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两种品格_周立波_沈从文比较论

２０１０／９・文艺争鸣・地方周立波是当代湖南文学最重要的作家，沈从文是现代湖南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均为文学湘军赢得了巨大声誉，都是“湖南文学界开宗立派的人物”(1)。

湖湘文化造就了周立波、沈从文不朽的文学成就，也生成了他们的创作风格。

在著名“乡土作家”的共同头衔之下，亲近乡邻，不忘故里，广泛运用湖湘土语方言，多维审察现当代湖南的发展变化，成为他们文学创作共同的关注点、着力点。

然而，基于独特的个性禀赋、生活经验、价值追求，加上湖南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征，周立波、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又各具特色，这既反映了湖湘文化的丰富性、包容性，亦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才情、识力。

一宋代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湖南地域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讲经世致用”、“重知行合一”、“尚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湖湘文化。

受此种文化精神的强力推动，“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慷慨情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历史事实，“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环境，湖湘志士喊出了自己的口号，迎应了时代的挑战，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与进程，亦“对湖南作家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以强韧的规范”(2)，奠定了现当代湖南文学“倡导经世致用”、“重视政治使命”、“标举时代精神”的整体基调。

周立波的文学创作直接反映了这种文化精神的熏染。

第一，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激励下，通过吸取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营养、借鉴外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资源，周立波创作了一大批描绘时代生活、反映社会变革的文学作品，发挥了历史“镜子”、时代“号角”式的强大功能：《暴风骤雨》讴歌土地革命，《铁水奔流》描绘工业建设，《山乡巨变》拥护农村合作化，《战地日记》鼓舞战斗激情，俯拾即是。

第二，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引下，周立波塑造了一大群深具湖湘特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形成了联系湘中、湘北地域文化的“清新秀丽”风格。

卜春秀的极富主见、敢爱敢恨，对应湖南人的“刚劲强悍”，“亭面糊”、王菊生、盖满爹等农民形象，邓秀梅、刘雨生等干部形象，盛淑君、盛佳秀等妇女形象，生动惟肖而富有内涵，体现了湖湘地域独特的乡土气质，或者反映了湖湘文化熏染的性格旨趣。

(3)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生动描绘了社会环境、时代主潮，准确摹写了大量人物的心理世界、思想脉动，“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画面之中”(4)，勾勒了一幅乡村生活的全景图画，开启了“茶子花”派的创作先河。

第三，在文艺“工农兵”发展方向的规范下，周立波深入群众，坚持大众本位，落实与强化了文艺的现实功用。

一方面，周立波的“大众本位”文艺观，紧密关联他的家庭背景、政治身份、文学观念等因素。

周立波出身贫寒，对大众的苦难理解颇深；曾经参加左联，投身普罗革命文艺运动，是中共党员，以实际行动为大众谋福祉；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创作，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多次亲赴前线，强调“深入群众，是作家们的第一位的工作”(5)，参加土地改革，举家落户老家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强调“心是需要用心换的”，“观察广”、“挖地方湖湘文化的两种品格——周立波、沈从文比较论刘中望134掘深”、“体味细”，注重“用庄稼人的话，说庄稼人的事”，以此进行文学创作。

另一方面，周立波的“大众本位”文艺观，回应了文艺“工农兵”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巨大。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区别于崇“洋”、尚“古”，周立波的朝“下”负荷着政治革命、社会进步、文化启蒙等多重意蕴，它积极迎应了文艺“工农兵”方向这一时代“共名”，文化激进主义的色彩明显。

其“大众”人物往往是革命战士、阶级群众的标签词，“类”的色彩明显，他们的性格要素可通约为革命性、阶级性、人民性等，带有简单化、绝对化等时代局限。

然而，在《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山那面人家》、《扫盲志异》等大量作品中，缘于对文艺大众本位的坚持，周立波生动描绘了湖湘乡土世界，其浓郁的乡土色彩、一定的民间立场“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定的冲淡和消解”，“对时代政治的囿限有所突破”(6)，亦有正面影响。

紧跟社会主潮，把握时代脉搏，以大众为本位，“铁窗、烽火、风云突变和戎马倥偬、铁水、犁头、机器轰鸣与稻浪起伏，铸就了周立波——一代人民作家的典型代表”(7)，湖湘文化精神强化、聚焦了周立波文学作品的现实功用，彰显了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直接作用。

正基于此，毛泽东高度评价周立波的创作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样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它在促进革命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这是沈从文难以比拟的。

二同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湖湘之子，沈从文亦割断不了湖湘文化对他的直接影响。

通过文学创作，沈从文强调“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8)，批判了城市人的“阉寺性”旨在唤醒汉民族的“雄起”，均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然而，与周立波不同，沈从文这位“中国的大仲马”，重点继承的更是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湘楚文化精神，更多一些原始气息、幻想色彩、神秘格调。

他的作品笼罩着浓厚的神秘氛围，自然人性、原始生命力被格外尊重，彰显了屈原开创的“楚骚”传统，巫鬼文化的影响明显，感伤而浪漫的风格突出，用以反映“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9)。

正基于此，著名学者丁帆认为，沈从文既非写实、也非浪漫作家，他融合了“再现”与“表现”这两种成分。

事实上，在《阿黑小史》、《边城》、《三三》、《萧萧》、《长河》、《神巫之爱》、《雪晴》、《月下小景》、《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等大量作品中，沈从文建构了一个神秘的湘西世界，这是一个充盈性爱欢悦、闪烁“神性”光辉的地方。

以湘西情歌、龙舟竞渡、婚丧嫁娶、木傀儡戏等丰富民俗作伴，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神话式的互渗思维随处可见，原始韵味明显，神秘征兆繁多，悬念层出不穷，巧妙扣人心弦。

沈从文笔下的神秘，是一种以“生命神性”为基础的神秘，旨在弥合生命与生活、人性与神性之间的裂痕，大有深意。

一方面，它直接关联沈从文“楚人后裔”的文化身份，渊远流长。

作为沈从文故乡的湘西凤凰，地属辰沅一带，而“辰沅水系城乡文化，主要是楚文化；而辰沅山系村寨文化则大都属‘诸蛮’文化”(10)，以“神秘”为关键词的巫鬼文化影响很深，“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

沈从文深刻体认到了这种文化身份，他说，“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

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12)，这是湘西最值得珍藏的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它深刻关联沈从文“重构湘西精神”的文学理想，意义重大。

在沈从文的小说世界中，神秘与生命、自然、审美并置，这是湘西最需要开掘的文化资源。

以审美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癫子”的境遇描绘，批判了视自然人性为“癫狂”的功利文化；湘西男性的勇猛豪强、刚正尚武，“反讽”了都市男性的虚伪懦弱、市侩无能，直接指向阴鄙性、阉寺性、庸常性等阴性人格；高扬以合乎人性为内核的神性，“谴责”了现代工具理性带来的社会异化……它们“寄托着沈从文试图用湘西原始魂魄重塑民族品德，用湘西生命形式强化民族生命活力的良苦用心”(13)，思虑深远。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14)，强调“信仰”对“兴趣”的超越，神秘性几乎被沈从文界定为文学的基本属性。

海外研究沈从文的著名学者金介甫，曾把地方作家分为两类，一类“超然”于政治、思想和纲领之外，另一类是卷入社会潮流的区域性“民族主义”作家，他认为沈从文兼而有之。

笔者深以为然。

一方面，沈从文坚持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的自足性、独立性，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商业化倾向，坚持“一个人写作的动力，应当自内而发”(15)，其建构的湘西“乡下人”世界，山青水秀，“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16)，“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135２０１０／９・文艺争鸣・地方水则清明如玉”(17)，民风纯朴，与世无争，“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官接触”(18)，怡然自乐，“超然”性明显。

另一方面，血管中流淌四分之一苗族血脉的沈从文，借助“反现代”的艺术形式，以湘西世界为核心，勾勒了他理想中的民族/人性主体，建构了他希冀的社会生活图景，“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不失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生成方案。

这些主张负荷着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他“乡下人”自称中的“乡下”，多指苗乡、苗乡风俗影响之地，他希望“在历史上能负一点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19)，“重建诗性主体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难路途”(20)，这位宣称“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难以真正“超然”。

这是沈从文的矛盾所在，更是他作品的魅力之源。

三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周立波走的是“尚动”、“向前”的路子，主张紧跟时代主潮，重视发挥文学的现实功用，他的风格表现为清丽现实，其基调有如汹涌浪涛，滚滚前行，“敏于反映时代转折的剧变”。

沈从文的创作相对“主静”、“溯往”，生成了湘西的神秘氛围，用以强调楚人的文化基因，以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1)，纯美浪漫是他的总体风格，其基调好比平静缓流，徐徐走来，“描写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人们生活影响极小的常态”。

前者搏击“时代生活的激流”，后者“撷取生活的细碎浪花与微澜”，共同“反映了湖湘社会生活的主流与边缘、激变与常态的状貌”，表现了社会历史“动态与静态发展的不平衡性，主流与边缘的较大差异性”。

(22)在文学的发展方向上，周立波、沈从文均描绘了大量底层劳动者，强调其正面价值，重点开掘了湖湘民间文化资源，反映了潜在的湖湘文化、语言习得对他们的共同影响，但其所蕴实质却大不相同。

周立波以大众为本位，落实了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文艺“工农兵”方向，享有“革命作家”的光环，体现了文化激进主义的主张，其创作发挥了革命时代“战歌”的作用，它以一种比较舒缓、自然过渡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由“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改造，在他身上，城市文化圈与农村文化圈的冲突并不明显。

沈从文笔下的大众形象，如桔农、行脚人、小店老板娘、吊脚楼里的妓女、流浪士兵等，这些湘西世界中自在自为、淳朴率性、生命力旺盛的下层民众，他们无关于革命、阶级、集体、战争等宏大话语、知识谱系。

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意蕴丰富，它重点批判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虚伪、庸俗、懦弱、势利等，体现了“对古朴拙讷的苗族文化的认同和皈依”(23)，鞭笞了现代都市文明的负面因素，这种“他者”视野体现了沈从文潜意识的创作“自卑”心理，是“缺失性体验”、“补偿性需要”的统一体，在他身上，城市文化圈与农村文化圈的冲突非常明显。