成了皇帝，他们最后的选择依旧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去削弱他们，以达到自身权利利益的需求与满足。举个例子说，明初的朱棣也是如此，他和刘濞不同的是，他成功篡夺了皇位，而后他对藩王推行的政令不难看出，他也在为巩固自己权利统治利益的实现，而去打压藩王。对于一个分封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言，或许只有我上文提及的长沙王吴芮才适应皇权集权大幕下的需要，无疑的说，吴芮的做法，也为后世人提供了一种明哲保身的借鉴。
又换个角度说，如果寓于一个政权而言，我不禁也发起对晁错的感叹，我不知道当年的他是否臆测了他推行削藩后的一切，他的父亲甚至因他的种种行为感到惧怕，自杀而死，晁错真的不知道么？他为景帝去殉道的时候他思考这些了么？我们后人不得而知，而我想说的是，每一个改革家都应该值得我们去敬佩，因为不论于公于私，他们都为这个国家抛洒下了自己的一股热血，一腔豪情，他们不止是国家政法的殉道者，换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历史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