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法的国际性特征

第23卷第8期河北法学Vol .23,No.82005年8月H ebei Law ScienceAug .,2005论商法的国际性特征王　瑞收稿日期:2005203207作者简介:王　瑞,北方工业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法学博士。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北京100041)摘　要:商法与其他的国内法律部门相比,其国际性特征最为突出:商法在形成之初就带有国际性特征,后来发展为具有国际性的国内商法,现代商法又明显地表现出国际统一性的趋势,从而使商法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国际性的回归。

关键词:商法;商人法;国际性中图分类号:D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933(2005)0820069205The I 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Commercial La wWANG Rui(Institute of Econom ic Law ,N orth China P olytechnic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1China )Abstract :C ommercial law itself has the internationalized characteristic.It is deriv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aw merchant at M iddle Ages.It became the internationalized internal law after 1640,and at present ,it tends to internationalized unification again.K ey w ords :commercial law ;merchant law ;international 商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商品经济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一系列的商事规则,而且更需要这些商事规则具有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否则就会使商事交易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并为解决这些冲突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为了满足商品经济的这种内在的需要,商事规则就应该具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适用性。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商法的国际性特征。

商法的国际性特征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一、商法起源于国际化的商人习惯法通过对商事规则发展的历史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中世纪商法(约公元5世纪—1640年)的特点是:国际化的商人习惯法。

伴随西欧诸国自治城市的兴起与商业的发展,在内陆城市中出现众多的定期集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这些定期集市,独立于封闭的领主庄园之外,逐渐发展为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国际性市场,并形成和发展起一系列有关集市贸易的商事惯例和商事规则,涉及集市贸易的交易日期、交易程序、集市管理组织与章程、关税征纳、货币流通制度、度量衡标准、集市法院审判权限、集市中的银行法规、商人组织、契约以及治安管理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

这一时期的商法大都以罗马法为基础,但因各地区情况不一,也存在若干差别,通常由商事法院或通过城市之间订立条约加以协调,并由此形成各城市、各地区普遍承认和适用的国际化商法。

中世纪商法属于习惯法,即商人法,是商人按自己商业交易习惯形成的行业行为规范,具有自律性的形式特征。

这一时期商法最具历史意义的进步就是出现了现代企业的雏形:简单的商业联合体。

这种商业联营的形式最初被称为康美达,它于11世纪晚期在意大利、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地方逐渐获得使用。

这种经营方式调动的资金—般用于长距离海上贸易,而不常用于陆上贸易。

康美达最早的前身可能是穆斯林的一种商业惯例,这种惯例在8-10世纪传播到拜占庭,包括南意大利的港口城市。

在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康美达可能是在11世纪作为一种借贷契约开始的,但它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用于单一经营———通常是来回航行于中东、非洲或西班牙之间———的合伙协议。

一方合伙人被称为stans,他提供资金但待在家里;另一方合伙人被称为tractator,他从事航行。

作为完成艰难而危险的航行的报酬,从事航行的合伙人通常获得四分之一的利润,而冒资金风险的合伙人则获得其余四分之三的利润。

洛佩斯评论道:“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好像是不公平的,但在12、13世纪,生命是廉价的,资金则非常短缺”。

为了适应不同形式贸易发展的需要,康美达在后来又出现了两个变种:海上合伙和陆上合伙。

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是商法变化的关键时期。

正是在那时,近代西方商法———lex mercatoria(即商人法“the law merchant”)———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那时,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看作是一种法律体系。

当时,由于农业生产迅速扩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地增大和增加,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商人阶级,他们在乡村和城市从事大规模的商业交易。

正是主要为了满足新的商人阶级的需要,才形成了一种新的商法体系。

商人阶级的出现是新商法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

11世纪以前,商人在西欧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

只是偶尔有犹太商人、叙利亚商人和希腊商人通过陆路和水路在东西方之间旅行。

西欧本地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巡回兜售的小贩(“foot2man”),他们奔忙于城镇之间、村庄之间、庄园之间,四处叫卖。

从事贸易的也是一些非专业的人;庄园、修道院或村庄总是派代表到欧洲各地去推销它们的商品。

11、12世纪农业的改造为商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机会也提出了要求。

这时有了大量的用于交换的剩余农产品。

同时,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从中可以吸收一些人经商。

然而,封建庄园法的产生使封建领主或庄园成员兼职从事贸易成为非法,因为领主或农民———或管家或其他庄园官员———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永久性的职业,成为一种身份。

然而,农民大规模地离开庄园同样存在着合法或非法的可能性。

许多脱离庄园的农民变成了商贩,更多的则涌入正在形成的城市,变成了工匠或商人。

另外,小贵族的子孙也开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事制造业或商业。

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甚至上层贵族有时也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商业,尤其是转移到大规模的贸易和金融业。

要确定城市内和城市外商人阶级发展的规模是困难的。

然而,我们可以估算,在1050年,西欧大约2000万的总人口中,约有几十万人生活在约几百个城镇中(这些城镇很少有居民超过几千人的),而截至1200年,大约4000万的总人口中,就约有几百万人生活在约几千个城镇和城市之中(它们中有许多人口超过2万,有一些甚至人口在10万以上)。

总之,总人口大致翻了一番,城市人口可能从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十。

就商人的数量而言,我们可以估算,在1050年,西欧商人阶级数量达几千人,而截至1200年,它的数量竟达几十万人。

在讨论新的商法体系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我们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技术因素和人口统计因素,而且当时的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在所谓的“商业革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与技术因素和人口统计因素紧密相关,它们相互间也一样如此。

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构成了教皇革命对外的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促进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

教皇还企图从海上或陆上向东扩展他的权威。

同时,教皇党的新神学也强调教会改造和拯救世俗活动的使命。

另外,新的商法体系的产生不仅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种结果,而且也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事实上,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新的法学为按照秩序和正义的新概念把各种商业关系制度化和系统化提供了一种构架。

假如没有诸如流通汇票和有限责任合伙这样一些新的法律设计,没有对已经陈旧过时的以往的商业习惯的改造,没有商事法院和商事立法,那么,要求变化的其他社会经济压力就找不到出路。

因此,商业革命有助于造就商法,商法也有助于造就商业革命。

实际上,所发生的不仅是商业的革命性转变,而且还是整个社会的变迁。

在这种整体变迁中,商法也像其他部门法—样,有它自身的各种渊源,并且像它们一样,从这种变迁中获取了自己的特性。

说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形成于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并非忽视这些概念和制度的创造者们得益于反映在新发现的查士丁尼法律文本中的罗马法。

罗马法文献包含有适用于达成各种类型契约的一整套高度复杂的规则,这些契约包括金钱借贷、财物借贷、抵押、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代理的一种形式)。

然而,关于这些契约的规则并没有被自觉地概念化;虽然人们对它们加以分类,但却没有按照一般原则使它们精确地相互联系并对它们进行分析。

而且,在商业契约和非商业契约之间没有做出任何自觉的区分,所有的契约都被当作民事契约。

古罗马法学家也承认,许多契约不是由市民法支配,而是由包括万民法在内的习惯法所支配。

万民法是适用于那些非罗马公民的属于诸民族的习惯法。

的确,正是这种万民法支配着罗马帝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类型的商业交易,尤其是那些涉及远距离货物运输的商业交易。

罗马帝国的商业习惯法包括通常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年的《罗德岛海洋法》,以及后来由东地中海商人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习惯。

罗马帝国商业习惯法的一些规则和罗马帝国市民法的一些规则独立于查士丁尼的法律文本之外,但它们从5—11世纪一直存留于西方。

例如,它们可以在伦巴第法律中发现,也可以在威尼斯———它在整个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贸易活动中心———的商人习惯中找到。

然而,无论是重新发现的罗马市民法,还是仅仅残存的罗马习惯法,包括万民法,都不足以应付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出现的各种国内和国际的商业问题。

人们可以想象,11世纪晚期、12世纪和13世纪欧洲各大学中博学的罗马法学家是能够从罗马法的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商法体系的,就像他们从那些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市民法体系一样。

然而,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他们组织国际集市和国际市场,组建商事法院,并在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整个西欧的新的城市社区中建立商业事务所。

由商人发展起来的商法规则偶尔也得以汇集和传播。

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1095),由位于第勒尼安海的意大利海岸的阿马尔菲共和国采用的一个海商法汇集,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阿马尔菲表》,其权威逐渐被意大利所有的城市共和国所承认。

大约1150年,一个以法国大西洋沿岸岛屿奥莱龙的法院所作的海事判决为内容的汇编,被大西洋和北海的各海港城镇———包括英国的各海港城镇———所采用。

维斯比是波罗的海果特兰岛上的一个港口,《维斯比法》于1350年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