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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 . 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创造性的发挥，前提当然是不能脱离原文肆意发挥。
译者同样也是原作的读者，译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将原作传达的内容信息转达给译文读者，就是译者创造性的一种体现。
但是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不可能绝对的客观，译者虽然主观上追求再现原文，但是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做到。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
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翻译所涉及的文化上和表述上的差异，使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
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译者会采取一些翻译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动，使译文尽可能忠于原文，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和意境。
1/ 8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儿童，儿童的经验、智力发展不足，如果译文不易于理解，没有站在儿童读者的立场上，采用他们感兴趣的语言和表达法，译文很难为儿童读者所接受。
译者要综合考虑儿童的知识经验、心理认知、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等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给小读者做出正确的引导。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得创造性叛逆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成为必然。
谢天振（2007）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包括了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而言，包括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增译减译、编译。
2 . 创造性叛逆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柜》译本中的体现《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是英国著名作家、文学家C.S.路易斯的奇幻巨著“纳尼亚传奇”的第一部，书中充满了奇幻与迷人的想象。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诗歌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诗作者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形象。
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译作读者能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艺术享受，译作就必须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
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过：文学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西方文字比较接近，对等的译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
即要想译文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则要靠中国的再创论或神似论。
在实际的诗歌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承。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是极为必要的。
二、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诗人特别强调炼字炼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既遵守语言规范，又超越语言规范——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或创造语言。
诗歌的语言美是构成诗歌整体美的一个重要部分。
脱离或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美，诗歌的美也就无从谈起。
[文学,翻译,创造性,其他论文文档]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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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精品源自数学科摘要:文学的翻译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把厡作者的意图艺术地传达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作者那样如身临其景,有同感同悟,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与可接受性必须符合以下及格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可接受性一、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去堆砌语言,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能够领略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工作。
然而,已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要达到的要求始终存在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学翻译的叛逆性。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应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浅议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ｆ） 情 不 会 随 着 时 间 而 消失 。 （ 一 级 语 言 符 号 系统 ） １ 感 第 （） 问 无 法 褪 去感 情 的色 彩 。 （ 二 级 语 言 符号 系统 ） ２时 第 在 两 个 英译 汉 的句 子 中 ，１ 于典 型 的非 文 学 翻 译 。 这 （） 属 在 种 翻 译 过 程 中 ， 者 只要 能用 简 单 、 白的语 言将 句 子 的意 思 译 直
作 者 ”而 他 的作 品 充 满 了 “ 大 而 奇 怪 的 思 想 ” ， 博 。在 这 样 的偏
见支配下 ， 他所 翻译 的莎士 比亚的作品《 尤利乌斯 ・ 凯撒》 的前 场， 其效 果可以想象 。与此相反 ， 图诺尔 则对莎士 比亚充 勒 满 了景仰 和热爱 ， 他宣称 ， 要 把莎士 比亚献 给 自己的 同代 他“ 人 ， 使他们爱他 ” 并 。法国文学界的一句名言 ：一个世界和伏 “ 尔泰一起结束了 ， 一个世界和勒图诺尔一起 开始 了” 就是对他 的翻译努力最好的肯定。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 ， 不管是伏尔泰
类交际的任意 的有 声符 号系统（ 见衡孝军《 参 中国翻译 》０ ３ ２ ｏ
第 １ Ｐ ３ ，有 些 符 号 系 统 是 建立 在 另 一 些 符 号 系 统 之 上 期 ２） 的 。 文学 以语 言 为 基 础 ， 因此 ， 如果 我 们 将 语 言 定 为 第 一 级 符
号系统 ，那么文学就是第二级 符号 系统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
还 是 勒 图 诺 尔 ， 造 性 叛 逆 都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对 译 者 对 所译 创 但 作 品 、 家 的立 场 和 态 度 的 了 解 ， 利 于 我 们 把 握 他 们译 作 中 作 有 创 造 性 叛 逆 的 发 展 态势 。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本文概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显得重要。
然而，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传递。
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现象，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内涵及其对翻译主体性的确立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深化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本文将概述“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及其在翻译领域的应用。
通过界定“创造性叛逆”的定义，揭示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如何体现翻译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文章将分析“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主体性确立中的作用。
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创造性叛逆”如何影响翻译主体的思维方式、决策过程以及最终译文的呈现。
本文将总结“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以期为未来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通过对“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如何通过“创造性叛逆”实现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还有助于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二、“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与特征“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源自文学翻译领域，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之间的转换。
它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对原文的理解和自身文化背景的融入，所做出的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翻译选择。
这种选择并非简单地忠实于原文，而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融入译者的个人风格和智慧，使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的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丰富而深刻。
它要求译者不仅要精通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还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审美感知。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又要追求译文的创新性和可读性。
这种平衡点的寻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过程。
“创造性叛逆”的特征也十分鲜明。
它具有创新性。
译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固定的翻译模式，而是敢于挑战传统，寻求新的翻译方法和表达方式。
翻译理论概要-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及叛逆
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 高明的多。（钱钟书：1984）
• 文学语言的含蓄性和模糊性译者所处的时代 文化历史时期不同，个人思维习惯和生活经 历不同，会产生不同版本的译文。
如：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卞之琳 •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翻译是一个和语言有关的活动，而语言 又深深植根于和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化 之中，所以，译者本身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则 必然带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案例
许渊冲先生 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译文如下：
“I live upstream and you downstream, From night to night of you I dream. Unlike the stream you ‘re not in view, Though both we drink from River Blue.”
案例——散文诗
A Red Red Rose —— Robert Burns O,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新与自我表达当我们探讨文学翻译时，我们不仅要语言的转换，还要其中所涉及的创造性叛逆。
这种叛逆性并非对原作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的创新和个性化。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翻译者，理解，表达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要求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展现出独特的创新。
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允许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创造性叛逆的背景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布奇奥里提出。
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会受到个人背景、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翻译者。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还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创造性叛逆允许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观点、情感和理解，从而使译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创造性叛逆的结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鼓励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通过创造性叛逆，翻译者不仅可以传递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还可以通过译文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视野。
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意味着随意篡改原作。
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仍需尊重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以避免对原作的误解或歪曲。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翻译者应尝试找到一种既能表达原作精神又能体现自己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语言。
创造性叛逆还要求翻译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广阔的知识面。
只有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储备，翻译者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理解和表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
在总结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翻译策略。
它鼓励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从而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 提出的。
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统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此前，法国文学家瓦莱里用“创造性误解”一词指出过这种想象，“允许对作品作千种解释”。
更甚的是早在1917年，文学史家朗松就在“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外国的影响作用”一文里提出“重要的不是原模原样地照搬外国文学及其思想，而只是汲取于我们有用之处。
至于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理解正确与否，这无关紧要”。
将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介绍到中国的是谢天振教授于1992年撰写的《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在2000年出版的《译介学》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明确提出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本文根据谢天振在《译介学》里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分析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从符号学，文化语言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三方面阐述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
正确理解了创造性叛逆，译者就能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文学翻译的定义和过程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拟对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从符号学和文化差异这两方面分析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
根据相关学者在这一命题上的研究，结合各种题材的文学翻译的实例，分析创造性叛逆四种类型的正反面作用。
通过对比忠实和主体性，论述译者要如何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
AbstractThe term “creative treason”was first coined by Robert Escarpit, the French sociologist, who states that translation is always a kind of creative treaso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ng is complicated and i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steps: comprehending and expressing. These two processes are creative, which determine the unavoidability of creative treason.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unavoidability from two angles: semiolog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reative treason is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y Professor Xie Tianzhen: individualized translation, mistranslation, omission, and translation editing. Individualized translation include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mistranslation consists of unconscious mistranslation and conscious mis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diting, to some extent, is a kind of omission. Faithfulnes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the translator has to consider; however, creative treason is a conscious conduct made by translator to achieve specific goals either for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or for satisfying the target reader.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s, the author will illustrate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conclude the methods to control the limit of creative treason.“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尔皮提出的。
翻译中创造性叛逆
试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摘要本文以林纾翻译小说的代表作《块肉余生述》为例，对译者在翻译语言的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例证分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当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读者的创造性叛逆及接受环境相契合，进而融入译语文化并成为其中一部分时，译文成为原文的创造和再生，就会征服读者，魅力永存。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林纾《块肉余生述》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目前国内外对于林纾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他作为古文学家的身份；一个是从他翻译家的身份。
传统的翻译学对于林纾的翻译作品总体是贬大于褒，主要是批判他的翻译没有忠实于原著。
但自从翻译学研究实现文化转向后，其视线从语言分析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有很多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对林纾的翻译作品进行了重新诠释，肯定了他作为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积极影响。
首先是对林译的产生与时代的关联性的考察；其次是利用西方翻译理论对于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再诠释；再有就是一些对于林译小说的个案研究，如对《黑奴吁天录》、《吟边燕语》等林译小说进行了意识形态和文体方面的研究。
二创造性叛逆的提出对于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中外学者都有类似的阐述。
总结起来就是翻译就是创作，译作可以与原文竞争。
如西方一些译学理论大家西塞罗、杰罗姆都提出过译者即征服者的概念。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了原文是否可以胜过译文的思考，后来更提出了翻译中的优势论和竞赛论，明确了译者创造者的身份。
针对翻译和创作这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比（robert escarpit）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曾对此提出过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发展了它的概念，从语言学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他在书中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和叛逆的必然性和不可分性，并将创造性叛逆分为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两大类。
媒介者即译者，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概括地说有两种，即有意识型的和无意识型的。
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摘要】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
在西方，翻译通常被看作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本文旨在用若干个实例透析《生死疲劳》里习语的翻译，其切入点是在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视角下“译者的叛逆”。
本篇论文的实例以中国的四字成语翻译为主，以其他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为辅，对译者为什么要这么译、为什么不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不忠漏译误译一、引言《生死疲劳》是我国当代“乡土寻根文学”作家莫言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让莫言登上了写手们的最高荣誉殿堂——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习语在《生死疲劳》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译者在翻译时候，多数采纳了以译者为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翻译观。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最早源自于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他说过“如果愿意承认翻译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那么那个使人恼火的翻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艾斯卡皮，2002）”。
文学翻译其中的奥秘深不可测，“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文学翻译中的“不忠”尤其具有研究价值”（谢天振，宋炳辉，2008：45）。
二、以实例分析《生死疲劳》里习语的漏译及误译案例一：源文本：又一想，被斗争被清算被扫地出门被砸了狗头的地主村村皆有，屯屯不虚，普天之下，千百万数，难道这些人都做了恶事遭此报应不成？（莫言，2012：36）目标文本：…whose “dog heads”were beaten bloody，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hem，and I wondered…？（Goldblatt，2008：29）分析：中文写作中，通常会用排比或者重复的修辞手法来加强语句气势，划横线的句子即是体现此功效，强调被批斗枪毙的地主阶级比比皆是。
更深层次地，笔者读出了西门闹怒气填胸，感叹世道变态扭曲的强烈情感，以及西门驴对其妻子和儿女的怜悯和歉意。
译文中，译者漏译了“村村皆有，屯屯不虚，普天之下”，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千百万数”译成“thousands and thousands”，不作强调。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总是通过 比较译 文与原文 ， 把原文 视为对 比的来 源和 中心 ，
译文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文 和原 文的相似程度 。 而 ， 然 我们
必须看到在整 个翻译过程 中 ，译者都受 到各种 客观和主 观 因素干扰 ， 不可避免地偏 离纯粹 的“ 忠实” 走 向“ ， 叛逆 ” 。文 学作 品的翻译 尤其如此 。与科 技文献或其 他作品 不同 ， 文 “
２文学 翻译 中创造性 叛逆的不可避免性 。 ． 从语 言本身来 分析 ， 原语 和 目的语语 际间存在着基本 的 、 广泛 的意义转换 条件 和手段 ， 我们 可 以称 之为 “ 信息 转换通道 ” ｈ ｒ ｅ ｆ （ｃ ａｎ ｌ０ ｔ ｒ ｍ ｓａｅｔ ｎｆｒｎ ） ｅｓｇ ａｓ ｒ ｇ 。正是信 息转换通道 ， 供 了语 际转换 ｒ ｅｉ 提 的可译 性 ， 而在信 息通道 不存在或者不 完全存在 时 ， 就产生
加丰富 、 实和完满。 充
一
结 构或文体上 的障 碍 ）是 最常见也是最难逾 越 的可译性 障 ，
、
文 学 翻 译 与 创 造 性 叛 逆
碍 。另外 ， 言模糊性 问题 也可能导致可译性 障碍［１ 语 ２７ 。 ］。 １
任何 一种语 言文字 都是一个 独特 的符号体 系 （ 表层 形 式 ）符号 本身有 时可 以承载信息 ， ， 包括文字 的图像性 、 形 象 性， 而这种信 息在转换 到另一 种语 言时便很难 再得到体 现 。 英 汉 两种 语 言 即属 非 亲属 语 言 （ 分属 印 欧语 系 与汉 藏 语 系 ）两者 在语 言学上 的一个重要 的区别 在于形合 同意合 之 ，
人类对 翻译的认识 被记载在历 史和 当代 的许 多有关论 著里 ，其 中我们 常常可看到一些 西方学 者和 翻译 家对译者 在翻译 中所扮演 的角 色所作 的各 色各样 的 比喻 ：奴 仆 、 媒
李提摩太《喻道要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第26卷第1期江苏理工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 l.26,No.1 Feb.,20202020年2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字菩岳，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共济会员、马耳他骑士。
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到中国传教，最初活动于山东，在传教的同时学习中文、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这为其后来的译著中多种思想背景奠定了最初的渊源。
1880年，李提摩太与李鸿章的会面，使其转变了早期的通过赈灾吸引下层贫困教徒的传教策略，认识到“要想在中国有所作为，必须从争取上层人士入手”[1]，转向以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为对象进行经济、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普及，也就是所谓的“利玛窦模式”。
他在北京演讲和著述，介绍西方科技，影响了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重臣和维新派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名流。
1891年，他至上海接任翻译出版机构同文书会督办，1894年改称广学会总干事长。
在其25年任期中，翻译了影响晚清一代的多部科学和文史著作。
在文史方面有《泰西新史揽要》，文学方面则有美国爱德华·贝拉米的《回头看记略》（后改名为《百年一觉》）和英语转译德国神学家科禄马赫原著的《喻道要旨》。
《喻道要旨》是李提摩太编译的文言笔记体基督教寓言小说集，于1894年由上海广学会下设的上海美华书馆刊行，1893年初版，1894年再版。
原著《喻道琐言》（Parabeln）是德国神学家科禄马赫（Friedrich Adolf Krummacher，1767—1845）于1805年出版，风行欧洲数十年，是19世纪畅销欧美的宗教寓言故事集，并被多次英译。
李提摩太从1858年亨利博文（Henry G.Bohn）的译本The parables of Frederic Adolphus Krummacher选译成适合中国文人士大夫阅读的文言笔记体小说集。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掉 了《 马太福 音》 抹去了原作的宗教色彩 ， ， 并针 对当时 中国正在遭受 日
、
军侵 略的背景 ， 意突出原作 中几个并不重要 的波兰革命者 的形象 ， 有 还 让他们 唱起 了保 家救 国的战歌。 这些 创造性 叛逆 的不同形式并不相互 排斥 ，不同的形式可 以共存 于同一个译本 。 在某一特定 的译本 中某一种形式可 占主导地位 ， 或某一 种形式在译本 的某一部分 比较突出 。如 田汉把托 尔斯 泰的《 复活》 改编 成 了剧本 ，在改编 的过 程中对原著 的某些部分进 行了编译 ；张谷若把 《 德伯家 的苔丝》 中的方 言对话部分 翻译成 了山东方 言。 另外 ， 在不 同的 时代这些 形式 使用的频率也不尽相同。如改革开放 以前 ， 我国的西语和
科技信息
人 文 社 科
ｉ 文 学 翻译 【 的 创 造 性 叛 避 仑 ｌ 】
滨 州学 院外语 系 聊城 大 学外 国语 学院在 读研 究生 李 海燕
［ 摘 要］ 创造性叛逆 强调译 者的创 造性 和主动性 ， 为人 们研 究翻译提供 了全新的视 角， 大大促进 了翻译理论 的繁 荣和发展 ， 对译语 文化 的发 展 也 有 积 极 的促 进 作 用 。
葡 萄 牙 语 人 才 奇 缺 ，故 这 两 个 语 种 国家 的 文学 作 品 基 本转译 ， 但现在我 国已培养 出一支语 苦功底 扎实 的 西、 、 葡 拉美文学 翻译 队伍 ， 在国 内权威 的外 国文学 刊物的大力扶植下 ， 许 多西 、 、 葡 拉美文学作 品都 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 。在国际交往 日益广 泛深入 、 国不 同语种 的翻译人才逐渐成长 的今 天 ， 我 转译 已不像从前 出 现 的那么频繁 。 同时节译和编译也不像林纾那个时代那么普遍 。 名著复 泽即意味着拼译 ， 好多 泽者承认复译时会参考 已有 的译本 。 在复 泽现象 比较普遍 的今天 ， 不少译界 的专 家学者也大 力提倡拼译这 种翻译 形式。 如在 面对 新的《 利西斯》 本问世 的时候 ， 尤 译 第一个 《 尤利两斯》 的中译 本译 者萧乾 就提 出了译书并无 专利 ，同行 也非冤 家 的观点 。（ 钧 ， 许 ｌ ９ ：７ ） ９ ８ 】４ 他提倡一个译者进行 复译时应该参考现有 的泽本 ， 原有 的 在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二 、 造 性 叛 逆 对 译 语 文 化 发 展 的 积 极 影 响 创 综观 巾外翻译史 ，创造性叛逆译 作对 泽语文化做 出巨大 贡献的例 子俯拾皆是。 田汉改编的《 复活》 以及 对《 复活》 的编译在 民众 中引起 ＿ 『 巨大的轰 动 ， 激发 了 民众 的抗 日热情。晚清时期 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编泽 和节泽不 仅在 当时启迪 民智 ， 输入 了公平 的法制观念 ， 还引进 了新颖 的 文学类 型 ， 生 了大量的中国式 侦探小说 。没有从 晚清 开始的对域外小 催 说 的积极介绍 和借鉴 ， 中国小说 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 骨的变化 。 庞德 的翻译 实践也 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富有创造性 的译作《 他 神州 集》 触发 了美 国的意象派 诗歌运动 。评论 家默温 指出 ：到如今 ， “ 不考虑 中国诗 的影响 ， 国诗无法想象 。 美 这种影 响已成美 国诗 自己传统 的一部 分 。 中国古典诗歌擅长情景交融 ， ” 它所追求 的是 意境 。 了避免形象问 为 逻 辑 关 系 的过 分 明确 ，它 往 往 省 略 有 助 于 逻 辑 推 理 的 连 接 词 以 及 明 确 语法关系 的介 词， 由此形成 了“ 多重 暗示 、 多线发展 ” 的特点 。 庞德给“ 意 象 ”下 的定义是 ：意象 ，是 在刹那问所表现 出来 的理性 和感性的复合 “ 体。 意象不仅是一个思想 ， 它是被赋予能量 的一个漩涡或融合在一起的 思想群。 从庞德意象派诗歌代表作《 ” 地铁车站》 Ｉ ａ ｔ ｉ ｔ ｅ （ ｓ ｔ ｎ ｆｈ Ｍ ｔ ｎ ａ ｏ ０ ｅ ｍ） 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国古诗对他创作 的巨大影响 。
从译者的角度谈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与叛逆性
文学 翻译事 业和 提高 翻译 质量 而奋斗 》 一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中， 矛盾
明确指 出文 学翻译 是一 种创 造性 的活 动 。 “ 面对新 的 读 者群 ，译 者不 仅要把 一种 语言 用另 一种语 言传 达 出来 ，而且 要对 一个 完全 崭新 的文化 及美 学体 系进
是 被局 限 于语 言之 中的。 因为语 言本 身有历 史 文化
是一种 很 困难 的工作 。 但 文 学翻译 的 主要任 务 ， 既然 在于把 原作 的精 神 、 面貌忠 实地 复制 出来 ， 那 么这种
艺术 创造 性 的 翻译 就是 完 全必 要 的 ” 。［ ３ １ 在《 为发 展
（ 二） 文学本 身 的特点
与音 乐 、 绘画 、 雕 塑及 电影 相 比 ， 文 学作 为艺 术
一
三、 文 学翻 译 的创 造 性 与 叛 逆 性
（ 一） 创 造性
“ 这样 的翻译 ， 自然不 是单纯 技术 性 的语 言 外形 的变易 ， 而 是要求 译者 通过 原作 的语 言外形 ， 深 刻地
种将 原 作 家 通 过形 象 思 维创 造 出 的 艺 术 世 界 重
塑、 再 现 的语言 ， 也 为文学 翻译 树 立 了 目标 。但 是要 达 到这 一 目标 的确不 易 ， 本 文 从 译 文接 受 者 的角 度
Ｇ ｏ ｄ ａ ｒ ｄ在 Ｌ ａ ｎ ｇ ｕ ａ ｇ ｅ ａ ｎ ｄ Ｓ ｅ ｘ ｕ ａ ｌ Ｄ ｉ ｆ ｆ ｅ ｒ ｅ ｎ ｃ ｅ一 文 中我
学 家 艾斯 卡 皮 （ Ｒ ｏ ｂ ｅ ａ Ｅ ｓ ｃ ａ ｒ ｐ ｉ ｔ ） 所说“ 翻译 总是 一 种
究 其 不易 的原 因之 一 。
体 会 了原作 者艺 术创造 的 过程 ， 把 握住 原作 的精 神 ．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译者具有有限的创造性已经是今天译界普遍认同的问题。
但对于创造性及创造性限度产生的根源这一问题,似乎还有待于做出更为科学缜密的解释。
笔者尝试从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两方面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讨论。
一符号、语言符号和文学语言符号符号学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各种不同符号系统的符号世界。
如果不做深奥的辨析,符号总是某种实在的东西,可用它代表另一种东西,可以说是他物的替代,不过这种替代呈现出多种形式,有隐有显,有繁有简。
比如,公路上的红灯代表不可通行的含义;古时的虎符代表调动军队的权利。
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与所指。
能指是替代物,所指才是真义所在。
(赵毅衡,2004:10)符号应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符号必须有一种物质形式,只有如此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2)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符号载体本身的信息;(3)符号过程应包括发出者和接收者,即一种主客关系;(4)符号必须传递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规约性的社会信息,而不是个体赋予的特殊意义,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具有符号的一般性质,而且以其稳定性、通用性、演化性、兼容性、第一性、依赖性等一系列特点,构成符号系统中一个特殊的分支。
语言不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符号体系,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其他符号体系与之相比都实在太小,而且全都可以被语言混杂、解释、置换。
(赵毅衡,2004:9)大部分规模较大的符号体系,是建筑在语言这一初始体系之上的二度体系。
(赵毅衡,2004:10) 语言符号具有三大关键性特征:(1)任意性: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约定俗成的;(2)强制性: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一旦被某个语言集体所接受,它在共时体系中就具有普遍的约束性;(3)线性特征:语言符号只能是一个接一个地联在一起出现,犹如链条中的环节一样。
我们可以注意到,语言符号的强制性特征完全可以被视为符号特征。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引言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跨国交叉的人文学科，旨在探寻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点和联系，进而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启示。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需要面对许多挑战，因为译者需要面对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差异。
本论文将就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以期对翻译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部分：翻译的挑战翻译作为一项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其目的是让读者能够理解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然而，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
1.语言差异在进行翻译工作时，翻译人员需要面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特点，因此，翻译人员需要将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还需要考虑语言之间的差异，包括词汇、语法、发音等方面。
2.文化差异文化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需要将一个文本的文化内涵转化到另一个文化中，这就需要翻译人员对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
3.文学差异文学风格、色彩等方面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翻译人员还需要掌握目标语言的文学风格、特点和解释方式。
第二部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叛逆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因为译者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将源语文本转化为目标语文本。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通常会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在翻译过程中增加或删除某些内容有时候，翻译人员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增加或删除一些内容，以确保翻译结果更符合目标语言的口味和文化背景。
例如，“茶杯犬”在英语中是一种品种独特的狗，但在中国文化中，它是一种流行的小狗品种。
因此，在翻译中，翻译人员可能会将其翻译成“狮子狗”。
2.为翻译结果增加注释注释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工具，可以使翻译结果更加准确和信息量更充分。
翻译人员可能会增加一些注释来解释一些生僻的文学、历史或文化知识，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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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一、引言综观中西翻译史,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
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的存在、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现象,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接受现有的翻译实践,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消解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林克难,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评判译文的优劣;同时,以点带面,把仅适用于某些体裁的翻译标准推而广之,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却对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以及这些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董明,2003:46）。
传统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因此,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之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约翰?麦克法兰提出: “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
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 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 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
”（林克难,2001:44）这种描述翻译学的方法使研究者不拘泥于“忠实”的绝对标准, 它接受现有的翻译, “对翻译实践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 （Toury,2001:1）。
描述翻译学视翻译为一门经验性学科, 以现实的翻译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 而不是以原文为研究的核心。
描述翻译学的这一转变, 是因为翻译史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统一的定论对于翻译的本质是什么,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原则是什么等基本问题, 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悖的说法。
与其在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倒不如对现实的翻译行为进行描写, 用迂回包抄的方法逐渐逼近那些棘手的问题（申连云,2004:77）。
因而, 通过对现实的翻译现象的客观描写和个案分析, 描述翻译学更侧重探讨翻译的起因、策略及其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 为译文提供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定位。
不同于描述翻译学, 传统翻译研究视原文与译文为对立的二元, 认为原文的形成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而译文的产生则是一个被动的意义传输过程。
这种翻译观反映在翻译实践上就要求译者做到绝对忠实（王健,2007:86）。
任何违背或偏离这一准则的译文都被斥之为不忠实的译文, 而创造性叛逆则给予翻译中违反忠实标准却取得成功的翻译现象以新的解释和定位, 从新的视角来阐释忠实的涵义。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著名文论家罗伯特?艾斯卡皮提出来的。
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指出: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 （埃斯卡皮,1987:137）在《译介学》一书中,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定义为: “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
”把叛逆性定义为“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 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谢天振,2000:137）。
从理论上而言, 一种是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一种是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 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谢天振,2000:137）。
因此, 创造性叛逆是在承认翻译局限客观存在的前提下, 即对原文语言层面上的绝对客观与忠实常常导致译文与原文的貌合神离, 从而引起对原文本质上的背叛, 并根据对翻译过程中固有局限的客观分析, 提出给译者一定的活动空间的翻译策略。
正如许钧教授所言: “以看似不忠的手段, 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 , 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生, 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就是‘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提出的直接原由。
” （许钧,2003:334）鉴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大多学者探讨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
但实际上,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产生的一种译文对译入语的客观背离也属于创造性叛逆的范畴, 即创造性叛逆既包括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 又包括译文对译入语的创造性叛逆。
如朱生豪以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的诗体戏剧, 属于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而庞德以“意象并置法”翻译中国古诗, 违反了英语即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和行文结构, 属于译文对译入语的创造性叛逆。
对于这些优秀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 我们无法以简单的“忠实”原则来予以否定, 只有将译作放入其历时与共时状态交汇的具体历史环境中, 我们才能得到和作出不失公允的分析、解释和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创造性叛逆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观描述翻译学也是对传统忠实观的一种解构, 但需要指出的是, 对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忠实”的翻译标准的过时, 只是“忠实”的角度和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描述翻译学也不是想完全推翻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 只是对传统翻译理论中一些不尽完美的地方提出批评和意见（林克难,2001:44）。
这正是创造性叛逆和描述翻译学相契合的地方, 即不以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和绝对化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不以简单的忠实原则来评判译文的优劣, 而重点关注翻译的过程、产物和功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因此, 我们不妨在描述翻译学的框架下,借助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对翻译中违反忠实原则却取得成功的翻译现象, 分析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影响其可行性的相关因素。
三、译者主体性描述翻译理论对翻译的两个基本认识是翻译的不完整性和译者对翻译的摆布（董明,2006:8）。
由于语言结构的特殊性, 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其它语言中的不可复制性, 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和美学效果, 文学作品风格的复杂性, 等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需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等（孙致礼,2002:43-44）。
这单靠传统的绝对客观、忠实是无法实现的, 更不能保证译者能够充分解决因语言文化等实际差异所构成的翻译局限。
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 使描述翻译学承认译作的不完整性, 译者很难把原文百分之百地复制到译文中去。
同时, 译者本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等,都给其译文打上了创造性的烙印, 即译者对翻译的摆布。
因此, 同一篇原文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译者手里会呈现出不同的译文, 原文与译文是一对多的关系。
这也反映出, 在描述翻译学中, 译者已不再被视为原文的奴仆、隐形人或透明人, 译者的主体性意识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所谓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许钧,2003:345）。
这种创造性意识使译者从对静态文本的关注过渡到对翻译过程中各因素动态关系的重视。
以译者的主体性为支点, 创造性叛逆强调译者与作者或者说译文与原文的视界融合。
就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而言, 原文、作者、原语文化、译文、译者、译语文化等在翻译过程中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
译者对文本的摆布或操纵,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各种与翻译相关因素的平衡上（董明,2006:10）。
由于这些相关因素导致的翻译局限的存在, 翻译家们经常陷于译与不译的尴尬处境之中, 不断地进行决策与变通, 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找着适宜的切入点。
决策与变通的结果是, 许多译者对绝对的客观与忠实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不再奉其为圭臬, 而是对适当的文本、篇章、词句采取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策略。
因此, 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确立, 为译者认真审视与运用“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请看下例:POST NO BILLS.POST 110 PILLS.译文一: “禁止张贴广告”、“邮寄一百零十粒药丸”。
译文二: “不准张贴”、“不准长占”。
（孙致礼,2001:22）这是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两个短句。
第一个短句“ POST NO BILLS是个告示，告诫人们不要在此张贴；第二个短句是有人调皮将NO去掉一笔变成了110,将BILLS去掉一划变成了PILLS。
译文一对原文进行了忠实的翻译，但译文读者不仅体会不到原文文字游戏的诙谐, 甚至还会纳闷, 前后两句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相反, 译文二的译者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意识,舍弃了110、PILLS 的本义, 将“张贴”各去掉偏旁部首, 变成“长占”。
译文二运用了创造性叛逆, 舍弃了表层含义, 比较成功地体现了前后两句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 不管译者主观上多么想忠实于原作, 文化上的差异、表述上的局限使得翻译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现象。
但这种创造性和叛逆性不拘泥于原文语言的转换, 于原作的语言框架之外力求再现原作的神韵与意境, 即形式上的某种创造性和叛逆性实则是为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
当然, 这种创造性是一种基于原文的有条件、有限度的“二度创作” , 叛逆性也是“在表达上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才允许进行的“变通” （许钧,2003:103）。
四、接受环境描述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与功能的时候, 把翻译放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中去研究, 即从翻译语境化或接受环境的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
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述翻译学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林克难,2001:43-44）。
综观中外翻译史, 创造性叛逆的译作对译语语言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例子俯拾皆是。
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庞德于1915 年出版了其翻译的中国古诗集《中国》（又译《华夏集》）。
除了个别误读和偏差,《华夏集》中的许多翻译都可称得上创造性叛逆,与以往传统的诗译迥然有异,但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甚至在西方兴起了一股“中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