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权公约
试评价1998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
试评价1998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摘要：一、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的概述二、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1.监督机制2.执行机制3.救济机制三、欧洲人权公约实施机制的评价四、结论正文：一、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的概述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地区一项重要的国际人权法律制度，旨在保障欧洲地区各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该公约规定了公民的平等权、生命权、言论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公正审判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
在欧洲地区，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各国政府都需要遵守公约的规定，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主要包括监督机制、执行机制和救济机制三个方面。
1.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指通过对公约成员国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各国遵守公约的规定。
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
欧洲人权委员会负责对成员国的立法和实践进行审查，评估各国是否遵守公约的规定。
欧洲人权法院则负责审理违反公约的案件，对违反公约的行为进行制裁。
2.执行机制执行机制是指各国政府根据公约的规定，将公约的权利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并采取措施保障公民的权利。
执行机制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
各国政府需要将公约的规定纳入国内法，使其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同时，政府还需要采取行政措施，保障公民的权利。
在司法方面，各国法院需要根据公约的规定，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
3.救济机制救济机制是指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的途径，包括赔偿、恢复原状、道歉等。
在欧洲人权公约框架下，救济机制主要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和国内法院。
受害者可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在特定情况下，受害者还可以向国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救济。
三、欧洲人权公约实施机制的评价总体来说，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监督机制、执行机制和救济机制共同确保了公约的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如监督力度不足、执行不力等。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法院强调第三条为一种“绝对条款...不论被害者的行为为何。”[5] 该法院同时也解释本条认为，任何成员国皆应被禁止将任何人驱逐或遣返至可能使其遭受到酷刑或不人道或侮辱之待遇或处罚的国家[6]。
最初，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是否构成酷刑采取较为严格的解释，其常常倾向于认为该国是触犯了禁止不人道和污辱待遇的对待。因此法院认为像是睡眠剥夺、将人置于强烈噪音的环境下或是要求他们将四肢伸长到极限并靠着墙站着一段期间并不会构成酷刑。[7] 事实上，欧洲人权法院只有在1996年时曾经宣告过有国家触犯了禁止酷刑的规定，在该案中，一个被拘留的嫌犯被以手和胳膊被绑在他的背后的姿势吊了起来。[8] 自此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以更开放的认定方式来决定是否某个国家触犯了禁止酷刑的规定，且甚至认为欧洲人权公约是属于一种“活的文件”，过去被认为是不人道或污辱待遇的处置将来有可能被法院认为是属于酷刑[9]。
本公约有相当多号的议定书。举例而言，第13号议定书便要求成员国完全废除死刑。而议定书本身必须经由各国的同意，当然，各国皆能了解到其必须尽可能的成为这些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
在第11号议定书被正式施行以前，个人并没有直接接近欧洲人权法院的权利，他们必须先向“欧洲人权委员会”申请，假如委员会认为该案的提起具有相当之理由时才会让该案进入到欧洲人权法院进行审理。另一方面，纵使批准欧洲人权公约，国家仍然可以选择保留特定的条款而不让个人接近该委员会，如此将限制个人受到该法院管辖保护的可能性。而第11号议定书施行之后，其废止了该委员会，且扩大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权限（将过去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功能与权力分派予之）。同时在此之后，允许个人可以直接向该法院提起诉讼。在批准第11号议定书以后，所有的国家皆同意该法院对于个人所提起控告缔约国的诉讼具有管辖权。
欧洲人权欧洲对人权的承诺与保护
欧洲人权欧洲对人权的承诺与保护欧洲人权：欧洲对人权的承诺与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地区，欧洲一直以来重视并致力于维护人权。
在欧洲大陆，各个国家以及整个欧盟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法律框架，旨在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
本文将就欧洲人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欧洲人权的历史背景欧洲人权的基石可以追溯到世界上第一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人权法律文件——《欧洲人权公约》的诞生。
该公约于1950年由欧洲理事会制定，并于1953年开始生效。
这一文档确立了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范围，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生命权和禁止酷刑等内容。
此后，许多国家相继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并成为其法律约束下的成员国。
二、欧洲人权法律框架的建立与维护1. 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法院，负责审理来自欧洲国家的个人和团体对成员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指控。
该法院根据公约的规定进行司法裁决，并对不遵守判决的国家进行制裁。
这样的机制确保了欧洲人权公约的有效执行，并保护了个人免受侵犯。
2. 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是一个政治组织，由欧洲国家的代表组成，旨在促进和维护欧洲人权。
该机构负责监督欧洲人权公约的执行情况，并协助处理成员国之间的人权争议。
通过对话和协商，欧洲委员会促进了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致力于提高和保护欧洲人民的人权水平。
三、欧洲对人权的具体保护措施1. 言论自由和媒体的保护欧洲国家普遍保障言论自由和媒体的独立性。
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公众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可以自由获取信息。
这使得欧洲社会具有较高的开放度和民主性，人们可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2. 社会福利权益的保障欧洲国家在保障人权方面也注重社会福利。
各国通过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医疗保健、福利救济、教育和住房保障等，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种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
3. 强调少数群体权益的保护欧洲国家对少数群体的权益保护尤为重视。
欧盟的人权保护与社会公正
欧盟的人权保护与社会公正人权是一项基本的价值观，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在欧盟，人权保护和社会公正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原则和目标。
本文将着重探讨欧盟在人权保护和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和努力。
一、欧盟的人权保护1.1. 欧洲人权公约欧盟的人权保护是基于欧洲人权公约，这是欧洲理事会于1950年制定的一项重要法律文件。
该公约确立了个人权利的保护，并将其视为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1.2. 欧盟的法律框架欧洲联盟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确保了人权的保护。
欧洲联盟《基本法》和《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权的保护。
此外，欧盟还颁布了一系列指令和法案，以确保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
1.3. 人权教育和宣传欧盟致力于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人们对人权的意识。
欧盟在学校、社区和媒体等领域开展了各种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对人权的认识和理解。
二、欧盟的社会公正2.1. 劳动权益的保护欧盟致力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确保他们在工作场所享有公正的待遇和工作条件。
欧盟通过法律和政策措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例如有关最低工资、工时和工作环境的规定。
2.2. 社会福利制度欧盟鼓励各成员国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确保社会公正和包容。
欧盟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关注贫困人口、失业者、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2.3. 平等待遇原则欧盟强调平等待遇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欧洲联盟《基本法》中明确规定了平等待遇的原则，并禁止歧视任何个人或群体。
三、欧盟的努力和挑战3.1. 提高法律保护的效力尽管欧盟在人权保护和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有时法律保护的效力不够，导致一些人权和社会正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3.2. 面对不同的人权观点和文化差异欧盟是由不同国家组成的联盟，面对不同的人权观点和文化差异时，存在一定的困难。
欧盟需要寻求平衡，以确保不同群体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3.3. 处理人权纠纷和诉讼欧盟还需要完善处理人权纠纷和诉讼的机制，确保人权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欧洲的民主与人权保障
欧洲的民主与人权保障在当今世界，欧洲被广泛认为是民主和人权保障的典范地区之一。
欧洲大陆拥有一系列严格的法律与制度来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并为其实施民主体制提供支持。
本文将探讨欧洲的民主治理和人权保障的机制，并分析欧洲在这方面的成功和挑战。
一、民主治理体制欧洲的民主治理体制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这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鼓励公民参与政治决策。
然而，现代的欧洲国家采取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让选举的代表来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权力。
1. 选举制度欧洲国家普遍采用比例代表制或混合选举制度，旨在确保多元化和代表性。
在比例代表制中，议会席位按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结果分配。
这种制度鼓励党派之间的合作，防止少数派被排除在政治边缘。
2. 政治权力分配为了确保政治权力的分散和制衡，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了分权制度。
政府和议会之间存在明确的分离，行政和立法机构拥有独立的职责和权力。
此外，一些国家还设立了宪法法院来监督政府的合法性和保护公民的权利。
二、人权保障机制欧洲大陆对人权保障非常重视，涵盖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机构来保护公民的权利。
以下是欧洲的两个著名人权保障机制：1. 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人权法律体系的核心文件。
该公约于1950年签署，并设立了欧洲人权法院来处理对公约的违反申诉。
公约规定了诸多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公正审判权等，欧洲国家都需要遵守该公约的规定。
2. 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人权保障机构的最高级别。
它是唯一有权对欧洲公约的内容进行解释和解决纠纷的法庭。
个人和组织可以向该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发现欧洲国家违反了公约中规定的权利，法院可以作出具有强制力的判决。
三、欧洲的成功和挑战欧洲的民主与人权保障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欧洲国家享有广泛的公民自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等。
此外，民主选举的制度使得政府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并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然而，欧洲的民主和人权保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欧洲的人权保障与法治建设
欧洲的人权保障与法治建设近年来，欧洲各国在人权保障与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和文明的大陆，欧洲国家秉持着保护人权的核心理念，努力构建公正、平等、法治的社会秩序，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欧洲人权保障的法律框架欧洲的人权保障体系建立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法律框架之上。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ECHR）。
该公约于1950年签署，自1953年起生效，并成为欧洲人权保护的基石。
与此同时，欧盟也通过了《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确保欧洲公民在各个领域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欧洲的反歧视立法和实践欧洲一直是反歧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欧洲各国通过立法禁止各类歧视行为，并在实践中努力维护社会公正和平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和法国的“宪法原则法”(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ct)，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歧视行为的禁止和违法后果。
三、欧洲的司法独立与公正欧洲国家注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为人权保障和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独立行使权力，不受政治或经济压力的干扰。
此外，欧洲各国也建立了完善的司法制度，确保判决公正、透明，维护了人权的平等和尊严。
四、欧洲的言论自由与媒体监督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之一是言论自由。
欧洲国家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允许人们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
并且，欧洲各国还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监管媒体行为，保证媒体报道客观、公正，不引导公众舆论。
五、欧洲的人权教育和意识提升欧洲国家注重人权教育与意识提升，通过教育系统推广人权知识，加强公民参与，培养人权意识。
人权博物馆、人权教育中心等机构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公众了解、尊重和捍卫自己和他人的人权。
欧洲人权公约保障欧洲公民权利
欧洲人权公约保障欧洲公民权利欧洲人权公约是1950年由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签署的一项重要国际公约。
该公约旨在保障所有欧洲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并为他们提供法律保障。
本文将探讨欧洲人权公约的背景、重要内容以及对欧洲公民权利的保障。
一、背景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为了避免类似的人权惨剧再次发生，决定通过国际公约来确保人权的保障。
欧洲理事会于1949年成立，旨在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稳定。
在这个背景下，欧洲人权公约应运而生。
二、重要内容欧洲人权公约包含了一系列保护个人权利的条款，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内容：1. 生命权：保障人的生命权，禁止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2. 酷刑禁止：禁止任何形式的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或惩罚。
3. 自由和安全权：保护人的自由和个人安全，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
4. 言论、思想和宗教自由：确保人们的言论、思想和宗教自由，并禁止对其的不合理限制。
5. 公平审判权：确保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享有公正和公平的审判。
6. 私生活和家庭生活权：保护个人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对任何干涉作出限制。
7. 教育权：确保每个人享有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的普及和平等。
三、对欧洲公民权利的保障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最为重要和权威的人权保障法律文书之一，它对欧洲公民的权利享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 法律保障：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了一系列明确的权利，并为欧洲公民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可以通过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促进平等：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有助于消除歧视和推动平等。
公约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无论是基于种族、性别、宗教或其他因素。
3. 保护少数群体权益：欧洲人权公约尤其注重保护少数群体的权益，包括少数民族、性少数人群和难民等。
它确保这些群体享有平等待遇，并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
4. 人权教育：欧洲人权公约还鼓励欧洲国家在教育系统中加强人权教育的推广。
这有助于增强公众对人权的意识和理解，并培养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价值观。
欧洲的人权保护与司法制度
欧洲的人权保护与司法制度欧洲作为全球人权保护的典范，其司法制度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将探讨欧洲的人权保护机制以及其与司法制度的密切关系，并分析其对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一、欧洲的人权保护机制欧洲在人权保护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其完善的人权保护机制。
在欧洲，最重要的人权文书是《欧洲人权公约》，它由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签署并遵守。
这一公约确立了公民与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标准，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督其执行。
首要的机构是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
该法院是保障欧洲公民享有公正审判权的关键机构，直接接收来自个人及组织的申诉，并对签署公约的欧洲国家进行监督。
通过司法审判，该法院维护和推动公约所确保的权利和自由。
此外，欧洲委员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负责监督公约的执行情况，并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欧洲人权理事会则是由欧洲国家代表组成的机构，旨在协调和促进成员国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合作。
二、欧洲的司法制度欧洲的司法制度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司法独立是保障公民权益的核心原则。
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应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的干扰，确保司法决策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同时，欧洲注重法治原则的贯彻落实。
法治不仅指的是法律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法律的适用和实施。
在欧洲，法律适用的原则得到严格遵守，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得到高度重视。
此外，欧洲还鼓励多层次的司法制度，以确保公民能够在各个层面行使其权利。
例如，除了欧洲人权法院之外，各国内部的法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负责履行并实施公约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三、欧洲人权保护与司法制度的关系欧洲的人权保护与司法制度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促进和补充。
司法制度为人权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执行渠道，而人权保护机制则强化了司法制度的权威和公信力。
首先，通过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审判，个人和组织能够向法院申诉，进一步维护其权利和自由。
《欧洲人权公约》中文版
《欧洲人权公约》（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订于罗马）本公约各签字国政府就是欧洲理事会成员，考虑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考虑到该宣言的目的在于对其中宣布的权利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与遵守；考虑到欧洲理事会的目的就是促进其成员之间更大的团结并考虑到遵循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维护和进一步实现人权与基本自由；重申它们对于各项基本自由的深切信仰，这些基本自由是世界正义和和平的基础，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由各成员所承诺的对基本人权的一种共同谅解和遵守来给予最好的保护。
作为具有共同的思想和具有共同的政治传统、理想、自由与政治遗产的欧洲各国政府，决定采取首要步骤，以便集体实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某些权利；同意议定下列各条：第1条缔约国应当给予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一章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
第一章第2条1、任何人的生存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得故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但是，法院依法对他所犯的罪刑定罪并付诸执行的除外。
2、如果使用武力剥夺生命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当视为与本条的规定相抵触:（1）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2）为执行合法逮捕或者是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3）为镇压暴力或者是叛乱而采取的行动。
第3条不得对任何人施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非人道的或者是侮辱的待遇或者是惩罚。
第4条1、不得将任何人蓄为奴隶或者是使其受到奴役。
2、不得使任何人从事强制或者是强迫劳动。
3、本条的"强制或者强迫劳动"一词不应当包括：（1）在根据本公约第5条的规定而被拘留的正常程序中以及在有条件地免除上述被拘留期间所必须完成的任何工作；（2）任何军事性质的劳役或者是如果某些国家承认公民有良心拒绝服兵役的权利的，则以强迫劳役代替义务的兵役；（3）在紧急情况下或者是如果遇有威胁到社会生活或者安宁的灾祸必须承担的任何劳役；（4）作为普通公民义务的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者劳役。
试评价1998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
试评价1998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原创实用版）目录一、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的背景和重要性二、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1.监督机制2.审查机制3.执行机制三、实施机制的成效与不足四、对我国的启示正文一、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的背景和重要性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地区一项重要的人权法律文件，它对欧洲地区的人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公约在维护人权、促进民主、保障公正审判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欧洲地区的人权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1）监督机制欧洲人权公约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通过对成员国的定期审查，确保各国在人权领域的承诺和履行。
这一机制由欧洲人权委员会负责执行，对成员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
（2）审查机制欧洲人权公约设立了欧洲人权法院，负责审查成员国在人权方面的履行情况。
如果成员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争议，可以提交欧洲人权法院审查。
欧洲人权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以确保人权公约在成员国的实施。
（3）执行机制欧洲人权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实施人权保护方面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成员国需要将公约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并采取实际行动来保障人权。
此外，欧洲人权公约还鼓励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共同推进人权保护事业。
三、实施机制的成效与不足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在推动成员国人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监督机制和审查机制在应对人权问题上的能力有限，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来处理案件。
其次，欧洲人权公约的执行依赖于成员国的自觉，一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
四、对我国的启示1998 年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为我国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在推进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重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审查机制，加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和处理。
欧洲人权公约
【演說特稿】歐洲法院與歐洲人權公約Georg Ress *這篇文章是由Judge Georg Ress 2001年10月拜訪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時所發表的演說稿修訂而成。
身為一名學者及法官，Georg Ress 以他廣博的學識及豐富的經歷講述歐洲法院及歐洲人權公約，尤其對歐洲人權公約自1998年十一月一日第十一號議定書後的發展著墨甚多，根據Georg Ress極富權威性的闡釋，本公約是歐洲整合的基礎，而第十一號議定書實際上形塑了一個新的法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Georg Ress在文章中以十分淺顯的語言去詮釋許多在他法庭內的重大訴案，以支持他的論點。
--------編者關鍵字：歐洲人權公約、第11號議定書、歐洲整合、歐洲法院∗歐洲人權法院法官。
東吳政治學報/2002/第十四期/頁1-20The European Cour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Georg Ress＊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lecture Judge Georg Ress gave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Chang Fo-chu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in SoochowUniversity in October last year. Drawing upon his vast learning and extensiveexperience as a scholar and a sitting judge, Judge Gerog Ress discoursed onthe European Court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particular, Judge Georg Ress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fter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11th Protocol on 1November 1998. In his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Convention was thebasi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11th Protocol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created a new court. What is especially valuable is that Judge Georg Ress hasused most effectively and in easy languag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decided in his court in making his arguments.--------EditorKeywords: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11th Protocol,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Court.*Judge at the ECHR, Strasbour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HR after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11th Protocol on1 November 1998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of 3rd November 1950, largely inspired by the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1948,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Europe. It is a result of a long development dating back to the values of the human being in the stoa and Christian philosophy and the writings of humanistic philosophers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y. To a great exte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which produced the catalogue of human rights of the declaration of 1798 parallel to similar declaration in the first constitutions of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are examples of a rational and voluntaristic view of those rights and duties, which human beings should enjoy and observe within a human society. That this idea of rights (and duties), which are born with every human being, is a very old idea and expressed not only the stoa but also in the letters of St. Paul. The rights and duties are enshrined in the hearts of each human being. This idea is the very basis of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which does not exclude that some fundamental rights may change according to time and location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f only the very essence is preserved as a human right.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e. outside of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re recognized as human rights —and some of them with peremptory character-only a very limited number: the prohib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human being as a “person”, the prohibition of piracy,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treatment, the prohibition of genocide and what is call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ur modern co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go far beyond, so that it is till justified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s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1950.In European the Convention of 1950 was the basis for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treaties of Paris and Rome, and they now form an integral part via the recognized principles of Community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Such a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basis of the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of 1950, which preceded the treaties of 1953 and 1957. Integration of states is only possible on the basis of common values.1. The new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introduced a system of protection by aCommission and a non-permanent Court, which exercise their jurisdiction in interstate cases (obligatory competencies of the Commission) and in cases of individual application, but there only on the formal exception of such possibility of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by a submission of the respondent state. So the system of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was until 1998 (11th Protocol) a system of facultatory jurisdiction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Court in the field of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even if by and by most European states accepted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by formal declarations.2. The 11th Protocol has created a new court in 1998, which i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court of a permanent nature. This court is now composed of 41 (in the near future 43) European States including East European States like Ukraine, Russia, Bulgaria, Moldavia, Romania and some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n States like Croatia, Macedonia, Slovenia and Albania. The admiss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Serbia and Montenegro is to be expected and Azerbaïjan and Armenia have already been admitted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It may be well possible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also Belarus will be admitted. The conditions for admission are the acceptanc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which are also criteria underlying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for instance in the procedures relating to the free cre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court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prohib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Each contracting State has its national judge in the Court, who is elected by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n proposal of the State from a list ofthree candidates. The Court decides on cases in committees of three judges (inadmissible cases), chambers and grand chambers for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legal questions, the judgments state when there has been a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r the annexed protocols and the States have to undertake to abide by the final judgment of the Court in any case to which they are parties.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is supervis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judgments. Normally a State has to try to make reparation of the violation (restitutio in integrum) and if this is not possible, the Court shall, if necessary, in a judgment state how to grant just satisfaction to the injured party. So most of the judgments contain a condemnation of the State that has been found guilty to violate the Convention to provide for reparation of pecuniary or non pecuniary damag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ew Court, which has a jurisdiction all over Europe from Vladivostoc to Iceland with nearly 800 million individuals, has resulted in a steady increase of individual applications (inter-sate applications are rather rare; take the case of Cyprus v. Turkey about the treatment of Greek Cypriots in the area occupied by Turkey or the case of Ireland v. UK on the treatment of people in police custody in Northern Ireland). This increase is a question of continuous concern and of a permanent reorganization, if not extension, of personnel of the Court.3. The new elements of this Court are: the obligatory jurisdiction; each ContractingState is now without any limitation (if not expressed in a reservation on the moment of ratification—but these reservations under Art. 57 are limited and controlled as to their legality); this submission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to an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is really a step forward for human civilization. Never in the past have states submitted themselves to such an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because in the past there was the prevailing doctrin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It is not only an expression of the view that human rights are no longer an internal matter of the States but also that States accept rather to be treated in this field on common ground under an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Never in the past an individual could address himself to an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of such wide range competency, and it can only to be compared to the creation of tribunals with compulsory obligatory jurisdiction in the states of Europe after the end of the medieval time, i.e.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in the 15th century. Now we are used to have a right to a tribunal in our different states and to have access to jurisdiction in our civil and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matters, but that is only a development of the last 500 years.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s such an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is not even an obligatory basis esta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in The Hauge. It is therefore a major step forward that with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uch an obligatory jurisdiction has been created in Europe not only for States but also for each human being. The Court has been compared to a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court similar to the highest constitutional courts like th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 in Germany with its possibility of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s.It is a major fact of integration and adjustment, in particular of Easter European States, in the process of future integrat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Court brings about a harmonization of basic requiremen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pplication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rights.4. The Convention speaks in Art. 1 of the “ obligations of the States to respect humanrights”—they shall secure to everybody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defined in the Convention. The States have not only the (negative) duty to refrain from unjustified infringements but also the duty (positive obligation) to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hat everybody can enjoy these human rights. This includes positive measures to provide legislation protecting life, family, private life and so on and is the basis for quite a number of judgments in the field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right to information), of health and in particular in expulsion cases not to expose somebody to the actual risk of being tortured or put to inhuman treatment(Soering case). This obligation also extends to situations of a transfer of competencie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Some new important cases relate to the protection of life (Art. 2) and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treatment (Art. 3). The Court has expressed in the McCann case the opinion that there is a duty of the State to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also during police actions to safeguard life. If there is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 who allegedly have been in the hands of public authorities, like in many cases against Turkey, and the Court cannot establish whether the person has died in police custody, the State is under a positive obligation to mak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s as to the destiny of such persons. In the Salmouni v. France case, a case that was related to serve ill—treatment in a Paris police custody, the Court has newly established the threshold for torture as severe bodily harm, in particular with the aim of extracting confessions. The Court has developed in the Ribisch v. Austria case the rule for the burden of proof that when a person is in the hands of public authorities, for instance in prison, and suffered bodily harm, it is for the State to prove that this bodily harm has had natural causes and was not inflicted by any police offer. The prohibition of slavery and forced labor (Art. 4) does not play a major role, even if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cases where prisoners complained about the low level of paying for their work performed in prison. But since Art. 4 §3a provides that the term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shall include any work required to be don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detention these complaints have obviously been without success. Art. 5 protect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a kind of magna charta libertatum, against unlawful detention and arrest and provides for everybody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understands the reasons for his arrest and of any charge against him; in particular he shall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an obligation that is not yet fulfilled by a number of East European States, which still provide rules that an arrested person is first to be brought before the prosecutor who has the power todecide on his detention. All these legal situations, which date from the former communist times, are considered as being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nother very important provision is Art. 5 §4 according to which everybody who is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by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roceedings by which the lawfulness of his detention shall be decided speedily by a court and his release ordered if the detention is not lawful. If the internal courts function regularly, this provision will play no role but in fact in quite a number of States the very notion of speedily poses quite a number of problems.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according to Art. 6 extends to all civil and criminal procedures, but accord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urt also to proceedings that have a pecuniary interest, even if they are of a public law nature. In the Pellegrin judgment the Court has taken the same criteria as the Court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 Luxembourg according to which the notion of “ public authority” only extend to the exercise of the hard core of public authority. Therefore all other cases involving public officials may com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rt. 6. Tax matters are excluded (still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Ferrazzi judement) the right that everybody is entitled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established by law gives the individual also a right to access to court (Golder case),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a problem in cases involving:-sovereign immunities (Al-Adsani v. UK)-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ite and Kennedy and Beer and Regan)-exclusion by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the so-called Uberleitungsvertrag that Germany has concluded with the three Western powers in 1954/55 in order to regain sovereignty; in this treaty it has considered that no claim or action shall be admissible against persons who shall have acquired or transferred titles to property on the basis of measures whi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 regard toGerman external assets or other property seized for the purpose of reparation or restitution (so-called property seized under the enemy legislation). Germany had to exclude the jurisdiction of German courts for that type of expropriation or confiscation measures after 1945, an exclusion that has been confirmed within the treaty of German unification. The Court in its judgment Prince Hans-Adam von Liechtenstein v. German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uch a restriction to the access to the Court is still a proportional in view of the aim to regain sovereignty.Art.6 is really the hard core of the guarantees of the defense in any courts procedure (hearing, equality of arms, translation into a language the accused understands etc.). It also contains a guarantee against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which has become a burdensome guarantee in relation to quite a number of States including Italy, countries in which the length of normal judicial proceedings is a problem and where the lawyers try to get redress and compensation by the Strasbourg Court. Italy now has tried by the Pinto law to overcome this situation.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recent cases concern the question whether a trial against the former responsible person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Strelel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for the killings by border guards on the wall—they have been tried as co-authors in manslaughter—would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non-retroactivity. They have been sentenced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law of the East German State but they argu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practice that prevailed in that stat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y would have never been tried and put to court. That happened only after unification. The Court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was no violation of the rule nulla crimen sine lege because the law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the criminal actions was really applied. What was not applied was the so-called internal practice , i.e. specific orders given to the border guards by the Politburo of which all the accused were members. These orders wentfar beyond the existing law and also the pro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like the UN Con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the GDR was the party since 1947. The internal practice was not considered as coming under the notion of law in Art. 7 because such a practice had no basis in law and was prefabricated by the accused themselves. So the Court concluded:“That the applicants, who, as leaders of the GDR, had created the appearance of legality emanating from the GDR’s legal system, but then implemented or continued a practice which frequently disregarded the very principle of that system cannot invoke the protection of Art. 7 §1 of the Convention. To reason otherwise would run counter to the object in purpose of that provision, which is to ensure that no one is subjected to arbitrary prosecution, conviction or punishment.”The Court considered also, “that a State practice such as the GDR’s border-policing policy, which flagrantly infringes human rights and above all the right to life, the supreme value in the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of human rights, cannot be covered by the protection of Art.7 §1 of the Convention. That practice, which emptied of its substance the legislation on which it was supposed to be based, and which was imposed on all organs of the GDR, including its judicial bodies, cannot be described as “ law” within the meaning or Art. 7 of the Convention.” ( §§ 87 and 88 of the judgment)The Court also did not see an infringement into the principle of foreseeability of the convictions. The broad devoid between the GDR’s legislation and its practice was to a great extent the work of the applicants themselves. They evidently could not have been ignorant of the GDR’s constitution and legislation or of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the criticisms of its border-policing regime that has been made internationally,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UN Human Rights Covenant. From that Covenant the Court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by installing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automatic fire systems along the border by ordering border guards to “ annihilateborder violators and protect the borders at all costs”, the GDR has set up a border-policing regime that clearly disregarded the need to preserve human life, which was enshrined in the GDR’s Constitution and legislation, and the right to life prot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that regime likewise infringed the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mentioned in Art. 12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Political Rights.The judgment is only bi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but one can easil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goes with all the other Easter-European States that had installed the same border regime.The right to respect for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Art. 8) encompassed an autonomous notion of family which extend to all more or less durable personal relations even without having created a family in the sense of civil marriage. It includes that the right of fathers and mothers for access to their children, even born out of wedlock, and, as it was stressed in the Marckx v. Belgium case, the right to inherit from the respective parent of the mother or the father. The Court has recently established that any measures of public custody of children must b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to reunite the family so that the placing of children into foster families may be restricted (F. and K v. Finland).A recent case concerning the prohibition of the Turkish Islamistic Party of Public Welfare is a good exampl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considerations of Art.9—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Art. 10-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rt.11-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In the past the Court had considered in cases of the Communist and Socialist and Other Parties that this prohibition and prosecution of the party leaders for separatism, because their action and programme of the parties contained positive references to the Kurdish minority and ideas for protecting and preserving their identity. In these cases this prohibition was considered as being not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disproportionatein relation to the aim pursued. In the cas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of Erbakan, who in the recent time had been Prime Minister before his party had been dissolved by decision of the Turkish Constitutional Court, the Strasbourg Court found justification for such a measure in the fact that this party pursued the aim of introducing the Sharia, the Islamic legal code, into Turkey and did not expressly exclude measures of force to remain in power. Therefore, the prohibition by a four to three vote decision of the chamber was considered as justified under Art. 11 § 2.The freedom of press and the freedom of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have played an enormous role. The Court in its jurisprudence has developed a rather liberal attitude to press publications, even if they infringe personal feelings. Take along the Fressoz and Roire v. France case where the Court was confronted with a situation of a publication of tax declarations by a French satirical newspaper (Le canard enchaine), which got hold of this information from an anonymous informant. The French courts considered this publication as a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which also a newspaper had to respect. The Strasbourg Court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ed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the right to “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public authority”), regarded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free pres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and took into account that information itself, i.e. the income of the board members, was not such a secret to the relevant circles and those who wanted to be informed. Therefore the Court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not violation.In the case of Lentia v. Austria the Court considered that a system of a public monopoly of television, which excluded any private access to television and any private license, was against the very no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possibility of requiring the licensing of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or cinema enterprises (Art. 10, section 2of § 1) did only relate to a technical requirement and did not exclude the necessary justification under § 2. For such a limitation (the totalexclusion of private licensing of television), there was no justifi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s a consequenc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European States now have introduced a system of public and private television.5. The Convention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part of the European public order. Thismeans that is has to be interpreted in a broad sense of the freedoms, the limitations rather restrictively and excluding recourse to the will of the parties of the treaty.This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excludes also a recourse to a bilateralisation of the treaty,i.e. the idea that the parties have at any moment to be bilaterally bound by the treaty(see the Loizidou case and Pfunders case).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s necessitates that the States found in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takes all measures of restitutio in integrum, i.e. to annual acts or judgments or change legal provisions (statutes). So the States have changed their legislation in many case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judgments since the judgments do not have an immediate direct effect in the legal order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and the Convention does not have supremacy over national law. Both are element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aw, but not of the law of the Convention. Turkey for instance had changed its constitution after the Incal judgment, which declare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a military judge in normal civil or criminal procedures against private persons may infringe the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court. To have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leader of the PKK movement, Mr Öcalan, introduced in a way,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Turkey has immediately changed its constitution. For the possible infringements of independent or impartiality of judges, see Art.6 and see also the case of Sovtransavto Holding c. Ukarine, in which an order of the Urkrainian Presiden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was invoked to take care of the Ukrainian interests. 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s takes time and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with the help of a rather large human rights directorate prepares very careful resolutions after the report of the respective State onhow this State has executed the judgment. There are some cases where the execution is still pending, in particular the Loisidou case (Cyprus v. Turkey), where Turkey has not yet paid the damage. In other cases, like the case of Stangad v. Greece, the execution of the decision on pecuniar damage had to wait for two years. In the Matthews v. UK case the Court found that Mrs. Matthews in Gibraltar was deprived of her voting right because she could not vote for elec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execution of this judgment (redress of the violation) necessitates a reform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hich is not easy to achieve. But all in all the balance of 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s of the Court is far from being negative. Most of the judgments have rather promptly been executed.II. The subsidiary character of the ECHRSubsidiarity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Europea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One element of this subsidiary character is the necessity to exhaust the domestic remedies (Art. 35). If an applicant does not exhaust domestic remedies, the application is inadmissible. The necessity to exhaust domestic remedies shall give the State the opportunity to redress allege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via its own legal system. One of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of the Court is what domestic remedies have to be exhausted. If there are different domestic remedies, only one branch of domestic remedies have to be exhausted. The State is under the obligation (Art. 13) to organize an effective remedy. Art.13 states that everyone whose rights and freedoms are violated shall have an effective remedy before a national authority. This national authority must not in any case be a tribunal but an effective remedy must nevertheless exist in relation to every right of the Convention. In the Kudla v. Poland case, the Court found recently that a violation of Art.13 may even occur independently from Art.6 if there has been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III.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ECHR The Convention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e. either as ordinary law like in Germany or as a law with a rank between constitution and ordinary law like in Switzerland and France or even as a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like in Austria. The way how the States incorporate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into their domestic legal system is up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States. There is no binding requirement as to the necessary level of incorporation of the Convention. I have always advocated like many other lawyers, the actual President Wildhaber included, that Art. 13 makes it obligatory to incorporate the Convention into the domestic legal system because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invoke a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in the domestic legal system. But Art.13 has been interpreted in a way that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invoke the substance of law itself. That has led to the peculiar situation that not only for a long time the Scandinavian States, in particular Sweden, but also the anglophone States like Britain and Ireland had not incorporated the Convention at all. So reference to the oblig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Convention were only made indirectly in the practice of the British tribunals stating that British tribunals would proceed from the presumption that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would not enact any legal provisions which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 But in case of an obvious conflict the internal legal provisions would prevail. This very situation related to the doctrine of parliamentary supremacy in Britain has already been changed rather dramatically in rel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Law may supersede any act of the British legislator. Whether the same can already be said from the recent Human Rights Act is not yet to answered but the British courts (English and Scottish) have now applied directly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which has precedence over common law principles and therefore mak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urt in many cases so to say directly applicable. The same is。
欧洲的人权保护
欧洲的人权保护人权是世界各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一个发达地区，欧洲一直致力于保护人权。
欧洲的人权保护机构和法律体系以其有效性和先进性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探讨欧洲的人权保护情况，包括其机制与法律，并分析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成就和挑战。
一、欧洲人权保护机构欧洲人权保护的核心机构是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
欧洲理事会是一个政治组织，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民主发展。
其重要性在于，它制定了欧洲人权公约，这是一项保护基本人权的法律文书。
欧洲人权公约确保了诸如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的保护。
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必须遵守公约，并提供有效的救济机制，以确保人权得到保护。
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人权保护的最高司法机构。
作为欧洲理事会的司法机构，它负责审理与欧洲人权公约有关的案件。
个人和组织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侵犯。
法院的判决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并且在保护人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欧洲人权保护法律体系欧洲的人权保护受到多种法律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联盟的法律框架。
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了一系列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护，包括但不限于生命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受教育权等。
成员国必须确保这些权利得到法律保护，并为公民提供救济机制，以防止侵犯人权。
欧洲联盟的法律框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欧洲联盟致力于维护和促进欧洲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欧盟法通过规范成员国的行为，保护人权，并为个人提供司法救济。
欧盟的人权保护重点包括反歧视、难民保护和数据保护等方面。
三、欧洲人权保护的成就和挑战欧洲的人权保护机构和法律体系在保护人权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例如，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其判决使许多国家改革法律和政策，以更好地保护人权。
欧洲理事会的监测机制也确保了成员国履行其人权保护的责任。
尽管如此，欧洲的人权保护仍面临一些挑战。
其中之一是移民和难民问题。
当前欧洲面临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的挑战，这给人权保护带来了压力。
欧洲人权法与人权保护了解欧洲人权法律框架和机制
欧洲人权法与人权保护了解欧洲人权法律框架和机制欧洲人权法与人权保护人权是指个体在社会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人权法则的出现和发展，旨在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
欧洲是一个重视人权保护的地区，在欧洲人权法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框架和机制来保护人权。
本文将介绍欧洲人权法律框架、机制以及其中的主要条约和机构。
一、欧洲人权法律框架欧洲人权法律框架主要由欧洲人权公约、欧洲社会宪章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等构成。
1. 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ECHR）欧洲人权公约于1950年签署，是保护欧洲人权最重要的国际条约。
公约确立了一系列基本人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平审判等。
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ECtHR）是该公约的监督机构，负责处理来自欧洲成员国的人权申诉案件。
2. 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欧洲社会宪章于1961年制定，旨在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宪章规定了劳动权、社会福利、住房权等方面的权利，并设立了欧洲社会宪章委员会来监督成员国的履约情况。
3.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于2000年通过，包含一系列的基本权利，如尊严权、隐私权、平等权等。
尽管宪章主要适用于欧盟法律领域，但欧盟成员国在国内法中也需尊重和保护这些基本权利。
二、欧洲人权保护机制为了有效保护人权，欧洲建立了一系列人权保护机制。
1. 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是最重要的人权保护机构之一。
个人和组织可以向该法院申请，对涉嫌侵犯欧洲人权公约的行为提起诉讼。
法院的裁决具有约束力，成员国必须履行法院的判决。
2. 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是欧洲大陆范围内的主要人权监督机构。
委员会由47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负责推动人权保护和监督成员国的履约情况。
欧洲人权尊严与自由的守护者
欧洲人权尊严与自由的守护者在欧洲，人权、尊严和自由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
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欧洲各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并建立了各种机构和法律框架。
本文将介绍欧洲人权尊严和自由的守护者，即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
欧洲理事会是一个由欧洲国家组成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49年，总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
其目标是促进欧洲的合作、保护和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
欧洲理事会通过制定和推广欧洲人权公约等法律文件，为欧洲国家确保人权提供了重要的框架。
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理事会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
它于1950年签署，旨在保护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公约规定了欧洲人权法院的设立，并确保各成员国在执行公约时遵守其中的规定。
欧洲人权公约包含了一系列的权利，如生命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平等权利等。
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理事会的核心机构，负责解决欧洲国家之间的人权争议。
该法院成立于1959年，总部也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
欧洲人权法院充当了欧洲人权公约的守护者和执行者，在保护和维护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洲人权法院接受来自欧洲国家个人和集体的投诉，并对这些投诉进行调查和裁决。
法院的裁决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被视为对国家政策和实践的指引。
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欧洲各国的人权保护法律和实践。
除了欧洲人权法院，欧洲理事会还设有其他机构和机构来保护人权和促进民主。
其中包括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等。
这些机构致力于监督欧洲国家的人权状况，并提出建议和指导以促进人权和自由的保护。
然而，尽管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为欧洲的人权尊严和自由提供了重要保护，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随着欧洲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一些新的人权问题和争议不断浮出水面。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权尊严和自由的守护者需要不断适应和回应这些挑战，以确保人权的持续保护。
总之，欧洲人权尊严和自由的守护者，即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平等与非歧视原则
《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平等与非歧视原则朱晓青λ平等与非歧视是为国内法和国际法均予以规定的紧密相连的两项原则，并且，这两项原则可能都有其形式的一面和实质性的一面。
前者即，所有人均依据法律享有一致的待遇；后者即，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权利和利益的平等分配。
在形式和实质两方面，不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规定了权利享有者，或称权利受益人间的一些差别。
这里，重要的不是差别本身，关键的也可以说所要掌握的“度”是，什么时候这些差别是适当的，而不是被禁止的歧视。
就《欧洲人权公约》而言，在何为被禁止的歧视方面，它给予了缔约国一个广泛的“评价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以便各缔约国决定在何种情况下，某些差别是适当的。
1但限于篇幅，本文将不单独论及《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国内法关于平等与非歧视原则的规定，而仅从作为欧洲区域人权保护准则的《欧洲人权公约》的层面，对平等与非歧视原则作一分析。
一、《欧洲人权公约》：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的践踏，1945的《联合国宪章》写入了较强的人权条款，同时确定了人权保护的一些原则。
《宪章》序言明确“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宪章》第1条第3款关于联合国宗旨之一的规定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显然，《宪章》的规定确立了作为人权原则的平等与禁止歧视原则。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宣布了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
该《宣言》成为第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
它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较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具体内容，同时明确规定了平等和禁止歧视原则，并扩展了平等与禁止歧视的范围。
《世界人权宣言》在其开篇第1条就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欧洲人权公约问答摘录
欧洲人权公约问答摘录摘要：一、欧洲人权公约简介1.欧洲人权公约的背景与目的2.公约的内容与适用范围二、欧洲人权公约的主要原则1.平等与非歧视原则2.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3.公正审判与正当程序三、欧洲人权公约的监督机制1.欧洲人权委员会2.欧洲人权法院四、我国对欧洲人权公约的态度与实践1.我国签署与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的情况2.我国在欧洲人权法院的诉讼案例3.我国对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与改进正文：欧洲人权公约问答摘录一、欧洲人权公约简介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简称ECHR）是于1950 年11 月4 日在罗马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旨在保护欧洲范围内的人权。
公约自1953 年9 月3 日起生效，目前共有47 个成员国。
欧洲人权公约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要求成员国在国内法中保障公约所规定的基本人权。
2.公约的内容与适用范围欧洲人权公约共分为5 部分，包括54 条。
公约规定了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生命权、人格尊严、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公正审判等。
公约适用于欧洲人权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和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简称ECtHR）的管辖范围内。
二、欧洲人权公约的主要原则1.平等与非歧视原则欧洲人权公约强调人人平等，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
公约要求成员国在国内法中保障平等权利，消除任何基于种族、性别、国籍、语言、宗教、政治观点、社会出身等理由的歧视。
2.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欧洲人权公约保障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成员国应尊重个人有权表达和接受各种观点，有权选择、改变或放弃宗教信仰。
3.公正审判与正当程序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个人在面临刑事指控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包括迅速、公开、陪审团审判等。
同时，公约还要求成员国保障个人在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正当程序权利。
国际法原则宣言
国际法原则宣言
一、美国宪法：
我们美国宪法的精神是建立在承认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的，它是我们国家法律的根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共识和情感的表达，旨在建立一个秩序、恪守道义、具有尊严性质的统治政府。
美国宪法既是法律，也是一首伟大的教义，它不仅保证美国人民的自由权利，也说明我们对公正、宪法政治、少数权利的尊重。
二、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人权法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大力维护欧洲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公约明确了国家权利的范围，并采取必要的法规，以建立一个依赖人性和尊重公民自由的秩序。
它为欧洲公民享有基本自由提供了一定的宪制保障，其中明确规定了无私和公平法律诉讼程序，保护公民免受被迫害，以及控制被关押人士的基本权利。
三、国际法原则宣言：
《国际法原则宣言》（DECLARATIONof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Law）是国际法的重要准则，其目的是推动国际司法互助，推进国际法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弘扬国际道德，提高国际社会信任度。
宣言从国家关系构建角度，提出国际社会保护人权、尊重法治、坚持和平和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以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及合法性等原则。
它认为，国家若要实现安全与繁荣发展，就要以法治作为根本，而国际法原则是强化国际关系的基石。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一、前言本协议旨在确保欧洲地区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和尊重。
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理事会的一个重要法律文件，旨在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本协议的目的是确保所有欧洲国家都遵守这些权利，并为公民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二、权利与自由1. 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
每个人都有享受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无论其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政治观点、财产状况或其他任何地位。
2. 人权的保护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结婚和组建家庭的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教育的自由、工会的自由、个人隐私的保护等。
3. 人权的行使应受到法律的限制，以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他人的权利。
三、禁止歧视1. 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违反人权的行为。
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预防和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残疾、性取向等。
2. 国家应确保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无论其身份或地位如何。
四、公民权利1. 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言论自由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包括自由表达、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权利。
2. 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公正和公开的审判中受到法律的保护。
任何人在面临刑事指控时都有权利被视为无罪，直到被法律机构证明有罪。
3. 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和信仰，并且不受任何干涉或迫害。
五、人权保护机制1. 欧洲人权法院是负责监督本公约实施情况的主要机构。
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向该法院提出申诉，以寻求对其人权侵犯的救济。
2. 欧洲人权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监督各国在人权方面的进展，并提供建议和指导。
3. 各国应建立有效的国内机制，以确保人权得到全面保护和实施。
这些机制应包括独立的人权机构、法律保护和救济机构等。
六、协议的履行与监督1. 各国应尽一切努力履行本协议，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其国内法律与本协议一致。
2. 欧洲理事会将定期审查各国的人权状况，并提供必要的建议和指导。
3. 各国应定期向欧洲理事会提交有关人权保护和实施的报告。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二议定书》、《欧洲人权公约：第九议定书》、《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一议定书》和《关于公民个人参与欧洲人权法院诉讼程序的欧洲协定》（一）《欧洲人权公约》（一九五 0 年十一月四日订于罗马）本公约各签字国政府就是欧洲理事会成员，考虑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考虑到该宣言的目的在于对其中宣布的权利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与遵守；考虑到欧洲理事会的目的就是促进其成员之间更大的团结并考虑到遵循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维护和进一步实现人权与基本自由；重申它们对于各项基本自由的深切信仰，这些基本自由是世界正义和和平的基础，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由各成员所承诺的对基本人权的一种共同谅解和遵守来给予最好的保护。
作为具有共同的思想和具有共同的政治传统、理想、自由与政治遗产的欧洲各国政府，决定采取首要步骤，以便集体实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某些权利；同意议定下列各条：第 1 条缔约国应当给予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一章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
第一章第 2 条1 、任何人的生存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得故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但是，法院依法对他所犯的罪刑定罪并付诸执行的除外。
2 、如果使用武力剥夺生命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当视为与本条的规定相抵触 :（ 1 ）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 2 ）为执行合法逮捕或者是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 3 ）为镇压暴力或者是叛乱而采取的行动。
第 3 条不得对任何人施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非人道的或者是侮辱的待遇或者是惩罚。
第 4 条1 、不得将任何人蓄为奴隶或者是使其受到奴役。
2 、不得使任何人从事强制或者是强迫劳动。
3 、本条的 " 强制或者强迫劳动 " 一词不应当包括：（ 1 ）在根据本公约第 5 条的规定而被拘留的正常程序中以及在有条件地免除上述被拘留期间所必须完成的任何工作；（ 2 ）任何军事性质的劳役或者是如果某些国家承认公民有良心拒绝服兵役的权利的，则以强迫劳役代替义务的兵役；（ 3 ）在紧急情况下或者是如果遇有威胁到社会生活或者安宁的灾祸必须承担的任何劳役；（ 4 ）作为普通公民义务的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者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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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 尊重人权第1条的规定仅是在规范本公约的各个签署国必须要确保本公约所列出的权利与自由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获得充分的保障。
在某些特殊请况下，“管辖”并不仅指缔约国本国领土范围内而言，确保公约所列出的权利与自由能被充分保障的义务尚及于外国领域，缔约国实际控制的外国领土即为其例之一。
第2条- 生命权第2条保障了每个人的生命权。
本条的第一项内容排除了合法执行死刑的状况，另外，在第二项的部分规定，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逮捕嫌疑犯或逃犯、以及镇压暴动或叛乱而“绝对必要”使用武力进而造成生命的剥夺时，并不被认为违反本条之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例外情形在各该国家同时也批准第6号及第13号议定书的情况下，将受到更进一步的限制。
另外，此种权利在和平时期也不能依据本公约第15条而被免除。
直至1995年以前，欧洲人权法院对于生命权并未作出明确的表示，不过在McCann v. United Kingdom一案中，其认为本条第二项的例外状况并非在建构何种情况下允许杀人，而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可能遭致人员伤亡的武力。
另外，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每个成员国在公约第2条规定之下，有下列三个主要的义务：1.避免任何人遭受到非法杀戮之义务2.调查任何原因可疑的死亡之义务3.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手段去避免任何可预见的生命伤亡之义务第3条- 免于酷刑与不人道或侮辱待遇之自由第3条主要在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
且就此权利本身并未有任何例外或限制规定。
本条规定通常除了被用于禁止酷刑之外，亦被用于禁止严重的警察暴力情形以及极为差劲的拘留环境。
欧洲人权法院强调第三条为一种“绝对条款...不论被害者的行为为何。
”该法院同时也解释本条认为，任何成员国皆应被禁止将任何人驱逐或遣返至可能使其遭受到酷刑或不人道或侮辱之待遇或处罚的国家。
最初，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是否构成酷刑采取较为严格的解释，其常常倾向于认为该国是触犯了禁止不人道和污辱待遇的对待。
因此法院认为像是睡眠剥夺、将人置于强烈噪音的环境下或是要求他们将四肢伸长到极限并靠着墙站着一段期间并不会构成酷刑。
事实上，欧洲人权法院只有在1996年时曾经宣告过有国家触犯了禁止酷刑的规定，在该案中，一个被拘留的嫌犯被以手和胳膊被绑在他的背后的姿势吊了起来。
自此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以更开放的认定方式来决定是否某个国家触犯了禁止酷刑的规定，且甚至认为欧洲人权公约是属于一种“活的文件”，过去被认为是不人道或污辱待遇的处置将来有可能被法院认为是属于酷刑。
第4条- 免于强制或强迫劳役之自由第4条规定人民有免于受到奴役或是强迫劳动的权利。
不过在以下情况例外：征兵、替代役、监狱劳动、国家确实受到灾难或紧急情况所要求的劳役、以及“一般性的公民义务”。
第5条- 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权利第5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的权利。
但就“人身自由和安全”本身属于一种不确定法律概念 - 就人身安全而言，目前仍未见到欧洲人权法院对其有任何解释。
而就本条所称的“人身自由”，在某些合法的情况下仍会受到限制，像是对于嫌疑犯或是犯罪者的逮捕，或是为了执行判决而将人监禁。
本条亦规定在人民受到逮捕或任何控诉时，有以其所能了解的语文立即告知被捕理由及被控罪名的权利。
并有权利在合理的时间内透过快速的司法程序决定其被拘留或逮捕的合法性，并应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在审判前释放。
另外，就违反本条规定而受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都应应有权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第6条- 公平审判之权利欧洲人权公约的第6条规定了详尽的公平审判之权利，包含在合理的时间内，接受独立且公正的法庭公开审理、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其他当个人受到刑事控告时所应享有的最低基本权利（有足够的时间及设备可以准备防御的方法、接近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和证人交互诘问的权利、请求免费翻译员协助的权利）。
目前，法院发现违反公约本条最大宗的部分应属民事或刑事程序的诉讼迟延，这违反了本条中“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审判的规定，而这部分的案子多数对象为意大利和法国。
而就本条中“独立且公正的法院”之规定，法院曾经认定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的军事审判有违本条之意旨，土耳其已经于其后通过新的法律废除这些法院，以符合公约本条之意旨。
其他较为重要的违反应属第6条中的“对抗条款”（与证人交互诘问之权利）之违反。
就此，可能会被以第6条提起诉讼的问题通常出在国内法允许使用传闻证据。
第7条- 罪刑法定原则之保障本条禁止任何刑事相关的法律溯及既往。
任何人就其所从事的行为，不论是作为或不作为，若行为时该行为尚非国内法或国际法所规定可以追诉的犯罪行为，则行为人不应因该行为而受到处罚。
同时也禁止判处较行为时法律所规定之刑罚还要更重的刑罚。
第7条将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纳入公约中：无法律即无犯罪与刑罚。
（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
第8条- 隐私权第8条规定每个人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其家庭以及其通讯隐私]]的权利与自由必须受到尊重，若需要对此做出限制，则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所必需”。
本条明确的规定，每个人皆有免于受到非法搜索的权利；另一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就公约中所规定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做出了相当广阔的解释以保护此等权利。
法院认为，在彼此合意的情况下，禁止同性恋行为之法律违反了本条规定，此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见解相比较，其对隐私权采取了相当广阔的解释。
更有进者，本条亦课予了国家“积极义务（Positive obligations）”：尽管传统对于人权的保护通常被解释为禁止国家干涉这些权利，且因此而必须要采取“不作为”的态度（譬如说，基于家庭生活的保护，不能任意的拆散一个家庭），但要能实质的享受此等权利有时必须要课予国家更积极的义务，且必须要有所“作为”（譬如说，使离婚的配偶有接近其小孩的方式）。
第9条- 思想、信仰及宗教自由第9条规定了思想自由、信仰及宗教自由的权利。
其中包含了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信奉、传授、实践以及奉行不同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但这些都必须受到“符合法律规定”以及“为民主社会所需”的限制。
第10条- 言论自由第10条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其仍然必须受到“符合法律规定”和“为民主社会所需”的限制。
而其内容包含了保有己见的自由，接受和传递资讯及想法的自由。
第11条- 集会及结社自由第11条保障了结社和集会自由，包含组成工会的权利，但这些权利都必须要受到“符合法律规定”以及“为民主社会所需”的限制。
第12条- 结婚及组织家庭之权利本条规定，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男女有权成立婚姻关系并且成立家庭。
不过，在许多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将本条的适用范围扩及至同性婚姻。
其认为本条原先预定适用的范围应该仅限于异性婚姻，而不及于同性婚姻。
另外，对于手术后的变性人，其与不同于其新性别的其他人结婚也被认为在12条的禁止范围之内（Goodwin v. United Kingdom; I. v. United Kingdom.）。
尽管在2002年的Rees v. United Kingdom案中，法院表示了与先前不同的看法，但大致上并没有改变第12条的保护范围“限于不同性别间”的婚姻此种见解。
需注意的是，英国的性别承认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现在要求其中一人为变性人的已婚伴侣，在其变性的一方取得性别承认证书（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以前，必须要去注销他们的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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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条- 有效获得国内司法救济之权利第13条规定，在人民于公约中规定拥有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必须要能够获得国家机关的有效救济。
若人民无法有效的获得国内法院之救济，该国将违反公约所规定得此等义务，而人民可以就此对该国提起独立的诉讼。
第14条- 禁止歧视本条的内容主要在规定禁止歧视，而其禁止的范围可谓宽，亦可谓窄。
一方面，本条所保护禁止歧视的对象相当的广泛，本条列举了像是性别、种族、肤色、语文、宗教、政治...等对象，且更重要的是，本条规定并非完全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尚包含了概括式的规定。
但另一方面，本条禁止歧视的范围却仅限于公约中有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主张受本条保护之人，必须要说明其所受到歧视的是属于公约中的哪一种权利。
不过第12号议定书对于此种保护延伸到了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即使是公约中所未保障，而仅为国内法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亦得援引本条做为禁止歧视的依据。
第15条- 公约义务的免除第15条允许缔约国于其处于“战争或其他危及国家存亡的紧急情况”时可以“减免(derogate)”公约所保障之特定权利。
然而，其受到下列要件的限制：1.必须要是危及到该国存亡之公共紧急威胁；2.其采取的程度必须被严格限制在“排除该等紧急状况所必须”；3.且该手段仍然必须要符合该国基于国际法所应遵守的其他义务。
2001年11月，英国政府表示，该国目前正处于一种紧急的状态，且其因此而有必要实施2001年反恐怖活动、罪行和保安法令第四部分，并且在未经控诉的情况下，无限期的将数名恐怖分子嫌疑犯拘留在贝尔马什监狱（Belmarsh Prison），一直到将那些人驱逐出境为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4月，在英国上议院高等法官于2004年12月16日认定英国政府的主张将有违公约的规范之前，英国政府皆如此为之。
霍夫曼法官于判决中更进一步的说道：其他像是爱尔兰于1957年7月到12月期间以及1978年、希腊于1969年、北爱尔兰于1988年、土耳其于1996年时，皆曾经是用过本条款而免除该国履行公约上的义务。
第16条- 对于外国人的限制第16条规定允许成员国可以限制外国人在其国内的政治性活动。
而欧洲人权法院曾经判决指出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并非本条所指之“外国人”。
第17条- 权利滥用公约的第17条规定，任何人皆不能利用其于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去废止或限制公约上的权利。
亦即，任何人或国家都不能借由公约所赋予其的权利或自由去限制或是破坏他人于公约上所保障的另一种权利或自由。
第18条- 权利范围限制第18条则在规定，任何公约所许可对于上述权利或自由的限制，不应该被适用于公约规定以外的任何目的。
譬如说，第5条规定中所规定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被严格限制在逮捕嫌疑犯并将之移送至法庭审理的状况。
借口预审而将之拘留，并做为胁迫的手段，此乃限制了该人之自由，且不能被认为属于第5条所规定的限制目的（将之送至法庭审理），因此而违反了第18条之规定。
公约议定书直至2010年1月，第15号议定书已经开放签署了。
而这些议定书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种类：变更公约中所规定之机关的议定书、以及增加公约所保护之权利范围的议定书。
就前者而言，其必须要经过所有成员国一致性的批准后才会生效开始施行；而后者则无此种要求，而其仅在批准该议定书的成员国中生效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