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王小梅《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 有影响的报纸。
它创刊于1902年，“文 革”开始后不久停刊。
本文所说的《大公 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 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
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 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 刊。
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5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
当时发行量不 足2000^，每月亏损4000多元；次年5月发 行6000份，收支才得平衡。
此后，三巨头 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 1884—1950),字达铨，青 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 林院检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成为金融 界知名人士。
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 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以与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相区别）。
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
他们三位一体，大事 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
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 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 手。
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 为三人讨论结果。
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 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
这 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 则有关。
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 胡、张不同。
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 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大公报》社 长之职。
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 一切关系。
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建议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就 有吴鼎昌。
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 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 公，直至195_8月逝世。
百年《大公报》研究综述
第9卷第7期Vol.9 No.799百年《大公报》研究综述涂嘉瑜 罗新澔（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3）摘 要： 《大公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极具研究价值。
笔者对于百年《大公报》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学者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专题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总结了学术界对《大公报》的研究成果，以期帮助后人更好地了解这份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
关键词： 《大公报》；学术史；社会发展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8）07-0099-01一、《大公报》简介《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刊，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是我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缩影。
自创刊之日起，其就以“反奸官误国，又反帝国主义入侵”的鲜明立场著称，以“文人论证”为主要特征，始终以爱国主义作为自己办报的宗旨。
无论是对新闻出版史，还是对近代社会的研究，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学术文献回顾（一）专著1992年以来，有关《大公报》报史的专著，有周雨的《大公报史》，还有方蒙主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
吴廷俊所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和《新记大公报史事编年》主要研究了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的政治倾向、业务和言论，并纠正了之前对《大公报》研究的一些偏颇，可谓严谨深刻。
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以《大公报》天津版时期作为研究对象。
任桐所著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考察了1927至1937年这一时段《大公报》的言论导向。
侯杰所著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则选取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研究社会文化于《大公报》上体现出来的特征与变化。
王芝琛所著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则详尽地描述了《大公报》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
（二）关于《大公报》的细化研究近年来，报刊史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
除了对《大公报》展现出来的新闻特点和政治态度进行深度分析和综论性研究外，还有分时间、分专题、分领域的细化研究，且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
大公报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实质当然也是这个，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至于意义，它的自由主义精神昭示着媒体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媒体人都应该像大公报一样，公正客观地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告诉世人真相。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
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
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篇目索引
13 日
14 日
论东京御前会议
国家战时军治化
,
15 日 16 日
今后的国家教育 建国与E 国
吴其昌
z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月
7 日 8 日 9 日 10 日 11 日
知彼知己
反侵略运动
新加坡的会操
保护难民的迫切问题 悲愧奋力② 三论川事
中国青年
英美日海军问题
难民伤兵 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
23 日
24 日
特别对英美政府一言
中国与德义③·
勉空军将士
8 日
9 日
10 日
美国声明日本违反两公约
论北线战事
国庆之辞
25 日
沪战形势的说明
11 日
天空轰炸平民问题 一一从国际法上观察天空轰 炸平民之非法 陶描
26 日
27 日
28 日
全国更需要切实团结
勉北战场各军
沪局与国民的觉悟
12 日 13 日
14 日
之志趣>>，载 1926 年 9 月 1 日天津版《大公报衍。 抗战期间， <<大公报》也象当时中国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饱尝了战争 的创痛，"颠沛流离，随倒随迁，随起随建，亘逾八年，. ( <<大公报八年
来的社难)) ，载 1946 年 7 月 7 日上海版《大公报>> ) ，先后发行有天津、上
海、武汉、香港、重庆、桂林等版。本目录索引只选取了《大公报》在
翻检之苦，提供一个参考利用的工具。
1937 年(天津版)
7
1 日
2 日
月
3 日 彻查投机之发展
本报科学奖金征文揭晓②
大公报
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大力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报道 祖国建设伟大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公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 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香港回归后，《大公报》与港人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地 记录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香港繁荣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经 营 模 式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抗战期间， 《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 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 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英敛之强烈反对清政府压制言论的做法，一再发表文字，争取新 闻自由
。 在呼吁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公开痛斥不良报纸，报人和报风，提倡新闻道德 一曰真实，二曰正直，三曰公平
----辛亥革命时期
创刊时的《大公报》为书版式，用国产毛边纸单面印刷，日 出8个小版块。 栏目：除了邸抄，上谕，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等栏目 每天都有外，其他如，附件，录件、译件等栏目不定期出现， 这样使得版面丰富灵活。 大公报屡次改版力图精益求精。就1905年而言，该报就有过 大小两次版面改革。1916年元旦开始，大公报使用白报纸两 面印刷，向现代报刊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真 正 的 新 闻 纸
以多从 论种一 说多开 最样始 为：就 重如十 要言分 ，论重 相、视 当闲评 于评论 今、工 日附作 的件， 论等评 社等论 。，形 其式 中也
代 表 报 纸 风 格 的 评 论
栏 目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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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传媒“乱象"与“把关”》周建青2010《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程正团2010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一年级岑芳园2011200491 我国报刊业历经了一段困难重重的发展之路，它“起源于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①，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纸……而到了如今21世纪，一个媒体狂欢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时代，虽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报纸依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重要性和必要性，仍然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
（据09年中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②）显而易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为报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更多的专业人才，更现代的运作模式，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更广大的受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此刻的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世界的飨宴？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与报纸业在物质方面发展的饕餮大餐相比，精神领域的我们食不果腹，头脑空空。
文化快餐时代，报纸似乎也不可避免感染了某些令人诟病的症状。
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喧嚣浮夸的标题，越来越空洞无物俗不可言的内容，猎奇炫富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风尚，庸俗媚俗低俗化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夸大其词虚构捏造已不足为奇，“白纸黑字”都须得再三思量。
在报纸热衷于铺天盖地报道名人隐私社会晦暗来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心理的时候（“艳照门”事件可谓典型），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索，只知盲目地追逐所谓热点爆点来哗众取宠的时候（如“华南虎照”事件之纷扬），甚至记者丧失职业操守收受金钱沦为企业大亨高位权贵者的发声工具的时候（河北蔚县矿难竟有10余名记者收取封口费）……夸耀现代报业在设备上的先进，销量的惊人数字诸如此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以把自己卖出去为根本目标的报纸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灵魂，而以金钱、地位和名气为职业生存目的的报人也已不再具备存在的真正价值。
大公报
“大公报"，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因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 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 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 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 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 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 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四不”方针
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 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 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 《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 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 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 出版至今。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 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 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实，此报 道为虚假新闻。
早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 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 议者之一， 《大公报》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 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 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 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 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 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 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 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 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 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前主笔 张季鸾 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
基本介绍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 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 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 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 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 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 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 人注意的大型报纸。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大公报》《泰晤士报》辛亥革命报道对比分析
媒介观察130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革命。
二、研究意义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成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报纸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从报纸入手研究这段历史对深刻认识辛亥革命有重要意义。
清末时期报纸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报纸成为文人议论朝政的一大阵地。
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事务格外关注，报纸成为他们在华引导舆论的主要方式。
分析和比较中外媒体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文本，能用更全面的视角去解析这段历史，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
三、《大公报》与《泰晤士报》的概况（一）《大公报》的概况《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的《〈大公报〉序》中，说明了报纸“大公”一名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奠定了《大公报》“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1］的言论立场。
《大公报》一直以来以“敢言”著称，言论激切，成了“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
作为《大公报》主笔的英敛之，曾经是康梁维新改良运动的一分子，一直坚持保皇立宪，从1902年《大公报》创刊一直到1912年都由他主持，《大公报》俨然已经成为英敛之发表政治言论的重要阵地。
（二）《泰晤士报》的概况《泰晤士报》作为英国一份极负盛名的报纸，曾一度是发行量最高的报纸，在国际上影响深远。
大公报
桂林
1941年3月15日 1944年9月12日
唯一现在仅存的《大公报》
香港
《 大 公 报 》 之 文 人 论 政
英敛之时期
●个人生活全盘西化
●对于办报的猜测 1 反对慈禧霸政
2 支持归政于帝
3 批判袁世凯窃政 ●抵制美货
1905年，美国与华谈判，严禁华工去美国， 遭到上海工商总会抵制，并以抵制美货8个月 为要挟。然而，袁世凯强制取缔了一些抗美 报纸，唯《大公报》强硬反对刊登美国广告， 公开与袁世凯为敌。
《 大 公 报 》 之 文 人 论 政
张季鸾时期（胡政之）
1 上海《大公报》曾发表声明，若天津被日本占领，天津 《大公报》将自动停刊，等待国家恢复合法统治。 2 上海《大公报》宁可停刊，也不愿接受日军的新闻检查。 王芸生发表《不投降论》，随即自动停刊。 3 日本攻打九龙，香港《大公报》发表最后社论，铭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随即关闭报社。 4 日军攻陷桂林，《大公报》工作到最后时刻，才 与难民 一起，最后撤入重庆。
●实践的摸索与成熟 《昭文新报》 《汇报》 《新报》 ●报业繁荣的优越坏境
1 政治环境宽松
1873年在汉口创办， 书本式，但由于资金 周转不够，销路不好 1874年在上海创 而停刊。 办，由于害怕被 朝廷查封，两次 “各省商帮”在上海 改名后停刊 合办，怕官府压迫， 与官员合办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摘要：《大公报》的成就与其言论自由息息相关。
其一，公正公立。
按照其创刊时英敛之先生的思想，以“四不方针”为准，《大公报》无畏权贵，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公正公立。
其二，敢言善言。
几代报人兢兢业业，有着“公、诚、忠、勇”的品质，不怕失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对政府予以监督批评帮助，对大众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正文：自《大公报》创刊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光阴。
在这一百年间，数不计数的大小报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大公报》却能在浮浮沉沉中愈行愈远，这与其言论精神息息相关。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一：公正公立。
早在1902年英敛之创刊之际，将此刊以“公”命名即奠定了这百年大报的言论基础。
英敛之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希望《大公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
1926年，新记阶段的《大公报》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指《大公报》完全保持政治独立，不会依附，屈膝于任何一个政党，完全以一个自由公民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卖”指“不以言论做交易”，保持其经济的独立性，不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丧失言论的自主性，这也是“四不方针”的基础；“不私”强调《大公报》的公共性，为大众服务，做“一切人的喉舌”；“不盲”强调要在报道中保持理性与公正，独立思考，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趋冲昏头脑。
在黑暗复杂的年代，在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相继遇害不久，《大公报》提出“四不”承诺，让读者了解到“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可以说是当时民族报业的一抹亮色。
事实证明，《大公报》也的确做到了这样的承诺。
例如当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曾经强迫国统区各类媒体成共产党为“兵匪”，只有《大公报》抗命，坚持称其为“中共”或者“共党”，它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但不承认其为“兵匪”。
虽然不赞成当年苏俄的激进主义，但是《大公报》是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进行实地了解的媒体，向中国大众客观的介绍苏联的建设情况。
大公报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理论界也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为了加强经济理论宣传、提高宣传质量，酝酿将原来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集中刊出，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国务院财贸办的同意。《大公报》对创办《经济评论》如此看重，与毛泽东当时对《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不足的批评有关。毛泽东认为它把理论阵地让给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大公报》
张季鸾的“三骂”：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 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 一骂军阀吴佩孚； • 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 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 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 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 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 1927年，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 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 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 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一、《大公报》的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02——1916）英华（英敛之 ）主持； • 第二阶段（1916——1925）王郅隆时期； • 第三阶段（1926——1949）新近公司接办 • 第四阶段（1949——）新生的《大公报》
第一阶段（1902——1916）英华（英敛之）主持：
• 基本情况：1902年6月17日，英华于天津创办。 • 英华（1886——1826），满族，生于北京，信奉天 主教，与法国神父来往密切，维新运动中追随康有 为，1902年得到法国天主教、法国驻华使馆以及天 主教神父的支持，创办《大公报》，自任社长，总 揽经营和编务，同时还写政论文章。 • 特点： ①政治上，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 ②“大公”，要从大处落笔；③敢言政府黑暗，敢 骂贪官污吏；④同情劳动人民。
?英华18861826满族生于北京信奉天主教与法国神父来往密切维新运动中追随康有为1902年得到法国天主教法国驻华使馆以及天主教神父的支持创办大公报自任社长总揽经营和编务同时还写政论文章
第四节
《大公报》
• 《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 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第一次卓有成效 的尝试，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张极有影响和 初步具备主流媒介色彩的报纸。
《大公报》的成功要素：
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姓疾苦 ， 客观 、 公正 地帮助社会 弱势群体 利益维护 自身权益 ； “ 不盲 ” 以不愿 陷于 盲从 、 盲信 、 盲动 、 盲争 为根 本 ， 不放弃报
纸 的社 会 责 任 ， 发 表深入 、 独 到 的 见 解 和 评论 ， 不 盲 目发 表 意 见 ， 重 视 多 元 化 的 意
【 关键词 】 大公报》 四不方针
《 大公报 》自 １ ９ ０ ２年创刊至今 ， 历经 百余年沧桑 巨变 ，依然活跃在 中国报界 。
１ ９ ２ ６年 ９月 ， 吴鼎 昌 、 胡政 之 、 张 季 鸾 ｊ
的政治性 报纸 旨在宣传其代 表政 党的利 益， 无论是早期 外国传教 士在 中国创办的
蓑 Ｗ Ｏ Ｒ Ｌ Ｄ Ｉ 媒介纵横
试论 《 大公报 》 在近代 中国新 闻史上 的地位
Ｏ张 宁
【 摘
要】 大公报 自创刊以来， 受到海 内外的广泛 关注。 不止 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 所表现 出的爱 国情怀， 更因为它 关注新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闻本质 的专业精神 。 一份 （ （ 大公报 留给 中国近代新 闻事业许 多可借鉴的瑰宝， 受人传颂 。
治， 不关心 国事 ， 而是单纯 地站在公 民的 立场上发表意见 ，还 原事 实的本来 面 目， 没有成见 ，没有 背景 。“ 凡其行为利 于国 者， 吾 人拥护 之 ； 其害 国者 ， 纠 弹之 。 ”从 中立的角度 ，以利于 国人的方式 来言政 治 ，就与商业性报纸有 了根本上的区别 ； “ 不卖 ” 就是 “ 不受一切带有政 治性质之
１ ９ １ ９年 ， 胡政之作为唯一 的中同记者采访
了 巴黎 和会 ， 以 中国人 的视 角 ， 记 录 下 当时
中国外交的无能 。 抗 日战争时期 ， 新记 《 大 公报 》 更是在吴鼎 昌、 胡政之 、 张季鸾的领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名词解释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名词解释大公报是中国著名的报纸之一，早期以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而闻名。
在其发展过程中，大公报也提出了四项重要的不方针，即不言不语、不禁不发、不唤不唱和不报不评。
这四项原则旨在确保报纸在新闻报道中保持中立、客观和公正的态度，以此满足读者对新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需求。
一、不言不语不言不语意味着大公报不对新闻进行有意识的隐瞒或编造。
作为一家资深媒体，大公报始终重视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会故意删除或篡改与事实相悖的信息。
不言不语要求记者们在报导新闻时，遵循查证真相的原则，通过广泛调查和采访，确保提供准确、详实的新闻报道。
这种不言不语的精神使大公报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可信媒体。
二、不禁不发不禁不发是指大公报在报道中不进行主观的批评或评论。
该原则要求作者和记者不将个人观点融入新闻报道中，而是通过事实的陈述让读者自行判断。
大公报注重的是新闻真实性，而不是个体的倾向性。
不禁不发的存在使得大公报成为一个可供读者获取纯粹、中立信息的渠道。
三、不唤不唱不唤不唱意味着大公报不偏袒任何一方，不操弄情绪或渲染气氛。
大公报的目标是传递客观、冷静的新闻报道，而不是刻意利用情感因素来引导读者的观点。
不唤不唱要求对新闻事件持中立立场，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煽动、宣传或偏见。
这种不唤不唱的态度在新闻报道中非常重要，它突出了大公报作为传媒机构公正性和中立性的价值。
四、不报不评不报不评意味着大公报不随意删减或选择性地报道新闻，也不对所报道的事件性质进行主观评判。
这一原则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强调报纸应该对读者负责，提供全面的信息。
大公报在实践中努力保持这一原则，以确保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总之，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在中国媒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传统报纸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准则。
这四个原则体现了大公报始终追求真实、中立和公正的新闻理念。
这些原则不仅指导了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也影响了中国新闻界的发展。
正是这些原则的坚守，使大公报成为了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媒体，树立了其在新闻行业中的良好声誉。
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思想
传媒史话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思想● 黄 莎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报界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荣。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何以说中国报人自有特色？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
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①这是中国新闻界正式提出“文人论政”的说法。
“文人论政”这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报业，尤其是新记《大公报》的特点。
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实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的言论新记《大公报》的言论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不仅承续了英敛之时期的“敢言”传统，而且“能言”、“善言”，言论有新意、有深度、有创见。
先看敢言。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基业未定，张季鸾就发表著名的“三骂”，即三篇批评权势人物的文章：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
诚可谓勇敢泼辣。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新记《大公报》甚为不满，于5月7日发表社评《愿国民清夜自问》，文章强烈谴责上层误国：“夫中国应自问自责之点甚多，要之，可得一个总答案曰：皆少数上层社会之罪。
”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新记《大公报》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之因素。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新记《大公报》在伪政权成立的当天就发表题为《汪贼傀儡登场》的社评，严厉谴责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今天南京的一幕剧，毕竟是我们抗战史上的丑事。
……这深仇重耻，我们还未曾报雪，而汪贼群奸竟在同胞的血尸之上，敌人的刺刀之下，扮演傀儡丑剧，真是丧尽了天良。
”③再看能言、善言。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教授对新记《大公报》的言论风格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归纳起来，该报言论的技巧和艺术，大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积极向政府提出建议，有意识地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结合起来。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共11页word资料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大公报》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1902―1916年为创建期，英敛之在天津创建并经营《大公报》。
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具有安福系军阀背景的王郅隆收购《大公报》，胡政之出任主编。
三、1926―1949年为新记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达到了《大公报》历史上的顶峰。
四、1949年至今为改革重组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纵观《大公报》的历程，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演变。
在版式设计、栏目设置等方面，从传统的论政刊物向成熟的现代报纸转型。
二是大公报人的言论风格，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新记时期，在报纸一步步迈向成熟的同时，《大公报》的言论也从“敢言”走向了“文人论政”，保持了其知识分子的言论本色。
一、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敢言”立场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于天津正式创刊。
它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份极其特殊的报纸，报馆位于天津租界，但又不是一家地方性媒体，其影响力辐射全国，在引领社会舆论上成绩斐然。
当时“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
”这说明清末时期，清廷钳制舆论，特别是京畿重地的社会言论死气沉沉，对报纸更是严格控制。
“但稍能自立，主持正义者，未有不为官界眼钉肉刺，必去之而后快者也。
”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报刊开始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舆论始稍有价值，然官场之忌嫉报纸，亦因此而深，限制不已，加以迫胁，迫胁不已，加以摧残。
”各家报馆“旋开旋闭如昙花者，不知凡几……此硕果仅存者，或岌岌皇皇，或汶汶汩汩，皆不得言语之自由。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公报》能保持言论的独立性，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也和英敛之的办报宗旨及思想理念有关。
首先，英敛之本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性格，对《大公报》的办刊宗旨产生了影响。
大公报ppt
• 《大 公报》 在天 津问 世， 公元 纪年 是 1902 年。
2013-8-18
2013-8-18
百年大公报
饱览世事,历经百 年沧桑 世界上寿命最长的 中文报纸 桀骜不驯汪洋恣肆 渐渐归于平静
办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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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下层社会 主张变法维新 突出新闻特性 编排醒目美观 注重培养人才 力求见解独特 对时政有所批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 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主要 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 香港版出版至今。
4.最佳报纸称号的获得： • 1941年4月,《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 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
•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 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 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5.内部机构的改变：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 事联合办事处，成立社评委员会. 6.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 》社评.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 》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新记大公报
2013-8-18
• 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辉煌时期----新记大公报时期
1.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 大公报时期。
2.其中“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 出名。
3.形成过程：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 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大公报》有关人士 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毛泽东欣然为《大公报 》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大公报
陈占元（1908~2000），1908年10月27日生东玉 广省南海县。1927年留学法国。1934年回国后，曾 在《译文》杂志社、香港《珠江日报》、香港明日 出版社、广西教育研究所等处从事编辑出版及研究 工作。自法国留学归来后，他积极投入到祖国的进 步文化事业中，与巴金、朱光潜等著名作家、学者 合作，做了大量的翻译、写作、编辑出版工作，成 为著名文学翻译家。抗战时期，曾任福建永安改进 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在黎烈文任主编的《现代文艺 丛刊》中有陈占元的《马来西亚的狂人》（长篇翻 译）。他还是香港《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并于 1942年创办广西桂林明日出版社。
在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有一幢二层日式楼房,这曾 是著名的天津大公报馆旧址。1902年6月17日,《大 公报》在天津诞生,创刊后很快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 报纸,在全国和海外颇具影响。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 我觉得更多的是天津这座城市自1860年开埠以来所 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 “大公报”三个字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 育家、翻译家严复所写,《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寿 命最长的一张报纸,从天津走出的《大公报》至今仍 在香港出版,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6年 被联合国推选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 之一。
王芸生(l901一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 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王芸生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郊区，早年家贫， 曾在天津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 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 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 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 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 《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 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1928年，天津<商报>请 他担任总编辑。从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 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之 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 无法分开了。王芸生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 1931年至1932年,写出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 瞩目的焦点，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在当时已成为研究中国近 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 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1935年他 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抗日战争期间， 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任重庆《大 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 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 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
说说北京《大公报》(上)
说说北京《大公报》(上)作者：胡邦定来源：《百年潮》2010年第04期《大公报》是一张老报纸,1902年创刊于天津。
它曾经数易其主。
创办人是天主教徒、满洲正红旗人英敛之。
他思想开明,支持变法维新,敢于议论时政,报纸办得很有生气。
英敛之退隐后,1916年报纸转到天津大粮商王郅隆手里,后来成为皖系军阀的喉舌。
皖系失败后,报纸萎靡不振,不得人心,终于办不下去。
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前夕,《大公报》有沪、津、渝、港四馆。
大陆解放后,港馆独立生存,继续经营。
渝馆不久即改名为《重庆日报》,成为市委机关报。
津馆改名《进步日报》,1953年与沪馆合并为天津《大公报》。
1956年北京新馆建成,全部工作人员(包括工厂)迁京,是为北京《大公报》。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撤销,《大公报》结束了在大陆64年的历史。
新记《大公报》23年是《大公报》的黄金时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当时重庆其他所有报纸发行量的总和,可见其受各方重视的程度。
但是,新记《大公报》在1949年就结束了,在大陆继续下来的是先在天津,后在北京,公私合营性质的《大公报》。
她—直存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前后一共17年。
这也是《大公报》历史的一部分。
鉴于介绍这一时期《大公报》的资料较少,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说说北京《大公报》,我想还是有意义的吧。
毛泽东拍板, 《大公报》合并、迁京、定向北京《大公报》是由沪馆与津馆(解放后改名《进步日报》)合并而成。
为什么要合并?这是有缘由的。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无比崇高。
中共各地的机关报也享有极高声誉。
《大公报》在上海和《进步日报》在天津,都属于综合性报纸,尽管亦步亦趋,向党报学习,终归无法与之竞争。
读者笃信党报,而不信任民营报纸的例子很多,我亲自处理过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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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评价：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
它是一种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
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详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历史：
清末，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办。
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民国，王郅隆接收了《大公报》，之后聘请胡政之担任主笔兼经理，随后他就对《大公报》的版面进行了改革。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1926年—1949年期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
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
《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
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
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
处。
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
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
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
1948年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新中国成立后
《大公报》在中共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
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
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
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最初未作大的调整。
1953年1月1日，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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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20世纪60年代初，《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